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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十四年（726年）春，王维离开济州，来到洛阳候选。当时韦抗知选事，见王维才学过人，于是辟举他到朝廷任职。在洛阳期间，王维三十岁的那年，妻子因病去世。他对妻子感情很深，之后终生未娶。妻子去世后，王维感觉“一生多少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消”，于是开始学佛。王维的字“摩诘”，便是来源于《维摩诘所说经》。维摩诘又号金粟如来，据说才智超群，享尽人间富贵，又善论佛法，深得佛祖尊重。王维视维摩诘为心中的楷模。
青年时期的王维，有着盛世之人所具备的抱负和热情，对政治还是相当热衷的，他也希望能为国家出力。这从他所创作的许多首关于边塞、游侠的诗歌中便能看出来。或写少年豪迈，或写大将英武，或写征戍之苦，或写凯旋之乐，无不表现出英雄气概和爱国热情。如《陇头吟》：
〖长城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
陇头明月迥临关，陇上行人夜吹笛。
关西老将不胜愁，驻马听之双泪流。
身经大小百余战，麾下偏裨万户侯。
苏武才为典属国，节旄空尽海西头。〗
他的一些边塞诗气势豪迈大气，昂扬奋发，反映了盛唐蓬勃向上、积极进取的气魄，在艺术上造诣都很高。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张九龄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维献诗《上张令公》、《献始公》二首，受到张九龄的赏识，举荐为右拾遗。这期间，他结识了到长安谋求出路的孟浩然。
『注：右拾遗是谏官官名，也就是专门规劝天子改正过失的官。这种官官职不高，却是能够亲近天子的言官。拾遗为唐朝首创，“拾遗”的意思是把皇帝“遗”忘的东西“拾”起来，免得因遗忘而出错。秦汉时已经有谏官的设置，到魏晋南北朝时有较大发展，至唐朝，谏官系统趋于完备。中央朝廷实行三省制，进谏任务由门下省和中书省共同承担。门下省设给事中四名及辅员若干，并设左谏议大夫四名，左散骑常侍四名，主要职责是匡正政治上的得失，以谏诤为任。其中，给事中掌封驳（即复审之意）诏制，权力更重。中书省设右谏议大夫四名，右散骑常侍四名，举凡主德缺违、国家决策，皆得谏正。补阙和拾遗两个新创官职则分置左右，左隶门下省，右隶中书省，负责看管供其他谏官呈递奏折所用的四只匣子。唐朝著名诗人杜甫和元稹（即《西厢记》中张生的原型）均曾经做过拾遗。』
孟浩然以善写山水田园诗著名，在四十岁之前，他一直过着隐士的生活。不过，孟浩然选择当隐士，其实是类似求仙访道的“终南捷径”。那时的人，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通常是走科举考试的道路。此外，还可以通过求仙访道的隐居生活，扩大影响，引起朝廷重视，也可能被召去做官。这就是所谓的“终南捷径”。孟浩然四十岁的时候，已经名满天下，但却始终没有接到朝廷要他出力的诏书，这让他有些坐不住了。于是，他到长安寻找机会。京师文人荟萃，孟浩然出口成章，立即语惊四座。文人竞相与之结交，其中就有张九龄和王维。
王维与孟浩然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有一天，王维邀请孟浩然到内署作客。两人正聊得兴起，玄宗突然到来。如此大好机会，孟浩然竟然慌作一团，匆忙间躲到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屋里的情况不太对劲，便责问王维。得知是孟浩然在此时，玄宗高兴地说：“我听说过此人的诗名而没有见过面，为什么要躲起来呢？”说完叫孟浩然出来。孟浩然拜见了皇帝。玄宗让孟浩然朗诵他得意的诗作。决定前途的关键时刻到了，拜侯封相的希望就在眼前。孟浩然又是兴奋又是紧张。仔细想了想，他选择了寓意深刻的《归终南山》：
〖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
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
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这首诗是以自怨自艾的形式抒发仕途失意的幽思。孟浩然的本意，是表明求仕之心未灭，希望皇帝重用。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入仕做官的美好愿望就在这首诗中断送了。玄宗听到“不才明主弃”那一句时，勃然变色道：“卿不求朕，朕岂弃卿？何不云‘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城！’”（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遂放还，不复见录。
经历此事，孟浩然大受打击，觉得掉了隐士的身价，因而心灰意懒，形骸也开始放浪起来。后来采访使韩朝宗入京，决定带上孟浩然一起去，以便向朝廷推荐。但孟浩然因为与人喝酒，错过了出发的时间。韩朝宗大为生气，独自而去。“浩然亦不悔也”。也许到此时，他总算明白了，写诗和做官是两码事。
不过，张九龄没有忘记这位极有诗才的“孟夫子”。他被免去了丞相职务，贬为荆州长史后，还聘请孟浩然为幕府。幕府相当于从事现在秘书之类的文案工作。
孟浩然后来壮年病故，却是因为吃错东西的缘故。当时盛唐最负盛名的诗人王昌龄来到襄阳，听说孟浩然欲仕而遭黜后，立即前来拜访，有惺惺相惜之意。王昌龄当时被誉为七绝圣手，名满天下。他有名作《出塞》：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意境高远，气势雄浑，格调高昂，被推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有一谚语“活剥王昌龄”（《大唐新语》），专门用来讽刺那些偷窃名士文章的俗人，可见当时王昌龄七绝之盛名。
两位名诗人一见如故。孟浩然不顾大病初愈，与王昌龄浪情宴谑，多吃了些生猛鲜腥之物，竟然因此引发旧病而亡，时年五十二岁。
王昌龄，字少伯。开元十五年（727年），以进士擢第，授秘书监校书郎，历江宁丞。因王昌龄为人不拘小节，故屡见贬斥，后被贬为龙标（今湖南黔阳县）尉。李白闻其遭贬，写过一首《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颇有同病之惜。诗曰：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王昌龄的结局极为悲惨，也是间接死在了安史之乱的兵锋下。至德二年（757年），王昌龄为了避安史之乱的刀兵之祸，弃官回乡，不料被濠州（今安徽凤阳）刺史闾丘晓所杀，年约六十。
史载闾丘晓为人“素愎戾，驭下少恩，好独任己”。闾丘晓杀王昌龄，不知道是因为旧怨，还是因为忌才。这个闾丘晓后来不肯出兵救睢阳张巡，导致睢阳被安禄山叛军攻破，张巡等人壮烈殉城。河南节度使张镐一怒之下，杖杀了闾丘晓。闾丘晓临死前，以家中尚有亲人请求免去一死。张镐冷笑说：“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一·张镐传》）意思是说，你闾丘晓当初杀王昌龄时，怎么没想到王昌龄家中还有亲人呢，闾丘晓这才哑口无言，闭目受死。
重新回到王维的话题。王维受张九龄提拔后，意气风发，正准备大展宏图。这时候，却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不但改变了王维的人生，整个唐朝的政局也因此而改变。监察御史周子谅不满李林甫专权，牛仙客阿私，便上书弹劾牛仙客，结果触怒了玄宗，“令于朝堂决杀之”（《旧唐书·卷九十九·张九龄传》）。张九龄也受到牵连，以“坐引非其人”的罪名被罢相位，左迁为荆州长史。
在中国的历史上，不乏周子谅这样的例子——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往往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这就使得一些人刻意将自己的真实面目隐藏起来，所以“古今中外，只有中国的脸谱多，令外国人叹为观止”。周子谅被杀和张九龄罢相事件对王维的影响相当大，他因为这件事也完全变了一幅脸谱。
王维非常尊重张九龄，对张九龄的风节佩服得五体投地。张九龄为荆州长史后，王维有《寄荆州张丞相》诗：“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目断南飞雁，何由寄一言。”王维为张九龄所提拔，张九龄失势后，李林甫控制了朝政，王维自然受到了冷遇。
建功立业是中国文人们的最大心愿，而忠君报国不过是这个心愿的符合内在伦理观念和外在道德评价的代言形式，当文人们在仕途不能一帆风顺后，便只能在时代的边缘自怜自嗟，而边缘情绪的副产品往往便是诗文。这点在王维身上体现得格外明显，政治上失意后，他的诗歌内容和风格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那类劲挺雄拔的诗句如“叠海遥翻瀚海波，鸣笳乱动天山月”（《燕支行》）等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酬张少府》）这类与世无争的山水诗。
为了躲避现实的政治斗争，王维还开始潜心向佛。他在京师时经常与名僧来往，经常捐赠钱粮给寺庙僧人，日日只“以玄谈为乐”。而他本人也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他在京师的居第，只有茶铛（煮茶器皿）、药臼、经案、绳床，其他一应豪华物事一概没有，与他的名士身份极不匹配。每当退朝之后，则点起香，独自一个人静坐，以诵读经书为事。妻亡后也不再续娶，没有子女，一直是“孤居一室，屏绝尘累”（《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王维传》）。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王维的人生可以说是波澜无惊了。他对国家和人民已经不抱有任何责任感，所以即使李林甫、杨国忠先后掌权，政治斗争你死我活，也没有再波及到他。他的一生，本来可以就此安逸地度过。然而，万事不关心的王维，还是逃脱不了时代动荡的冲击——安史之乱爆发了。
至德元年（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