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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取以上经济措施的同时，还在政治上采取了一些政策和措施，以调整各方面的关系。如为在反右倾斗争中遭受打击的党员和干部进行甄别平反工作；贯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加强统战工作；调整民族政策，等等。从而加强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保持了社会的稳定，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从政治上保证了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经过一系列果断措施，在全国人民的奋斗和各级干部的努力下，调整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明显好转。首先是农业生产开始回升。这一年粮食总产量达到3200亿斤，比上年增产250亿斤；油料总产量达到40066万担，比上年增产3976万担；猪年底头数恢复到9997万头，比上年增加2445万头。按当年价格计算，农业总产值达到58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62％，结束了连续三年下降的局面。其次是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有所改善。农业和工业的产值比例，由1960年的21。8％：78。2％改变为38。9％：61。1％。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产值比例也由1960年的33。4％：66。6％改变为47。2％：52。8％第三是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结余83亿元，结束了连续4年的赤字。市场商品供求紧张的状况有所缓和，集市贸易价格比上年下降约35％。全国城乡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比上年提高47％。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我国的国民经济终于迈过困难的谷底。但是调整的任务并未完成。
三、对管理体制与计划方法的探讨与变革
（一）加强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管理
在调整时期，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变化的主要趋势是集中统一，克服分散主义。
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提出管理权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三级，在最近二三年内更多地集中到中央和中央局一级。地区计划应当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以大区为单位，由中央局进行统一安排。中央局计委，在中央局各口和省（市、自治区）划草案的基础上，综合平衡，编制计划草案，国家计委在国务院各口和各中央局计划草案的基础上，综合平衡，编制全国计划草案。
同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再次指出，要切实改变过去一段时间内权力下放过多、分得过散的现象，在最近两三年内，要把工业管理的权力更多地集中在中央一级，对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统一安排。
具体措施有以下几条：
1。加强计划的集中统一管理，扩大计划的范围并增加计划指标。1961年编制了12种计划，1963年扩大为20种计划。计划指标基本上恢复到一五时期的数量，有的比一五时期还要细。例如，工业计划包括工业总产值、商品产量、主要产品产墨、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工业设备大修理等。对全民所有制单位还规定了一套考核指标。
集中统一的程度也提高了。中央直接管的指标占了各项经济活动的大部分。例如，中央管理的工业主要产品有400种左右，这些产品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60％左右；中央管理的农林牧渔主要产品有30种左右，这些产品的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70％左右；中央管理的主要零售商品指标有90种左右，这些商品的零售额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70％左右；中央管理的进口商品有50多种，这些商品的进口额占进口贸易总额的左右；中央管理的出口商品有80多种，这些商品的出口额占出口贸易总额的85％左右；中央统一分配的主要生产资料200种左右，主要生活资料10种左右。中央管理全部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和投资。1965年，中央安排的投资占总投资的85。8％。这个时期的计划分三级管理：中央直接管理国民经济中关键性的指标；各部门管理本行业全国性的重要指标；省、市、自治区管理本地区的重要指标。在加强计划的集中统一管理的同时，要求各部门、各地区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发挥各自的积极性，并且对不同的经济成分，实行了不同的计划管理方法。对全民所有制企业和事业单位，实行直接计划；财集体所有制企业（农业、手工业）实行间接计划。
2。加强对基本建设的集中统一管理。规定基本建设投资不再由地方财政包干，改为中央财政专项拨款，严加控制并减少部门、地方、企业的预算外资金。同时，改变基本建设审批权限。1962年5月，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编制和审批基本建设设计任务书的规定》、《关于加强基本建设计划管理的几项规定》、《关于基本建设设计文件编制和审批办法的几项规定》等文件。规定大中型建设项目一律由国务院或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一切基本建设都必须按审批权限报请批准，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所有建设项目要在设计文件经过批准和各种建设条件落实以后才能动工。上述改革措施，有利于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使其与国家的财力、物力基本适应，缓和了财政、物资供应的紧张状况。
3。上收了一批下放得不适当的企业管理权限。大跃进中一些产销面向全国的大型骨干企业下放给地方管理后，由于企业之间原有的协作关系被破坏，地方不能保证这些企业的正常生产条件，不少物资、利润、资金被挪用。导致完不成国家计划，中央财政收入减少。1961年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中提出：
1958年以来，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下放给专区、县、公社和企业的人权、财权、商权和用工权，放得不适当的，一律收回。中央各部直属企业的行政管理、生产指挥、物资调度、干部安排的权力，统归中央主管部门。国防工业一律由国防工委直接领寻，过去下放的国防工业企业一律收回。全国铁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铁路运输由铁道部集中指挥。这些措施加强了对重要企业的集中统一管理，与各地分头管理相比，调度比较灵活，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了。但是，权限上收也带来一些弊病。中央各部委管理那么多企业事业单位，把主要精力花在日常繁琐的产供销调度上，削弱了对制定本行业规划、技术标准等战略问题的研究；同时，由于将企业上收过多，使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增多，部门间重复建设、重复生产有所增加；同时由于地方对工业产品的需要得不到满足，自成体系思想根深蒂固，也促使地方重复建设，盲目生产。但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这些问题不算突出。
4。加强财政、信贷的集中统一管理。1961年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的财政部《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加强财政管理的报告》指出：在财政管理和财政体制方面，相当突出地存在着纪律松弛、财政管理偏松、资金使用分散和财权分散等现象。《报告》提出，国家财权基本上集中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自治区）三级，缩小专区、县、公社的财权；国家预算从中央到地方实行一本账，保持收支平衡，不准打赤字预算；整顿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单位的预算外资金，有的纳入预算，有的减少数额，都耍加强管理；为了集中财力，调低了国营企业利润留成比例。从1961年起，全国企业利润留成比例从13。2％降为6。9％。1962年后又取消了利润留成办法，改为企业基金制度。为了进一步加强财政管理，促进国民经济的调整，中央于1962年发布了《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和《关于严格控制财政管理的决定》。要求所有的经济部门和企业单位都要改进经营管理。加强经济核算，切实扭转企业大量亏损的状况。
上述措施，使中央直接掌握的财政收入由原来的50％提高到60％左右。
5。加强物资的集中统一管理，收回部分物资管理权限，大跃进运动中，物资管理权下放过多，造成物资供应渠道紊乱。各部门、各地区自成系统，物资分配计划和供应合同不能兑现，物资调度不灵。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62年初，中央决定成立由薄一波、谷牧、袁宝华任正副组长的全国清仓领导小组，号召全国各行各业开展物资大检查，为克服经济困难而努力。5月，中央批准了国家经委党组《关于在物资工作上贯彻执行集中统一方针，实行全面管理的初步方案》。这个方案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全面管理生产资料，统一管理供销业务，集中管理中转仓库，建立全国统一的物资管理系统和业务经营网。1963年，原来设在国家经委内的物资管理总局改为国家物资总局，对地方物资管理系统实行垂直领导。1964年，又把物资管理总局改为物资管理部。为了加强物资的集中管理，统配和部管物资种类逐年增加；扩大了物资部门统一销售范围。原由各工业部门分管的统配物资销售机构，大多交由物资部门统一管理。
（二）集中力量加快农业的发展
1961隼5月中下旬，有些地方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特别是重灾区。大中城市供应上的困难还在加剧。上海人均月供应食油减到二两半，全市年粮食供应过去是31亿斤，这时是24亿斤。农业的恢复，对于国民经济调整具有关键意义。三年大跃进期间，受破坏最严重的恰恰是农业。恢复农业，除了通过调整农业政策、启动农业自身的活力外，还需要其他方面首先是工业的有力支援。
1961年春天开始，安徽许多地方试行包产到户的办法，农业生产明显回升。农民反映，今年麦收比去年好，平均亩产约80斤。农民分配的口粮，人均每天5到6两，加上自留地种的杂粮、瓜、菜等，实际上每天约1斤左右。农民反映，实行包产到户好，生活比去年好了，没有浮肿病和逃荒的了。他们说：现在自己种自己收，多种就多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