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风:中国明星城市发展史- 第113部分

“这建设，说起来似乎很容易，可建市初期，我们手里没钱呀！不像现在一年的财政十亿八亿的，那时全市的财政才几千万，够什么用？连修一条路的钱都不够！怎么办？我们也有办法，是穷办法！”二十年后的刘名启很为自己当年的“招数”骄傲：“我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商量后，作出一个决定：将市政府原先管辖的几个招待所和酒店卖出去！按照市场运作办法将它们卖掉了！结果我们收回了几千万元钱。现在大东海你们看到的‘南中国大酒店’，原来就是我们旅游公司下属的一家小酒店，卖给香港人后，人家投资进行了翻建，变成了三亚第一家五星级酒店。中央领导后来就开始住‘南中国’了，不住鹿回头招待所了。这样的买卖，虽然也是逼出来的，可在当时也算是思想解放的大举措了。用现在的话说，是盘活了国有资产。”

刘名启认为，自己在担任三亚市委书记这几年中，值得写进三亚历史的，当算他和市委、市政府一班人坚持走了要把三亚建设成“东方夏威夷”，而不是河北的北戴河的路子。“这个意义太重要了，现在看来更是意义非凡。建市初期，正值全国性的‘海南投资热’。我们三亚是国家唯一的热带滨海城市。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全国掀起了海南投资热，到我们三亚来投资的单位尤其是那些国家单位和各省市的单位，简直多得应接不暇！我这个市委书记天天会碰到有人说要给我们三亚送钱来，说要高价买我们的地、买我们的海滩。你说这不是大好事吗？是好事！过去我们没有钱，现在有人大把大把地恨不得将银行都要搬到我们三亚来换我们的地呀！可我们一块地都没卖给这些单位，原因是他们都想在这里建招待所和疗养院！我们当时顶了不小压力啊！我们没有把亚龙湾和其他几块好地方卖出去，不卖出去是因为我们记着江泽民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再叮嘱我们的，要把那里建成中国的夏威夷！现在看来，如果当时我们把亚龙湾卖出去了，海滩都变成了国家机关的招待所和疗养院了，那是对三亚和国家的自然资源和财富的巨大破坏，是一种犯罪！”

今天的亚龙湾真是太美了，它已经成为三亚最美的地方，并且跻身国际著名旅游风景胜地的行列。三亚人和所有来到三亚去感受亚龙湾之美的人们，都应当感谢刘名启及其之后的几届领导坚持不懈、坚定不移地将领袖们的谆谆教导铭记心头，并付诸行动，是他们守住了这块天赐宝地，使它有了今天光芒四射的魅力！

现在该说到钟文当书记的时代了。用时代来叙述三亚发展某个阶段的风风雨雨并不为过。虽然这个年轻的美丽城市才只有20多岁，但就其走过的艰难历程来说，它够得上中国当代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们以“解剖麻雀”的方式，来认真地考察它，因为三亚可以说代表着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的快速发展模式。

1992年，刘名启还没有离开三亚的时候，中国从南到北就开始了一场自改革开放以后的又一次大的进步浪潮。这股浪潮的掀起者就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便是这一浪潮掀起的动力和起因。

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中国像一艘行驶在大海中的巨轮一样，前面的航程如何走，如何迅速把握方向，那个时候离开了邓小平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似乎仍然不行，而且当时的种种迹象表明，巨轮前进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极“左”思潮的惯性和对“资”与“社”的认识仍然不统一。

因为经受了“汽车事件”以及随后的“梁湘事件”的影响，海南的大特区建设前景和形势，在当时很不明朗。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海南的发展形势比起内地的其他省区来更是处在摇摆不定的状态之中……一直跃跃欲试、想昂首前进的三亚市，自然也不免受到波及。

邓小平看出了全国的形势，当然包括海南和三亚的情况，于是他向自己的人民和党大声疾呼：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要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事业！

三亚升格地级市后，以“南巡讲话”为指导，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用三亚人自己的话说：刘名启把三亚稳定了，而钟文则把三亚做大了。

钟文于1993年4月25日接任三亚市市委书记，这位务实的干部来到三亚后立即投入三亚的城市建设大潮中。

在5月20日召开的三亚建市后的第二次党代会上，钟文书记作了题为《抓住中心，牢固根本，兼硬两手，把握关键，为完成新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的报告。钟文所说的“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即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经济实力的成倍增长。“根本”是指三亚是个驻军多、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要搞好团结这个根本，才能发展好地方经济。“两手”指的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刘名启在任的五年，实现了三亚经济指标较升格地级市时翻一番。钟文在党代会所作的报告中确定了自己这一届的经济目标是：到1997年，三亚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22。75亿元，年平均增长23。3％；国民收入20。5亿元，平均增长26。8％；工农业总产值20。2亿元，年平均增长20。8％；财政收入1。73亿元，年平均增长11。2％。除了财政，各项指标的增长率都在20％以上，这显然是一个高速发展的指标。

高速发展的指标，就该有相应的高速发展的措施。

钟文担任三亚市市委书记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跟上全国迅速发展的现代化建设大潮？海南大发展，三亚理当紧紧跟上。就改革开放的形势而言，三亚和海南都是后起的发展地区，当深圳特区风起云涌、成为世界瞩目的发展模式时，三亚和海南尚处于现代化发展的胚胎阶段。十年二十年的晚起步，在今天全球化的形势下，不能不说是一个严肃而严重的问题。时间就是生命，晚起步了一二十年的三亚，必须迎头赶上。从现在的历史眼光来重新审视当年钟文他们一届领导人为什么千方百计想在三亚寻找能够迅速提升三亚经济效益的工业增长点，就会明白他们的苦衷了！

旅游的增长和一个城市旅游的支柱产业，这是毫无疑问的。可要让旅游经济产值承担起一个城市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对一个刚刚起步的三亚来说，难度可想而知。

三亚要起飞，就必须有一个起飞的地方。机场便是三亚人首先要完成的一件大事。没有机场的三亚将是一个死岛，一个不能面世的埋在地下的玉石。

三亚人选择了凤凰机场。

“凤凰”的名字很好听，但凤凰涅槃时是痛苦的。机场建设需要一块巨大的土地。要土地、要建设，就得让一部分生活在这里的百姓搬迁和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

“那些日子里，钟文书记和王市长他们磨破了嘴皮子，带领下面的工作人员去老百姓家一户一户做工作，没日没夜的……”一位当年参与机场建设土地搬迁工作组的同志这样对我说。

建机场是钟文从刘名启手上接过来的一副重担。然而，1993年6月，中央宏观调控的文件将许多地方的超常建设风潮狠狠地吹了12级飓风——大特区建设中的海南首当其冲。“三亚是个小地方，1992、1993年初形成的房地产热，这时一下出现严重泡沫，整个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内地资金猛地抽走5个多亿。资金出现倒流的现象，即原来三亚的资金都是从内地流到我们这儿的，现在突然从我们这儿回流到内地。三亚这么小的地方，几个亿资金一抽走，等于整个身体被抽干了血，还能干啥？”有干部这样告诉我当时三亚所处的危情。

几乎一夜之间，三亚所有的建设大项目都被停顿下来。可是机场建设不能停，而且必须尽快完成。

1994年钟文主持完成新一届党代会组织工作后，紧接着接待了来检查亚龙湾建设项目的美国北美洲国际海南投资集团的董事长澳门的马万祺先生，还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萨维尼亚克，及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同时还接受了法兰西委员会授予大东海湾旅游中心的“国际旅游金杯奖”荣誉。所有这一切，都是国际组织和人士对三亚旅游的期待……内部遭遇资金紧缩和政策性调整、外部面临催促压力，这就是三亚当时所处的境况。

钟文和市长王永春等市委、市政府领导每天都处在高强度的重压之下。退路没有，前进又困难重重，不进则退，退则无生存空间。

硬着头皮、顶破头皮向前，是当时唯一的选择。

“苦战九个月，拿下凤凰机场！”钟文向全市党政机关干部和全市人民发出战斗动员令。

“机场建设大战，是检验三亚人民和上上下下战斗力的一次历史性事件，因为当时围绕机场建设，需要牵动全市性的多项建设。除了机场本身外，还有通向机场的大道，几十里的大道，就有桥梁和其他支路的建设，因此当时我们分了九个块块，有道路的、有水电的、有机场航运所用的等等。同时又设计和进行了24条沿线道路、7座桥梁，及三亚二环路建设……那九个月啊，我们全市上下，拧成一股劲，整个三亚像个大工地，到处红旗招展，歌声嘹亮、不分白天黑夜地战斗着。很壮观、很带劲，当然也特别地累。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们在钟文书记为首的市委领导下成功地完成了机场建设和其他辅助建设，当1995年7月1日三亚凤凰机场正式通航的那一天，我们再乘车走一走机场和机场到三亚的路段时，我们猛然发现三亚变大了！”当年参加凤凰机场建设的同志如此激动地回忆道。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建成通航，对进一步改善海南和三亚的经济投资环境，密切海南、三亚与国内外经济、文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