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本事的皇帝- 第140部分

在刘秀心目中，最得自己治军理政真传的，是征西大将军冯异。

冯异领命进军关中之后，他率领这支威武之师、仁义之师步步深入，供给曾经一度断档，但他依然严格约束部队，无论发生什么状况，都绝不允许滋扰老百姓！

当时天下饥荒，关中尤甚，大家都饿得易子而食或者对啃。粮价飞涨，达到一斤黄金才能换来黄豆五升，还常常有价无市。

这个价格水平，有可能是史上最高的了！

这时，冯异大军又赶上道路不通，给养输送中断，形势万分危急。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冯异也要求将士以树皮、果实为食，绝不能向老百姓伸手。

总的来说，刘秀麾下的武装集团是刚柔相济的，武可以攻城拔寨，纵横疆场，文可以安定地方，爱惜百姓，他本人满意，老百姓也是拥护的。

第三，加强供应，构筑一个综合性、全方位、坚实的保障系统。

这个军事保障系统，包含了政治的、人事的、舆论的、社会的方方面面，前面陆陆续续地说了一些，现在重点说说给养。

应该说，刘秀的青少年时代，特别是在29岁起兵之前，他基本上是衣食无忧的。即便他的老爸去世、叔叔离职、外公辞世，家里的经济状况明显受到影响，但也没有闹过饥荒。

他上太学时出租牲口可以搞点收入，回乡种地旱涝保收，贩卖粮食效益可观，经常家里有余粮，兜里有零钱，不为吃饭穿衣发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按照一般的标准，这是一种小康生活。

刘秀真正体会到衣食、给养的极端重要性，是在他起兵以后。

打仗就是打后勤，打给养。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举凡上过战场的人，对此都会有切肤之感。

扯旗造反，刘秀真的想干事才知道钱紧。

骑牛打仗，刘秀才觉得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是多么辛苦！

在河北那些无比艰辛的岁月，他带着少数徒弟、粉丝，左冲右突，武攻武卫，无时无处不感到自己手头太紧。

为了吃饭睡觉，他带着大家讨过饭，也到宾馆揩过油。当然了，实在没办法，他们就只有饿着冻着。

在逃命的过程中，大家沐风栉雨，穿着破旧的湿衣裳，饿着肚子，狼狈至极。

冯异搞来的豆粥、麦饭之所以让他终身难忘，是因为他当时已经走投无路而痛入骨髓！

在讨伐王郎的时候，为了招兵买马，甚至有人给他出主意，说是可以采取允许打仗时随便抢掠老百姓的办法，作为将士们的薪酬和奖励，这遭到他的果断拒绝，但也反映了他的后勤供给的窘状。

举行登基大典时，刘秀连起码的条件都没有，在河边上堆起来一堆土用来站人，烧一堆柴火用来祭天，算是把大事儿办了。

不能解决衣食住行，没有人会长期跟着你干，老百姓也不会拥护你！刘秀的体会越来越深刻。

在别人身上，刘秀也看到很多反例。

王莽就是一个黑色幽默。

起初，在镇压各地风起云涌的起义时，他是不惜血本的，反正钱财是公家的，是民脂民膏。

昆阳血战时，他派出的部队达数十万之众，投入的军需物资数量庞大，车马运输起来蜿蜒绵延数十上百公里不绝。

待刘秀大胜，缴获的军需物资竟然既搬不完也烧不完！

要是供给不方便，王莽也有自己的办法：抢老百姓的。

史上从来没有一个靠抢老百姓能够老打胜仗的部队，更没有一个靠抢老百姓能够维持生存的政权。

王莽的这种流氓政治很快造成一种局面：外患未除，边境打成一锅粥；内乱又起，各地纷纷竖义旗。

在万人喊打、国家机器崩溃、眼看自己的王朝就要玩完的时候，王莽觉得再掏钱找人打仗就要动自己的腰包了，心里一万个舍不得，每掏出一个子儿都剜心般地难受。

在保脑袋还是保钱袋子之间犹豫了一阵子，王莽错失了不少战机。

当他硬着头皮召集几个敢死的汉子来帮助自己作最后的顽抗时，竟然连茶钱也不想给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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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不是万能的，但没有供给万事不成。

一分钱能够难倒英雄汉，刘秀有切肤之感。

自从来河北单干，刘秀在不断壮大队伍扩大地盘的同时，就非常注重恢复重建地方政权，建立并且不断完善税收制度。

每拿下一个地方，他都以老百姓的支持拥护为群众基础，以地方政府为依托和平台，以税赋体系为操作工具，建立起庞大而且坚实的后勤供应机制。

无论要拿下的地方多么重要，无论要扁倒的敌人多么讨厌，无论接下来的战斗多么严酷，刘秀都要严肃而严格地交代自己的徒弟和粉丝们，一定要在砍人的同时打好组合拳，无论发生什么事都绝不能骚扰老百姓，要打下一方就稳定一方发展一方，建设好政权和税赋体系。

所以，当别人靠骗和抢出来混的时候，刘秀让人耳目一新，扁倒了很多对手，还深受老百姓拥戴。

集中兵权，独掌刀柄——刀只有放在自己手里才安心

跟其他措施比起来，刘秀的这招就更加直接，更加露骨了。

他是马上君主，天下主要是从马上得来的，对军队重要性的体会极其深刻：对一哥来说，这是一把双刃剑，可以用来威震群雄，安定天下，但把握不好也会刺伤自己。当然，要是别人，甚至不少人都有这样的剑，那就更危险了！

把别人的剑给废了，只保留自己手中的这把，好好地把玩，才是最安全的选项。

所以，刘秀登基称了一哥才几年，天下刚刚初步坐稳，他就迫不及待地要动手了：撤除地方军队和军权，保留和加强中央军队建设，指挥调度权统归帝国一哥，也就是他自己。

史称刘秀的这个行为为“罢郡国兵”。

刘秀是打着承继西汉、复兴汉室的旗号征服天下的，加之时间仓促，他建立的新的帝国基本上沿袭了西汉的政权架构，包括军事体制。

简单地说，这个时期的军事制度有三个特点，即中央集权，分级管理，容易忽悠。

所谓“中央集权”，就是全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归属中央，皇帝是军队的最高统帅，是全国军队的法人代表和首席执行官。

当然，皇帝太忙，手下还设有最高军事长官协助工作，秦称国尉，汉称太尉、大司马，其实是皇帝的军事幕僚。

军队为利器，无论军队多么强大，或者多么懦弱，只有皇帝才有调动它的权力。举凡调动五十人以上的官兵，都必须皇帝亲自下令，并且要有严格而明确的书面字据和玺、符、节等作为凭证。

对于军队的重大活动，皇帝也介入得很多，很具体。不少重要的战役他都要亲自参加，亲临前线。

大概除了军事，没有哪项工作皇帝参与这么多：重要干部亲自任免，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要活动亲自参加。

有意思的是，能不能对军事工作参与这么多，还是帝国稳定与否，皇帝是否成其为皇帝的一个条件和标志！

所谓“分级管理”，情况就复杂了。

帝国的武装力量主要分为中央部队和地方部队，管理上也就分为中央（朝廷）、郡国、县这三个层级。

秦时的中央部队是围绕着首都——重点是皇帝的安全——来建设和布防的，大体分为皇帝警卫部队和首都卫戍部队。其中，前者又分为由郎中令率领的全部由军官组成的贴身侍卫，和由卫尉率领的保卫皇宫内外的亲军。后者，则由中尉统帅，驻扎在京城以及周边的战略要点，负责京城的安全以及重要目标的守卫，同时担负国家战略机动部队的任务，看哪些该扁的目标随时去扁。

西汉和东汉早期的中央部队主体是皇帝的禁卫军。

西汉时中央部队有两支，一支屯驻在京城长安南边，司令部设在未央宫，俗称“南军”，担任宫廷内外的警卫和皇帝的扈从；另一支驻扎在长安城北，负责长安以及周边地区的防务。这两支中央部队互不隶属，但在执行任务时互相配合，人数很多，素质较高，装备精良，来源可靠，又占据京城等战略要地，在稳定形势中发挥着巨大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刘秀定都洛阳后，在中央部队建设上一开始沿袭西汉的南北军旧制，不久就作了重大的改革。

这样，这个时期的中央部队无论怎么称呼，都是人数不断扩大，职能不断细分，大家既互相配合，也互相牵制，共同听命于帝国一哥。

而这个时期的地方部队，则更加复杂和微妙了。

地方部队分布在郡、诸侯国、县，其指挥者在郡是太守、都尉，在诸侯国是国相、中尉，在县是县令长、县尉。

这些地方部队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地方治安，同时坚持日常训练，为中央部队提供兵源，在朝廷大规模用兵时听从统一调遣。

不过，上述地方大员甚至诸侯王都不能随意动用部队，要想用兵必须得到皇帝的许可，以书面授权和符节印信为凭。

在一些边境地区，地方首长的军事指挥权稍微大一些。

问题的复杂在于，上面说的是正常状态，国家处在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的时期，整个国家机器在有序运转，一旦出现不正常的情况，部队的管理和使用就变得极其复杂，极其微妙，也极其麻烦。

换句话说，军队就像一把利刃，平时装在刀鞘里或者正常使用，无论用来砍人还是切菜都是没有问题的，而它一旦被不正常使用，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就像上面说的，乍看是中央集权，权归一哥，其实相关的制度极其刻板，刻板到落实起来用兵必需而且只要一个虎符即可；乍看是分级管理，职责明确，其实利刃分别掌握在朝廷和各地封疆大吏手里，利刃多了，想不伤人也是不容易的。

在这样的军事制度下，谁想玩点猫腻，耍点手段，是比较简单的，亦即“容易忽悠”。

比如，西汉高祖刘邦的夫人、著名的吕雉死后，她的娘家人为了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