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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经学虽然传播的主要内容都是儒家经典，但精神内涵和治学方法却差别很大。
今文经学讲究微言大义。
这类教材毕竟是大师们口授记录下来的，谁也记不了那么准，那么全，同学们只要“略以其意属读而已”。
同时，今文经学还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引入时下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等理论，宣传君权神授，根据当时社会政治的需要来解释自然现象和人事变迁，很得大汉王朝君臣的欢心，所以被列为官学教材。
古文经学则讲究名物训诂，要求按字义讲经，注重考证，经书上没有的东西不能乱扯。同时，古文经学也反对谶纬灵异。
大汉君臣对古文经学不太感冒，又不便说得太直白，就不让它进官学课堂，只让它作为私学的教材让大家学着玩。
啰唆了半天，大家明白了吧：
刘秀同学入太学，老师是今文经师、中大夫许子威先生；教材是《今文尚书》；学习要求是重在把握精神实质，“略以其意属读而已”，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所以，史家说他“略通大义”“大义略举”，并不是说他“学得不怎么样”“只知道大概”，而是说他很好地把握了《今文尚书》的精神实质！
刘秀同学跟其他同学不一样，他不是枯灯黄卷、皓首穷经的那种，他非常善于把理论与实际、学习与实践结合起来！
这段学习生活让刘秀受益终生，不妨再说几句。
当时细纸还没有发明出来，课本都是用竹简、木牍和帛书写的，又没有钢笔、铅笔，更没有电脑和投影仪，写字是很费劲儿的。恰恰教学方式又是老师口授、学生记录，老师海阔天空地发挥，有时甚至用几万几十万字来解释一句话。如果老师口齿不清或有方言，可就真苦了学生了。
所以，谁当时在太学里学习，需要动脑子是肯定的，同时也是个体力活儿。
有的从小学到老，还弄不懂一经；有的甚至日夜埋头、死记苦读，最后累死在孤灯下。
对于很多人来说，朝中无人，又想做官，只有苦读。虽说书念好了未必都能做官，但毕竟有希望。还有，少数高干子弟为了附庸风雅，也想方设法到太学里读一回。
虽然朝廷多次说要加强素质教育，并且安排删减经书的章句，但收效不大。
可见素质教育的问题最迟在前汉末期就提出了，但两千多年了至今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很值得深思。
我认为关键是政策导向问题，即没有建立起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
各行各业、各个方面的社会评价体系太重要了，它是社会资源配置、社会资料分配的基础和依据。
但是，这种包括人才评价体系在内的社会评价体系又往往不被人们重视，甚至还常常被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搞混乱。
前者是人们认识水平问题，后者则是阴谋家要浑水摸鱼。
比如太学生，武帝时只要考试通过就能做官，通过经学的科目越多被授予的官职就越高。刘秀上太学时虽然大家毕业后不一定都有官做，但要做官必须考得好。
这样，当考得怎么样成为对学生的主要评价标准时，哪个学生（还有他们的家长）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应付考试上？
无独有偶，做官也是这样：主要凭关系，大家就都去削尖脑袋找关系；主要凭学历，大家就一窝蜂去搞学历；主要看政绩，大家就想方设法搞看得见的政绩。
总之，人才评价体系一头牵着素质教育，一头牵着用人机制，重要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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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汉后期的太学生并不都是埋头书卷的人。
大家来自五湖四海，都为了一个做官的共同目的走到一起来了，所以，政界特别是朝廷有点风吹草动，大家都很关心。
老师们都是今文经师，又身兼重要职务，在阐述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时，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
当然，朝廷也十分重视太学，舍得投入，迅速扩建校舍；重视师资配备，皇帝亲自制定标准选择老师，不断提高工资待遇，发给服装，还经常赏赐酒肉；朝廷还注意按照自己的需要选用教材，甚至皇帝（宣帝）亲自出面召集会议审定全国统一的教科书。
完全可以说，由一国最高当局正式审定全国统一的教科书的做法，出现在前汉宣帝时期，这在世界教育史上是最早的和极为罕见的。
这样一来，太学的现实政治气氛与学术气氛一样浓郁。
太学生们一面读书学习，一面睁大眼睛盯住官场的动静。
早在十几年前的一天，哀帝的丞相孔光与司隶校尉鲍宣发生点小矛盾。
大家知道，孔光不仅位极人臣，他还是王莽的心腹。
鲍宣的职责是监察中直机关的中层以下干部、京师地区干部，及所有干部在京师违法乱纪的行为，级别比孔差了好多级，但他是当时的名儒，为人耿直，疾恶如仇，敢于实话实说。
比如他与孔发生冲突前不久，就公开揭露外戚把握朝政，大搞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一些无能无耻的家伙爬上重要岗位，且步步高升，充塞朝廷，而一些德才兼备的人报国无门，没有出路。
这当然很不对王莽的胃口。
对于鲍宣这样德才兼备，说真话做实事，但不善于溜须拍马的好干部，王莽早就想找机会扁他了。
有一次，鲍宣阻止孔光违反交通规则，这其实是鲍宣在正常履行职责。但很快，鲍宣被指侮辱丞相，下狱治成死罪。
王莽和孔光打算趁此机会把他灭掉。王莽要灭谁，无论朝廷重臣，还是骨肉至亲，都难逃一劫。
但这次，太学生们不干了，因为鲍宣是他们心目中的偶像，也是他们的代言人。于是大家集体上访请愿，营救老鲍。
一千多名太学生在王咸同学的带领下，一直上访到皇帝那儿。反正都在京城，从太学到皇帝办公的地方，抬脚就到。
哀帝对王氏外戚不太感冒，而王莽正韬光养晦，毁人也不想老是弄在表面上，更不想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
结果，老鲍被免予死罪，改为髡钳，就是用铁圈束着脖子，给头剃个秃瓢。这种刑罚不要命，重在侮辱人。
太学生们获得小胜。这是我国历史上大学生干预政治的最早记录。
积极问政，是前汉末期太学生的传统。刘秀出身于太学，得益于此，以后登基了他也非常重视太学建设。
此时，刘秀同学就表现出他的聪颖、勤奋和过人的政治见识。在这儿学习期间，他广泛结识了在京城工作的南阳籍人士，同时，对南阳一带来京城办事的老乡他也经常接触。当然，作为皇室后裔，他同样重视亲戚交往。
在此期间，跟他走得近的一些亲戚、朋友、同学，渐渐成了他的铁哥们儿。后来，他们在刘秀君临天下之途上发挥了极其重要，而又不可替代的作用。
比如，与刘秀几乎同时在太学求学的他的堂兄刘嘉、表兄来歙，还有小老乡邓禹等等。每当有重要的官场变故、重大政策出台，刘秀总是最先知道，回到宿舍讲解给同学们听。
大家知道，在大学宿舍里，无论是“坐谈会”还是“卧谈会”，同学们谈论的话题是包罗万象的。而如果哪位同学掌握了某方面的话语权，他一定是这方面的发烧友。很显然，刘秀同学是政治发烧友，他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洞察力是同学们认可的。
大家别以为他仅仅是个青年农民！
刘秀不光是个称职的庄稼把式，勤奋的大学生，在经商上也很擅长。此前在老家种地时，他就经常把多余的粮食拿出去换几个零钱。那时候他才十几岁。
现在，上太学了，他本来家里就不富裕，又是个食宿自理的特别生，难免手头吃紧，必须勤工助学。
太学生中的正式生，是由太常选拔的高干子弟，有名额限制，可以享受官俸。
而刘秀属于地方选送的“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特别生，不受名额限制，费用自理。同样是在一起上学的太学生，差距就是这么大。从地方来的特别生，有不少家境比较贫寒的，必须自己想办法解决学费和生活费。
比如倪宽同学，就靠给人家做饭维持生计。
翟方进同学家里也不宽裕，老妈只好跟着到京城来，靠织布、做鞋卖了赚几个钱，供他读书。
刘秀同学想自食其力，搞起了三产：与同宿舍的韩子同学合资买了一头驴，租给别人跑运输，收几个租金。
我们说刘秀了不起，绝不仅仅因为他建立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这样的开国之君历史上有好几个呢。
他能伸能屈，有着极强的生存能力。当农民，他把庄稼种得比别人好，经常手有余粮。进城市，他会经商，不耽误读书，还能培养自己的政治爱好。
无论在哪里，自己饿不着，还能干自己喜欢的事儿。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他都能很好地认识环境、适应环境，千方百计求得生存、谋取发展。
这其实是一种很了不起的素质，一种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能顽强生存的素质。刘秀之所以能起身于社会的最底层，历尽坎坷终成大事，靠的就是这种素质。
以后大家会不断发现，这种素质帮助刘秀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人生目标，使他无论在做人还是做事，无论在治国还是治家上，都达到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当时，南阳人来太学学习的并非刘秀一个人。比如邓禹、朱祐等同学，他们在以后的岁月中紧紧追随刘秀，为后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之功，被刘秀封侯拜将。
广交朋友，积累人脉，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使刘秀很快锻炼成处理人际关系的行家里手。这个时候的刘秀，聪明、勤奋、活跃、有胆识，既善于经营管理，又颇有政治头脑。他二十多岁，这个年龄不算大，但也不算小了。
很多小伙子到了这个年龄，早已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了。刘秀也是很有自己的想法的！
当官就当执金吾，娶妻就娶阴丽华！
有一天，刘秀与同学一道上街，正赶上执金吾出巡。
执金吾是负责京城治安的武官，相当于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