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凑巧的是，正当安禄山摩拳擦掌之时，曾使安禄山危惧不已的奸相李林甫于天宝十一年（752）十一月死去。志大才疏的杨国忠凭借杨贵妃之力，继任右丞相兼管财赋收支，权倾天下，专横跋扈。公卿以下的官员，都怕他如怕李林甫。至李林甫死后，安禄山的军政实力已十分强大，更加肆无忌惮，不把杨国忠放在眼内。杨国忠没有能力控制安禄山，便只能“屡言禄山有反状”，总对玄宗说：“安禄山威权太盛，必为国患。”可安禄山已然是“恩宠日深”，玄宗相当不以为然。他也知道杨国忠把朝政搞得乱七八糟，只是看在杨贵妃份上，懒得多管了，只想怡然度过晚年。但玄宗表面上依然安抚杨国忠说：“禄山有禄山的权，你也有你的权。你们二人，一个主内，一个管外，互不相犯。再说你们都是我的左膀、右臂，相互间理应精诚合作，共商大事！”
可杨国忠并不死心，一心要对付安禄山。他继任为相后，既无威服安禄山的手段，又无制衡安禄山的气度，唐朝兵权的内轻外重以及政治腐败，已使君臣上下对边境节度使的飞扬跋扈束手无策。杨国忠自己都不会想到，他这样一个赌徒，竟然会成为引导历史走向的重要历史人物。他之后针对安禄山的种种措施，竟然会在关键时刻起了巨大的作用，直接触发了历史上惊天动地的大动乱，导致了大唐国势江河日下。
杨国忠得知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与安禄山不和，便想拉拢哥舒翰来对付安禄山。
哥舒翰与安禄山同为胡人，却一向不和，这起因还要从安思顺说起。安思顺为安禄山族弟，二人少年时关系密切。安思顺为河西节度使，与哥舒翰分别控制河西、陇右两地，经常有纷争。安禄山恨哥舒翰，也是因为安思顺的缘故，动静闹得连天子都知道了。玄宗把安禄山和哥舒翰视为国家栋梁，常常劝他们和解以兄弟相称。
天宝十一年（752年）冬天，安禄山和哥舒翰同时入朝参拜，玄宗想找机会使他们二人修好，因此就命高力士在驸马崔惠童府上的池亭里设宴款待二人。安禄山领悟玄宗的意思，便在席间跟哥舒翰套近乎说：“我的父亲是胡人，母亲是突厥人。您的父亲是突厥人，母亲是胡人。我们二人的血统、族类基本相同，为何不能深交厚爱、共图大业？”哥舒翰当时也看出皇帝的意图，不好不领情，便回答说：“古人曾经说过：山野中的狐狸向着自己的洞窟嚎叫礼拜，是因为它不忘本的原故。老兄如果能够与我亲善，我怎么敢与您不同心呢？”然而，知识浅薄的安禄山并没有理解哥舒翰引经据典的真实含义，反而认为对方是借此讥讽自己是胡族人，极为愤怒，当场发作，对着哥舒翰叫骂道：“你这个突厥杂种竟敢如此无礼！”哥舒翰闻言大怒，站起来就预备回敬安禄山。而此时在一旁作陪的高力士连使眼色，暗示哥舒翰不得肆意妄为。哥舒翰强压心头怒火，佯假酒醉，提前退席。如此一来，二人从此积怨愈深。杨国忠得知此事后，喜出望外，决定利用哥舒翰来压制安禄山。
天宝十二年（753年），趁哥舒翰新近收复九曲部落之机，杨国忠向玄宗保奏哥舒翰兼领河西节度使，并赐封西平郡王爵位。与哥舒翰结援后，杨国忠自以为有恃无恐，屡次在玄宗面前提到“安禄山必反”。此举无异于撩拨安禄山造反。玄宗却不相信，杨国忠就煞有介事地说：“陛下若不信臣言，试遣使征召禄山，看他敢不敢来。”于是玄宗就派使者征召安禄山。
安禄山因提前得到留在京师的耳目的通报，所以一接诏令，便立即进京。这件事使杨国忠在玄宗面前的信誉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从此玄宗更加相信安禄山，对杨国忠所说的“禄山必反”类的话，根本不听。
然而，安禄山在京城逗留期间，杨国忠的敌意已是昭然若揭。安禄山自长安返回范阳后，一进军门就笑对诸将说：“此次入京，如入虎穴。今幸脱险归来，可谓万幸。将士们，你们也升官了！”将士顿时欢声雷动。从这个时候开始，安禄山才开始忧虑不自安，反意渐露。大唐最有权势的将领和大唐宰相之间的对抗无法扭转，一个手握重兵，控制了北方和东北的边镇，一个控制着京师和朝廷，于是，便向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对抗演变。
可笑的是，安禄山族弟安思顺此刻已经看到形势不妙，担心安禄山日后造反连累了自己。此人与安禄山一样，心计甚深。有一次，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立下战功，玄宗任命高仙芝为河西节度使，以代替安思顺。安思顺暗中操作，让一群胡人用刀割掉耳朵划破脸皮的方式请愿，请求留下安思顺。玄宗又下制书，仍让安思顺为河西节度使。（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为了日后不被连坐，安思顺接连上奏朝廷，说安禄山将来必定会反叛的。虽然玄宗当时没有相信，但当安禄山叛乱真的爆发时，因为安思顺有奏在先，玄宗没有连坐他。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安思顺日后还是死在了死对头哥舒翰手中，这将在后面一章中提到。
对于杨国忠进言说“安禄山谋反”，玄宗不为所动。实际上是因为玄宗也知道杨国忠是个草包宰相，所以，他宁可相信安禄山，也不愿意去相信不学无术的杨国忠。为了诓骗安禄山进京，好收集谋反的证据，杨国忠联合吏部侍郎韦见素上奏，提出让安禄山为相，派贾循去镇守范阳，派吕知海去镇守平卢，派杨光翙去镇守河东。
玄宗想到安禄山能入朝为相，朝夕相见，大为兴奋，就立即予以批准。但诏书草就后，玄宗又留中不发，先派宦官辅璆琳去窥探禄山是否愿入朝为相。辅璆琳带着玄宗赐赠禄山的珍奇异宝到范阳去见禄山。禄山事先接到长安密报，早知辅璆琳的来意，于是以厚礼贿赂辅璆琳。辅璆琳回京复旨，大说安禄山赤心为国、三镇防务任重难离之类。玄宗也明白过来，杨国忠此举无非是要对付安禄山，便拂然不悦，对杨、韦二人说：“朕推心置腹地对待禄山，禄山为人诚朴，绝不能反叛。你们这些人就是心胸狭隘，容不得禄山。今后，你们就不用管安禄山的事了，省得忧虑，由朕独自决断。”杨国忠和韦见素只好唯唯而退。
从此以后，杨国忠打定主意，要采取一切极端的手段，逼迫安禄山谋反，以造成既成事实，取信于玄宗。这个不学无术的大唐丞相，为了一己私恨，开始把大唐带向一个更加苦难的深渊。
玄宗想高枕无忧地终其天年，但也觉察出有些不对头的地方，担心会有大乱子，心里没有底，便对高力士说：“我现在老了，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又有什么忧虑的？”高力士明白玄宗话后面的意思，小心地说：“我听说在云南的军队屡遭挫折。而且边将拥兵大盛，一旦有变，陛下如何制之？”玄宗说：“你不要再说了，让我慢慢想一想。”他想的结果也只能是自欺欺人，尽量维持下去。但大势所趋，无论玄宗还是高力士都无法挽回了。盛唐的没落，均田制的破坏，政府财政开支的膨胀，禁军的腐化，外重内轻局面的形成，所有这些都由来已久。
关于安禄山谋反一事，玄宗实在是拿不定主意，他愿意相信安禄山，内心却始终有些忐忑，但这复杂的心意无法向外人表露，便问杨贵妃道：“杨国忠屡次进言禄山欲反，妃子你说，安禄山待我们如此忠诚，会谋反吗？”杨贵妃此时正为最喜爱的白鹦鹉“雪衣女”死了而伤心难过，摇头叹息说：“您看，我哪有心情管这个，别问我了！”玄宗长叹一声，自言自语道：“唉，真闷！”堂堂大唐天子，竟然在“安禄山反与不反”如此重大的事上只说了“真闷”。从此，凡是有再言“安禄山谋反”者，玄宗便命执送于安禄山处，任安禄山处理。
此时，身在范阳的安禄山收到身在长安的长子安庆宗密报，得知杨国忠派人包围了自己在京的住宅，暗中处死自己的门客李超，既恨且惧。唐朝廷再派使者来时，总是以生病为由，不出门迎接。即使相见也是盛陈武备，戒备森严，如临大敌。玄宗曾派给事中裴士淹宣慰河北。裴士淹到范阳后，一直等了20多天，才见到安禄山。裴士淹宣读诏书时，安禄山也不下跪修人臣之礼。
天宝十四年（755年）六月，玄宗以安禄山的长子安庆宗在长安与荣义郡主成婚为由，亲手发诏征召安禄山入京观礼，安禄山称病，拒不入京。
不久，辅璆琳收受安禄山厚贿之事被人揭发，还查出了许多辅璆琳与安禄山来往的信件。玄宗极为震怒，本要将辅璆琳斩首示众，以儆效尤。高力士担心因此激怒安禄山，劝阻了玄宗，于是改以“采办不力”的罪名，赐辅璆琳死于内庭。
此刻，玄宗已经开始坐不住了。种种迹象表明，他一向信任的忠厚憨直的安禄山并非是个忠心耿耿的臣子。思虑了很长时间，玄宗没有采取任何军事上的防范措施，只派中使冯神威带着手谕去安抚安禄山，顺便探听一下情况。
冯神威日夜兼程赶到范阳，不料安禄山事先已得到消息，知道辅璆琳受贿事泄被处死，心中极为恼怒，“及闻诏至，竟不出迎”。冯神威不见安禄山前来接诏，只好直抵他的府邸。安禄山大排兵仗，杀气腾腾。冯神威宣读诏书时，安禄山端坐在床上，毫无敬意，言辞也倨傲无礼。冯神威见势不妙，不敢多说一句。几天之后，冯神威回到京师，向玄宗复旨说：“好险啊，臣险些不能再见到大家了。”便把整个事情经过说了一遍。
事情已经非常清楚，安禄山谋反只是时间的问题了。玄宗却还是将信将疑，他也曾想过要收回安禄山的兵权，但安禄山羽翼已丰，难以制服，唐朝廷已经进入极度危险的不稳定状态。最重要的是，玄宗始终不能想象安禄山会谋反，此时的他，年老体衰，不想再节外生枝，只想安安静静地与杨贵妃度过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