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但答应他们会回房间叫东西吃。
我继续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将近10点，杨瑞永医生去医院看过后到饭店来了。杨医生相较于张主任，不是个自信满满的人，但看他的气质跟谈吐，是一个温和、保守、敦厚的人。在那个无助的时候，在那个不熟悉的环境，光听到他的口音就觉得熟悉与亲切一些。他很肯定张主任，简单地跟我们解释一下海峡两岸关于治疗烧烫伤医学的不同（譬如海峡两岸急救方法完全不同，大陆禁止家属探视，怕病人情绪波动；台湾却欢迎家属探视，可以鼓励病人），也简单地说明了一下她的伤势。杨医生还告诉我们，她的意识很清楚，她知道我们都来了，但她很痛，所以没有力气多说话。
大家讨论了很久，华研董事长也加入进来，讨论包括搬动风险、感染风险、烧烫伤治疗过程等等。任爸倾向于留在上海，理由还是一动不如一静；杨医生说留下也可以，任爸、华研一群人马上讨论留在上海的后续支持；但杨医生话锋一转，这样的情形，搬动她也不是不行。好像结论是留在瑞金也可以，送回“长庚”也可以。我听着这些讨论，觉得非常熟悉！医生跟律师一样，只善于尽专业分析职责，要不要医治或要不要告，是由病人、家属或当事人决定的。有了决定后，医生或律师会善尽专业操刀职责，把病人、家属或当事人的决定，贯彻落实下去。所以，目前为止，等于没有决定。
杨瑞永医生就在我面前，可是我心里还是很急，总觉得不大对，没有找到留下或送回的坚强理由。我发现，若问“您觉得呢”是问不出答案的，我必须把问题细致化具体化，让医生答“是”或者“否”。我压着头痛，闭上眼睛，心里跟自己喊话：要冷静，把目前所有我听到的烧伤信息再想一遍，我试着在脑海中画一个“留在上海VS送回台湾的优劣对照表”，犹如媒体最喜欢用来评比两个人条件胜、败的那种表格。这个时候，顾不得礼数与客套。这个时候，只有家属有权决定，我一心急就忘了我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家属。
我问杨医生：“我的第一个问题，现在是急救、清创阶段，张主任提过清创的黄金72小时，张主任能安排10月26日周二清创，已经过了三天，会不会太晚？”杨医生说：“只要病人稳定，其实不会，如果是我排刀的情形，现在是周末，医院人手可能不足，排下周二差不多。”
我问：“如果不考虑客观因素，是不是越快越好？”杨医生说：“那当然！”我问：“假设现在她在台湾，如果‘长庚’安排，可以多快？”杨医生想了想，说：“周一应该可以。”
我问：“第二个问题，这个疗程包括急救、清创、植皮、复健、美容，有一天是终究是要回台湾的，起码复健与美容要在台湾的，问题在于哪一个时点回去？对‘长庚’来说，越早接手对整个疗程会越好吗？”杨医生说：“当然！有助于我们整体掌握！”
我问：“第三，我听张主任形容她的隔离病房，跟我的想象不大一样，如果下周二在这里清创，清创后两三天她很虚弱，应该不能搬动。假设，可能最快能搬动的时间是下周六，她起码要在这里待8天。我相信‘长庚’有个人的隔离病房，对她的感染风险是不是可以降低？”杨医生说：“是！”
我问：“第四，如果我们有飞机，您可以陪她一起飞吗？这样可以降低搬动风险吗？”杨医生说：“啊？有飞机吗？如果有，我可以一起飞。”阿嬷从椅子上跳起来说：“有飞机！有飞机！SOS专机护士在楼下待命！”我心里觉得答案出来了，为了尽快清创，为了医疗一体性，为了降低感染风险……搬运风险也可因杨医生的随行而降低，我转头看着任爸及华研总经理，提议说：“我们带她回家吧！”
每个人瞬间都跳起来，一阵手忙脚乱，联络SOS专机护士上来加入讨论、收集证件、沙盘推演、分配工作，SOS护士跟杨医生说明医疗专机的医疗器材。不过，虽然心里七上八下，但是我们稍微松了一口气。杨医生明早会再去医院，也再跟张主任讨论一下。阿嬷叫我快回去睡觉，她说我是很重要的力量，不能垮，她说我看起来快比任爸还老了。我回房后还是不放心，又追着阿嬷叮咛她，一定要提醒杨医生，如果根据明天早上的状况，杨医生的专业判断是留下较好，那就还是留下吧，不要被我们这些外行影响。
这个晚上，虽然半梦半醒，但我心里比较踏实。
Chapter 2 返台就医
改来改去，改来改去，最后，我们决定带她回台湾了。10月24日晚上终于见到她了，我差点认不出她。第一次近距离了解烧烫伤的治疗，每天都是担心、难过、紧张与不知所措。
Day3 2010。10。24（日）
我起床接到任爸电话，瑞金医院被媒体围起来了，任爸去医院面对记者，同时掩护杨医生进瑞金医院和张主任讨论，要我在饭店等消息。大约11点，华研告诉我决定送她回台湾，大约傍晚的飞机，要我继续等。中午左右，我发短信给小郭与小王，应该不用麻烦他们张罗飞机了。
下午，我什么事也没做，就是等、等、等。还是有很多电话、短信进来，我回了几个。有一封Ella的短信又让我哭了。有一通电话是杜哥（化妆师杜国章）打来的，我知道他跟她的关系很紧密，我接了。杜哥很关心到底是不是如媒体讲的那么严重，记得当时我不知道要如何跟他描述，我跟他说：“以后你真的会很辛苦，化妆不只是要画脸，将来要化的面积可大了。”他电话中一呆，我想，两个月后他来“长庚”探视她，才会懂我那时在说什么。
傍晚，华研同仁叫我待命，任爸会跟华研总经理在饭店召开记者会引开媒体，同时SOS及杨医生会去瑞金医院护送她到机场，我则搭另一部车到机场会合。其实，台湾媒体很快就上了“调虎离山”的新闻快报。当时，我还不大懂，救人都来不及了，有必要花这么多力气应付媒体吗？大约5小时后，我才懂任爸与华研的用心良苦。
在去往机场的路上，陪同我的是小瑜、Selina的另一个贴身助理以及载她来回片场与饭店的师傅。一路上，大家话不多，一直到快到机场，才聊了一下。原来，他们三个就是她在上海5天接触最多的人，也是现场目击者。我谢谢他们，他们安慰了我一下，也叙述了一下事发前后、急救送医的过程。原来，他们三人就是陪她送医的人，她就是坐这部车送医的，她就坐在我坐的位子上！当然，这个座位洗过了。
我又开始想，要送回台湾了，这样的决定真的正确吗？如是错误的决定，后果可能无法弥补。我一直回想这两天的过程，回想每一个接收到的信息，回想我听到的每一句话，回想每一个告诉我信息的人的可信度，回想每一个环节与判断。我不确定是要再思考一次，还是要试着说服自己我们没有做错决定，或者，我只是要确定我自己尽力了。不过，当下送回台湾已成定局，除非有什么变量发生，不然没有办法不送了。
我们走去停机坪，在飞机的前面等，准备走楼梯上飞机；同时，救护车也来了，停在飞机的后面。她的病床从救护车上慢慢地送出来，是那种机械式的升降病床，放到地上，护士推到飞机旁边，再用一种机械装置，把病床慢慢地升上去，进入机尾。这个过程中，阿嬷站在旁边，大喊：“Nana！放心！阿嬷在旁边，我们都在旁边！”我站得很远，总觉得很多工作人员拿着相机晃啊晃的，不知道是不是要拍她受伤的样子。我上前询问，他们说只是机场的必要程序。
上了飞机，我们全部坐在头等舱，戴着口罩，任爸跟我分坐在走道的两旁，她跟杨医生、护士等安置在飞机的最后面。这时，任爸不停地叮咛我，等一下见到她时不要哭，因为杨医生会让任爸和我过去看她。情感上，我一直试着稳定自己的情绪，我也很害怕，很紧张，不知道会看到什么画面；理智上，我一直推算她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我要跟她说什么对她最有帮助。
这时，杨医生突然通知我们起飞前可以过去看看她，任爸马上跳起来往后走，我连忙跟了上去。任爸走在我前面，还一直叮咛我不要哭。从机首到机尾的走道上，我们走得很快，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刚刚想的东西都忘了，算了，放空，什么都不要想。
就快要看到她时，任爸跟我似乎是用抢着说话来掩饰我们心里的痛。任爸先喊：“没事啦！爸爸来了，阿中来了！阿中说要娶你，回去就可以结婚生小孩啦！阿中在这里！”我赶快接着说：“放心！你看，台湾最好的医生都来了耶！在这里！没问题！小伤！你知道我不会跟你讲谎话，没那么严重，没事！”
任爸说：“要乐观！要加油！不要多想，我们都在！”
我说：“没关系啦，我跟你讲过啊，我本来就不是娶你的肉体啊！”（讲完我就后悔，这样讲好像很严重似的。）我赶快再试图搞笑：“其实也蛮酷的耶！整架飞机就是为你一个人开耶，我们这一干人等都沾光了！”我们说什么，她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反应，但她有听到。
她全身盖满了小碎花棉被，头被包住，只有脸露出来，她被两条皮带固定在病床上。她的眼眶含泪，但是眼泪没有流出来；她的双眼眯成一条线，眉毛没有了，我看到左边眼睛眉毛中间有一道伤口。她的嘴唇破了，下巴有伤；她的脸是肿的，又黑又脏；她的脸上有四五个大水疱，像是用口香糖吹泡泡的那种泡泡，有如大颗花生米般大小。基本上，她像变了一个人，但我还认得出她。她想挤出一点微笑，但是显然她没有力气，她只有气无力地说了句：“好痛！”
飞机要起飞了，我们得走回前面的座位。我走在前，任爸跟在后面，任爸不停地说：“阿中，你表现很好！很坚强！出乎我意料！”我没有回头搭话，因为我又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