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工，街上的人，四沟三坝的人都集中到工地。数丈长的木头拖架，拖上厚长的大石板，百多人分开左右拉着纤绳，前拽后推，喧声震天。魏漱孝的老子嗓门大，爬上树尖带着大伙喊号子：
大石头哟，小石头哟，
大家攒把劲儿哟，
滚起来哟，像豌豆哟，
修桥为子孙哟……
许忠德在诉说建桥过程时很投入，把号子喊得很有节奏，虽说是在魏富堂枪口威逼下，但对那时的劳动场面还是充满向往。许忠德说这座两柱三孔的大石桥，桥基深入河床有一人多深，石头缝隙是灌了铅的，桥上的木头是整块三寸厚的柏木……六十年来，经了无数次洪水，桥的基座至今纹丝不动，毫无改变。
说着许忠德把冯小羽领到桥墩前，看上边的刻字。一块大青石上清晰地刻着：“子孙后代永享通畅”，字迹七扭八歪，没有章法，大概是魏富堂本人亲笔。一看后头的落款被凿掉了，冯小羽问谁把落款敲掉了。许忠德说除了你父亲还有谁！
冯小羽说她来之前看过青木川解放初期的上报材料，说魏富堂为了运输大烟，特地修了这座桥，说是为民其实是为己。修桥的时候他亲自监工，搬了太师椅打着阳伞坐在河边，饭也不回家吃，每天让厨子把饭送到工地。他一边吃一边不错眼珠地盯着修桥百姓，谁不卖力气，谁偷工减料，拉过来就是一通揍，活计干得稍不满意就推倒重来。老百姓干重活，吃的是粗米酸菜。他坐在高处指手画脚，吃的是大鱼大肉，老百姓怨声载道，恨透了这个恶霸。修桥砸死的六条人命，作为血债成为置他于死地的罪证之一。
许忠德说，事情看怎么说，魏富堂修桥为自己也不是没道理，受益的是他，也是全镇百姓，他死了，桥可是还在呢。没有魏富堂的“不错眼珠”，便没有六十年的“纹丝不动”。现在的工程监督员要是有当年魏富堂一半心劲儿，全国也不会出现那么多“豆腐渣”。哪个工程不死人呢，煤矿一炸，哗啦啦，百十人上不来了，把哪个矿长书记毙啦？
倒让冯小羽没了话。
许忠德要赶冯明的约会，说了会儿话就要分手。冯小羽喊住了许老汉，问魏富堂长得什么模样。许忠德对这个突如其来的话题没准备，想了想说，看过样板戏《沙家浜》吧？
冯小羽说看过。
许忠德说，魏富堂就跟胡传魁一个样，比胡传魁精神、干练，个子也高。
许忠德说罢转身走了，扔下冯小羽站在桥上思谋了半天，她不知是魏富堂落入了样板戏的套路还是自己落入了历史的套路。想起样板戏就想起坐山雕的威虎厅，想起了“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的土匪黑话。貌如胡传魁，精如坐山雕？魏富堂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青木川，以桥头有一棵巨大青木而得名。青木树阴占地一亩，树干几个人也抱不拢，足有千余年的历史了。镇是一条古老的小街，南边龙驰山，属四川，一直往前走，走两天就可以到达九寨沟。西边山是凤凰山，连接甘肃，东边是银锭寨，北边是黄猴岭，均属陕南。小街南北横陈，一条石板细路蜿蜒延伸，两侧是铺面房，其中间或夹杂古色古香的楼房，镂空雕窗，细腻砖饰，是过去的饭庄、旅社、烟馆。老房墙上，依稀残存着标语，一层层覆盖，又一层层剥落，承载时代的记录。仔细辨认那些不同的美术字，有“狠抓计划生育，三十天上环四十天结扎”，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还有“进行土地革命，建设新中国”，有“打倒地主分田地”……看得出每条标语在书写的时候都很认真，写标语的人无一不希望所宣扬的内容能醒目长久，每一笔画都是描了又描，抹了又抹的。风雨岁月，写标语的人多已无处寻觅，那些用心描出的字迹也变得模糊不清，字迹的叠压让小镇变得陈旧又沉重。
冯小羽拿出相机正要照那些层叠的标语，有镇上的青年拿了一叠稿子来找她，说写了几首诗，让大地方来的作家帮着看看，提提意见。冯小羽问他叫什么名字，说是叫夺尔。问怎的叫这么一个又洋又前卫的名字。夺尔的脸红了，说原本叫佘承包，是承包责任田时候生的，去年在县报上发表了一首诗以后，改名夺尔，是“夺取诺贝尔奖”的意思。冯小羽说把稿子拿回去仔细拜读再说，可是夺尔并不想马上离开，他还绕着圈子跟冯小羽说话。后来冯小羽终于明白了，原来夺尔说他现在是代表他爹来请首长到他家去坐坐，他奶奶特别盼望能见到首长。冯小羽问他奶奶是谁。夺尔说他奶奶姓佘，叫佘黄花，他爹叫佘翻身，是当年工作队给取的名字，以后改名叫佘鸿雁。他爹原先在文化上干过，退休以后就回到了青木川。冯小羽问夺尔爹怎的跟他奶奶一个姓。夺尔说他没有爷爷，又补充说，我奶奶对首长崇拜得什么似的，年年过年给“天地君亲师”牌位上香的时候都要念叨念叨首长。
4
冯明在青女家的座谈会开得并不像他预期的那样热烈，那样激情澎湃，不是张保国挑着头说话，几次会冷场。开始还说镇反时被枪毙了的李树敏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不知怎的扯到了从青木川到“斗南山庄”的道路难走上。说这条黄土路一下雨满是泥泞，根本无法拔脚，连牛都不愿意朝上迈步，何况是人。这条甘陕通往九寨沟的捷路，旅游潜力很大，道路依此烂下去，会影响到青木川经济的发展。众人于是纷纷诉说自己的见解，内容不外是要争取县上的支持和筹划资金的办法。冯明听得出，很多话是递给他的，希望他能发挥余热，直接让有关部门拨款，顶不济也要将他们的想法传递上去。冯明觉得这会越开离自己的初衷越远，拨款要钱这样的事就是在任上，也不是一人说了就能算的，下边的人往往把事想得太简单，太直接。看冯明的态度不甚积极，郑培然话里有话地让三老汉把修路的事跟震川提提。震川是三老汉的孙子，是县上管交通的副县长。三老汉说震川有日子没回来了，官当大了就忘了本，娶了个城里娘子，穿高跟鞋，搽洋粉，一年四季老光着两条腿不穿裤子，把好好的头发愣染成了黄的，名字更洋活，叫蔓娜，不像个中国人。
郑培然说，再怎么洋活她也是青木川的媳妇，不是月亮里的嫦娥。
三老汉说，那女人不愿到青木川来，嫌青木川的厕所太原始，人家的屁股高贵。
郑培然就问三老汉孙子是什么态度。
三老汉说，孙子还是好孙子，就是做不得女人的主。
郑培然说，这就是修正主义的开始。帝国主义反动派把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现在已经验证了。从三老汉算，到震川，正好三代，人家一点儿没说错。至于震川的儿子，那是第四代，更是绝对的修正主义。
三老汉说，那个小小的龟孙子的确是很修，不吃娘的奶，要吃美国进口的奶粉，裆里夹的尿子用一回就扔，叫啥子“一次性”……
话语说不到一起，冯明感到焦躁，他考虑是不是没把人找对。想当年，郑培然是个青年学生，娃娃家，了解的情况有限，许忠德是魏富堂的少校参谋主任，三老汉是魏富堂的上尉营长，魏漱孝是魏富堂的堂侄，沈良佐是魏富堂的二等传令兵。仔细看，当年的积极分子，新政权的基本成员一个没来。
怪道话不投机。
冯明问张保国，主任兼组织委员怎没来？
张保国问主任是哪一个。
冯明说，就是你爹。
张保国说，您忘了吗？我爹去世好久了。
冯明说，副主任兼分地委员呢？
张保国问管分地的是哪一个。
冯明说，刘大成。
张保国说，刘大成大炼钢铁时死在了小高炉前，脑溢血，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半块铁锅。
冯明说，武装委员万至顺呢？
张保国说，“文革”时候上吊死了。
冯明说，锄奸委员沈三娃还在吗？
张保国说，90年代跟着女儿到深圳去了，一直没有消息。
冯明说，怎的都死了！
冯明还想说，魏富堂这边的可一个个活得都挺旺，而且活得有滋有味，孙子都当了县长了。话到嘴边终是没说，毕竟不像领导干部的语言，也太没有政策水平。许忠德是个聪明人，窥出冯明的心态，解释说，人命挣不过天，死生有命，该撒手时便要撒手。魏富堂手下七个校级军官，六个都不在了，只有在下还老不死地赖在人间，白白浪费粮食。
张保国说，除了武装委员万至顺以外，其他积极分子都是寿终正寝的，要活着，该有百多岁了。就目前，整个青木川地区，还没有发现过百岁老人，百岁以上的老树倒是不少。
冯明一算，也确是，刘大成当分地委员那年快六十了，再结实的身板也活不过一百二去。那时候冯明在他们当中算是最年轻的，最年轻的也快八十了，岁月不饶人哪。他真切地感到回来得太晚了，该见的一个没见着，失去了再次踏上青木川的意义。他应该早来，至少提前二十年来。可二十年前他正忙，跑了许许多多的地方，包括外国。青木川这个山区小镇从没进入过他的视野，不知是青木川把他丢了，还是他把青木川丢了。张保国看冯明有点儿失望，补充说，在座的几位是青木川年龄最大的，还有一两个，脑筋不好使了，已经认不得人了，没有叫，还有一个赵大庆，起不来炕了。
冯明想了半天，想不起赵大庆。三老汉提醒他说，赵大庆是生产委员，土改时家里穷得叮当响，连件像样的农具也没有，是赤贫。
冯明问赵大庆怎的起不来炕了。三老汉说老的，赵大庆八十五了，秋天去捡戏楼的烂砖，脚被扎了，烂了个大窟窿，一直收不了口。
许忠德对张保国说，那个烂瓦砾场早晚是个祸害，不少人在那儿刨砖捡木头，那些雕花的木隔扇引得山外的文物收购贩子来了好几拨，一对木楹联让承包他爸卖了两千五百块，竟然没人提出异议，这绝对是国家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