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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五、四五计划的经济效益
这两个计划时期，经济效益下降是十分突出的问题。
第一，全社会综合经济效益指标下降。人均国民收入由一五时期的年均增长66％下降到三五时期的54％和四五时期的32％。每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由一五时期的35元下降到三五时期的26元和四五时期的16元。与此相反，成本和浪费却增加了。社会总产值中的物资消耗比重上升，由一五计划时期的上升到三五计划时期的48。1％和四五计划时期的51。8％。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也下降。按全社会劳动者计算的人均创造国民收入一五计划时期为年均增长63％，三年经济调整时期为11。4％，三五、四五计划时期分别下降为44％和32％。
第二，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效益下降。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产值由1966年的1104元下降到1975年的1052元，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利税由1966年的345元下降到1975年的24元，每百元资金利润率由1966年的24。2％下降到1975年的14。1％，每百元资金利税率由1966年的34。5％下降到1975年的22。7％。每百元产值利税率由1966年的31。3％下降到1975年的22第三，基本建设经济效益下降。大中型项目的建设周期，一五时期是65年，三五和四五时期则延长到88年和107年。大中型项目建成投产率由一五计划时期的15。5％下降为三五计划时期的11。5％和四五计划时期的94％。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由一五计划时期的83。7％下降为三五计划时期的59。5％和四五时期的61。4％。每亿元新增加的生产能力下降，如煤炭开采能力，一五计划时期为1795万吨，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时期分别下降到1314万吨和838万吨。
第三，许多重大项目的完成是靠多投资、大会战和多消耗完成的，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以铁路为例，新建铁路的每公里造价，一五时期为61万元，二五时期为万元，而三五和四五时期竟达到200万元以上；平均每百公里的建成投产工期，年代为17个月，70年代则增加到几十个月。投资系数和投资回收期增加，每增加一元国民收入所需投资数，由一五计划时期的168元增加到三五、四五计划时期的232元和376元。【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在国家对三线地区集中了空前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情况下，全国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却足历史上最低的。三五计划时期为467％，低于一半，甚至比大跃进时期的622％下降四分之一？四五计划时期略有好转，仍然低于大跃进时期不少。三线地区各省份又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国家投资最多的四川，三五时期只有355％，略高于三分之一，是建国以来各地区各个历史时期中最低的。这不能完全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干扰来解释，因为同样在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下，东部地区比全国水平只下降了29％，而三线地区却下降了214％。显然，应该归咎于三五、四五计划中自身存在的种种经济决策问题。因此，当调整四五计划，采取缩短三线建设战线、压缩大批新建项目措施后，全国交付使用率便有了显着提高。
一线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10个省市。三线地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湖北、湖南，河南、山西1l个省区。
第四，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从1965至1975年，主要农产品的单位日产量基本上没有变化，除稻谷和玉米的日产量有些微的提高外，黄麻保持不变，其他几项都在下降。
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有三个原因：人口的急剧增长使得农村中的人、地矛盾更加突出，而工业的发展速度又不能将这些剩余的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去；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粮食分配和其他制度，把新增的劳动力牢牢的束缚在农业上；由于农业的报酬递减规律，国家在资金紧张时不可能把大量资金用于农业，为了改善农业的生产环境必须要以劳动力的投入代替资本的投入。
第五，配套建设和综合能力差。由于片面强调适应战争需要的总体布局及产品缺乏统一、长期安排。许多新建企业、生产线和产品只为军工服务，应用方向狭隘，企业适应能力差，在国际形势缓和军品需求剧减之后，不能及时转向民品生产，隋入能力闲置浪费和资金紧缺的困境。即使是军工企业，许多企业只上马主机生产厂，配套厂没有安排；许多厂只强调生产主机或部件，不管整机配套，于是出现了产值上升而产品大批积压的现象，最终不能形成使用价值。
还有许多产品生产系统的主机厂在一个地区，科研实验机构、动力和材料供应、总装配在其他地区，长途倒运，停工待料，致使成本高昂。如潜艇厂建设在长江三峡上游，每年有三分之二时间不能下水，入海试航还要通过三峡的急流弯道，长途运输到东部沿海，十分困难：。在交通运输方面，过分强调各自为战、形成几大板块区域，内部沟通，甚至特别要求对外封闭，以便抵御外侵。许多铁路修建以后，没有相应的枢纽和出口；许多航运水道疏通后，没有建设相应的对外吞吐港口。因此就整个结构和布局看，难以改变中国与世界交通、信息隔绝的状况，经济效益不能相应发挥。
第六，在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影响下，不惜代价地片面追求政治目标，建设中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严重伤亡事故。成昆铁路通车之际，全长1100多公里的铁路沿线牺牲的烈士共有1000多人。1968年一个4000多米的隧道塌方，一下子就埋进半个排。陕西阳（平关）安（康）铁路，是我国的第二条电气化铁路，全长358公里，修建中就有1512人受重伤，384人牺牲，平均每公里牺牲一人以上。代价是巨大的。
二、三五、四五计划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尽管存在着计划编制不合理、国民经济结构失调、经济效益低下等重大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应当看到，在当时的文化大革命的困难条件下，三五四五计划毕竟得到了完成，建成了一大批骨干企业、重点项目和基础设施，国家经济总量比以往有较大增加，而没有出现大跃进后严重倒退的三年经济困难局面。而且，从中国共产党创建新中国之后确立的工业化建设总目标和进程看，三五、四五计划是中国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重要阶段。
建立这样一个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家工业化目标而奋斗的既定方针。
1953年12月，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点简称为一化三改？一化即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总路线的主体；三改即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总路线的两翼。当时估计，实观这条总路线需要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时间。
一五计划使这个进程有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但是，二五计划被大跃进冲垮，出现了国民经济困难局面。1961年到1965年国家不得不暂时改变原定的步骤，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大幅度降低积累率，解决吃穿用问题。原来的用三个五年计划实现工业化的设想被证明是过于乐观了。
于是，对工业化目标的规划进行了重新考虑。1963年2月20日，李富春在关于编制长期计划工作的讲话要点中提出：编制长期计划，要有20年的远景设想、10年的轮廓计划和第三个五年的具体计划。20年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基本上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文化四个现代化。要在20年内，基本上建立全国统一的、独立完整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这个目标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相比，提出了建立一个国民经济体系，而且加进了现代化的要求，实现时间延长到再用20年。这时仍然对现代化的标准理解过于简单。
因此，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时，又将其分解成两步：
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他这样评价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地位：
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实现上述第一步走任务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个时期的工作做好了，再经过大约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就可以有把握地使我国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国庆三十周年之际发表重要讲话，这个讲话是经过长期起草后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代表了中共中央对过去三十年历史的初步总结。
讲话宣布：
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