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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庐山会议比较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三年来的经验教训，对整个国民经济形势和八字方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是调整工作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重要会议。特别是会议作出的《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不仅为扭转工业滑坡的被动局面指明了方向，而且为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动员全党贯彻执行八字方针铺平了道路。
经过实践与认识的反复，下决心退够成为与会者的共识。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指出：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年的时机，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坚决退下来，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指标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在今后3年内，必须以调整为中心，如果不下这个决心，仍坚持那些不切实际的指标，既不能上，又不愿下，我们的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就会陷入更被动、更严重的局面。
庐山会议之后，在周恩来的倡导下，党中央开始考虑国民经济进一步全面调整和综合平衡的问题。经中共中央批准，国家计委对计划指标作了较大的调整，基本建设投资由167亿无降为87亿元，钢产量降为850万吨，粮食产量由4100亿斤降为2700亿斤。全国计划会议调整后的计划指标，得到中央工作会议的确认。然而，由于多年来反冒进、反右倾的心理沉淀的作用，在同年12月6日到11日讨论年计划的会议上，做出了钢、煤、木材、石油四个指标不能再退的决定，留下一些高指标的尾巴，1961年12月畅观楼会议总结了其中的经验教训，直到1962年西楼会议后才彻底割去。
（二）国民经济进入全面调整阶段
1962年1至2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标志国民经济进入全面调整的决定性阶段。
在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不同意见的分歧。争论的中心是调整是否必要。从1960年下半年提出八字方针，到1961年这一段时间里，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形势的看法上。一部分同志认为，形势很严重，处于非常时期，不退够就不能前进；一部分同志并不这样认为，觉得形势并不那样严重，还想伺机而上，一直等待反右倾。
实际工作是按前面一种看法进行的。由于措施坚决，因此经济回升得比较快。持后一种看法的同志，在解决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并没有提出什么积极的意见，但当经济形势好起来，他们又指责说，怎么样？形势并不像你们估计得那样坏吧？七千人大会集中地反映出全党思想茌一个转折关头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其中既有对几年来错误的深刻反省，也有暂时渡过困难然后再企图跃进的热望。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除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以及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外，还有地（市）、县党委和部分大厂矿及军队各大单位的党委主要负责人，共计7118人，因此被称为七千人大会。召开如此大规模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统一思想、调整国民经济的动员大会。
会议期间，在1月2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书面报告时，刘少奇对大跃进中的几个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明确表示在七千人大会报告中不准备提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15年赶超英国的问题；第二个是关于《农业发展纲要》问参见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在头脑发热的大跃进浪潮中，赶超英国的口号所带来的后果是各地各部门经济指标再次层层加码，竞相施放卫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则信以为真，又将15年的赶超战略变为10年，在大跃进的高潮阶段，毛泽东又兴奋地降到7年，再后来降到2至3年。这种忽略中国经济的落后情况，忽略经济发展规律的决策，最终导致了中国经济危机的猛烈爆发，直到这时，人们才开始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基础太差，搞经济建设必须注意综合平衡。否则，必然遭遇挫折。如果说大跃进期间的一个突出错误，就是高指标，那么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是造成高指标的一个重大因素。刘少奇对这一问题采取的是一种折中方案，他没有说这个口号是错误的，说的是不提了，也不取消。从当时和以后的情况判断，实际是放弃了。这一口号的放弃，意味着中国开始正视自己国家的落后状况，注意从实际出发，保持经济的平衡发展，老老实实地进行经济建设。
刘少奇在书面报告中，也没有讲《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在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春季，陈云、周恩来等反冒进的时候，《纲要》也受到了一些同志的怀疑。毛泽东在批评反冒进的时候说，化们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扫掉了促进委员会，使六亿人民泄了气。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书面报告时不提，是因为《纲要》制定时调查不够充分，一些指标缺乏依据。
关于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问题。刘少奇在会上说还解释不清楚。实际上，单凭理想构建出来的一大二公的模式，其表现形式是伴随着公社化的过程，一切财产公有化，政府和公社可以无偿调用农民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在公社范围内实行部分供给制，也就是说，在中国农村普遍刮起了严重的共产风、平调风、命令风，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此，毛泽东曾批评各地混淆了两个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不懂得价值规律和价值法则，不懂得按劳分配等等，一面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将公社的规模化小，由原来的两万多个增加到5万多个，将经济核算单位由大队变为小队。这些措施的采取，实际是对一大二公进行了调整。1961年4月，毛泽东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谈到的几件事》，《百年潮》。2002年第10期。
在整顿人民公社时谈到一大二公的问题时说：将来定个比例一大二公公就表现在社队有点积累。从1961年起，在党的文献和报刊上就很少提到一大二公的问题了。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还谈到不提城市人民公社，以后经过调查再说。
1959年庐山会议后再一次反右倾，带来人们不敢讲不同意见的恶果。这次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分析这些缺点和错误产生的原因，认为一方面是由于在建设工作中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妨碍了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1月27日，刘少奇又在大会上讲话，对书面报告作补充说明。他指出，目前我们在经济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困难，这两年不仅没有跃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马鞍形。关于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他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比作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就全国来讲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错误还不止是三个指头，也可能是七个指头。关于造成困难的原因，刘少奇指出，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有的地方是三分天交，七分人祸。关于三面红旗，刘少奇说，现在都不取消，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经过五年、十年以后，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进一步作结论。这些看法，对大跃进以来的问题讲得坦诚而透彻，受到与会者热烈欢迎。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让人批评。他作了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他还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今后要下苦功调查它，研究它，在实践中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
邓小平、周恩来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作自我批评。
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也在工交一组的小组会上发言，坦率地就几年来经济工作中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工业、交通工作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是高、大、散、乱，我有责任。由于对形势估计错了，特别是对农业增产估计高了，以为1959年粮食过了关，工业可以大搞了，因此向中央提出了一些不好的主意，如建立一些经济体系的问题，结果各省都要建立一个体系，加上权力下放过多，遍地开莅，齐头并进，就由此产生了分散主义。计划工作做得不好，使党和人民的事业遭到损失，这二年心情是沉重的。归根到底，是自己的思想水平、政治水平不高，是对毛主席的思想和指示体会不够，是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不完全。所以，缺点和错误应当首先由综合机关、计委负责，首先由我负责。刘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明确提出，当前全党的主要任务是踏踏实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调整工作，而1962年又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的最关紧要的一年，必须抓紧。为保证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会议提出了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要求。1月30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还有很多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