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其击倒。
杜斯塔姆的部队别无选择，只得紧急求援。杜斯塔姆将军立即调来了几百名乌兹别克士兵，他本人也匆匆赶回卡拉伊贾吉。赶来支援的还有来自肯塔基州坎贝尔的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的四名战士，一名美国空军人员，来标定空中坐标，以及六名第十山地师战士。这些西方人的工作基本上是观察、报告情况，招来空袭以粉碎囚犯的抵抗。
午时，从最近被攻占的首都喀布尔北方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开来了两辆加长型的陆虎越野车，车上载着来自特别海勤团的六名英国特种部队官兵，以及一名翻译——特空团的麦克·马丁中校。
周二，乌兹别克人的反攻开始成形。他们用一辆轻型坦克开路，重新进入院子，开始对暴动的囚犯阵地实施打击。伊兹玛特·汗已被众人认出是一位高级军官，于是他负责指挥南翼的对抗战。当坦克开火时，他命令手下人员进入地窖，轰炸停止后，他们又回到了地面上。
他知道，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他们无法突围，也不会得到仁慈对待。他并没指望这个。二十九岁的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葬身之地，死在这里跟其他地方相比，没有什么不好。
美军的空袭也在星期二开始了。四名绿色贝雷帽战士和一名空军人员趴在墙头上的胸墙外侧，为战斗轰炸机标定目标。那天共投下了三十枚炸弹，其中有二十八枚钻进俘虏们藏身的地下水泥工事里，炸死了大约一百人，其中大部分人是被塌落的石块砸死的。有两枚炸弹偏离了目标。
第一颗跑偏的炸弹落下时，麦克·马丁就站在绿色贝雷帽战士们的墙下面，离他们大概一百码。炸弹正落在五个美国人围成的圈子中间。如果这是一颗弹着即爆的人员杀伤弹，那他们都会炸成肉酱。他们能活下来真是一个奇迹——只是耳鼓破裂，有几个人骨折。
这是一颗J—DAM炸弹，即钻地炸弹。弹头着地之后，要钻入地下四十英尺处才爆炸。结果这些美国人发觉自己经历了一次地震，被气浪抛到一边，但命都保住了。
第二颗炸弹更离谱。它击中了乌兹别克人的那辆坦克以及其后的指挥所。
周三，西方媒体赶到了。记者们在城堡周围乱窜。也许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但由于他们的到来，最终让乌兹别克人不敢把反叛的战俘斩尽杀绝。
在六天六夜的对峙期间，有二十个囚犯企图借夜色掩护逃走。他们全被当地农民抓住并用私刑处死。这些哈萨拉族农民对三年前塔利班屠杀自己族人的血腥罪行记忆犹新。
麦克·马丁趴在土墙顶上，透过胸墙窥视下面的院子。第一天的尸体仍躺在那里，臭气熏天。那些美国人虽然仍戴着黑色羊毛帽子，但已经揭开了蒙脸的布片，让记者们拍了好多照片和录像。七个英国人还是宁可蒙面，全都用棉布把头部包裹得严严实实，以防沙尘和苍蝇的侵袭以及旁观者。到了周三，头套又多出一项功能：过滤空气中的恶臭。
太阳快下山时，死里逃生的中情局特工戴夫·泰森冒冒失失地带着一个想获奖的电视摄像组进了院子——他在马扎里沙里夫只待了一天便又匆匆返回来了。他们在墙边爬行前进，马丁就在对面的墙上趴着，注视着他们。英国海军陆战队上尉趴在他的身边。就在他们眼皮底下，囚犯的一个抓捕队忽然从墙上一扇暗门出来，抓住那四个西方人，把他们拖了进去。
“得有人进去把他们救出来。”海军陆战队上尉说。他朝周围看了看。六双眼睛无声地凝视着他。
他说了声“上”，随即翻过胸墙，跑下倾斜的内墙，进入空旷的院子里。三名海勤团的战士也随着他一起冲了过去。另两名战士和马丁为他们提供狙击掩护。暴乱的囚犯现在已经退缩到了南墙。四名海军战士径直闯入，把暴徒们吓住了。一直到他们抵达远处的墙边，都没人开枪。
上尉率先进去。解救人质是特别空勤团和特别海勤团的队员们反复演练过的，他们可以在几秒钟时间之内完成任务。在赫里福德，特空团有一座专门用于人质解救训练的“死亡屋”；在普尔的队部，海勤团也有一栋相同的房子。
四名特别海勤团官兵毫不迟疑地闯进门，靠服装和胡子确认了三名暴徒后立即开火。射击手法是“双发点射”，即两颗子弹直接射向脸部。那三个阿拉伯人的枪口都朝着另一个方向，他们连一颗子弹也没来得及发射就被击毙了。当时，戴夫·泰森和英国电视记者当即表示绝不提及这次事件。后来，他们确实再也没有提起过。
到周三晚上，伊兹玛特·汗意识到他们已经根本无法在地面上停留了。炮兵已经抵达，大炮把城堡的南边炸成了废墟。地窖是最后的堡垒。仍然活着的战俘人数已经不足三百。
有些囚犯不愿龟缩在地下，宁愿死在上面。他们展开了一次自杀性反攻，但只冲了一百码的距离，杀死了几个警惕性不高、反应不够敏捷的乌兹别克人。随后，赶来增援的乌兹别克坦克上的机关枪开始扫射，把那些阿拉伯人打成了筛子。他们大多数是也门人，还有一些是车臣人。
周四，根据美国人的建议，乌兹别克人把几桶坦克用的柴油倒进地沟，流入下面的地窖里，然后点了火。
伊兹玛特·汗并没在地窖的着火区域。尸体的焦臭味盖过了柴油的气味，但他听到了火焰燃烧的“呼呼”声，感受到了热量逼近。更多的人死去了，幸存者踉跄着冲出烟雾，朝他跑来。他们都被烟熏得剧烈地咳嗽。在最后的那个地窖里，大约有一百五十个人与伊兹玛特·汗在一起。他关上门，插上铁闩，把烟雾挡在外面。门外，濒死者的敲门声越来越弱，最后停止了。在他们的头顶上方，炮弹在空房间里爆炸、轰响。
最后的这个地窖有一条通道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他们希望找到一个出口，但发现那只是一条地沟。当晚，乌兹别克的新指挥官穆罕默德想出了一个主意，他把灌溉渠里的积水引到那条地沟，灌到地窖里去。经过十一月的雨季，灌溉渠里积满了雨水，冰寒刺骨。
到午夜时，幸存者都泡在了齐腰深的水中。他们又饿又累，十分虚弱，不少人滑倒在水里淹死了。
地面上，联合国接管了指挥工作，周围是各国的媒体机构。联合国发出的指示是要保留战俘们的性命。透过头顶上倒塌的瓦砾堆，最后的抵抗者能听到喇叭的广播声，命令他们放下武器，举起双手走出来。二十个小时后，第一个人开始踉踉跄跄地走向阶梯，其他人也跟了上去。已被彻底击败的伊兹玛特·汗，这个活到最后的阿富汗人，与他们一起走了出来。
最后八十六名暴乱的战俘走到地面上，踩着城堡南面的断垣残壁，发现他们面对着一大片黑洞洞的枪口和火箭弹。在周六黄昏的残阳下，他们看上去活像是恐怖电影里的一群稻草人。他们浑身发臭，蓬头垢面，身心疲惫，满脸胡子，被烟火熏得满面漆黑，还打着冷战。他们蹒跚地走着，不时有人摔倒。伊兹玛特·汗走在他们中间。
在从一堆石块走下来时，他绊了一下，想稳住身体，于是伸出手去抓住了一块石头。结果他扳下来一片石块，捏在了手里。一名年轻的乌兹别克士兵神经紧张，以为他要反击，于是发射了一枚火箭弹。
呼啸而来的火箭弹擦过阿富汗人的耳边，击中了他身后的一块巨大的岩石。那石头顿时被炸得粉碎，其中一块棒球大小的石块以惊人的力量击中了他的后脑勺。
伊兹玛特·汗没有戴头巾。六天前，他的头巾被用来绑缚他的双手，后来再也没有找着。假如那块石头是以九十度的角度射过来的话，那么他的脑袋就会立即开花。但它在地上弹了一下，倾斜着砸中了他的后脑，把他击成浅度昏迷。他倒在乱石堆上，鲜血从伤口里喷涌而出。其他人从他身边走过，走向城堡外面等待着的几辆卡车。
一个小时后，七名英国军人开始在院子里检查，做记录。麦克·马丁正在统计死亡数字，回去后要写一份很长的报告——虽然他这次是以一个翻译的身份来参加行动的，但他毕竟是一名高级军官。他心里明白，有数十人，可能会达到两百人，埋在了地下。忽然，一具尸体引起了他的注意，它正在流血，尸体是不会流血的。
马丁把这个骨瘦如柴的人翻了过来。身上的衣服不对劲，那是普什图人的服装。这里不该有普什图人。他从自己的头上摘下蒙面布，擦去了那个人脸上的烟尘和污垢。这张脸似乎有点眼熟。
当他取出军刀时，一名旁观的乌兹别克战士咧嘴笑了。如果这个外国人想虐待一下这个受伤的俘虏，有什么不可以呢？马丁用刀割开了阿富汗人的右裤腿。
那块伤疤还在那里，缝了六针后有所缩小，那是十三年前苏军的弹片留给他的伤疤。平生第二次，麦克·马丁像消防员那样把伊兹玛特·汗一把提起，扛到肩上，朝前走去。在大门口，他看到一辆有联合国标记的白色陆虎越野车。
“这个人还活着，但受伤了，”他说，“他的头部受了重伤。”
把伊兹玛特·汗交给了联合国人员后，马丁便登上英国特别海勤团的那辆陆虎，返回巴格拉姆去了。
三天后，美国的一支巡逻队在马扎里沙里夫医院发现了这个阿富汗人，要求对他进行审问。他们用卡车把他拉到了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美方的那一侧。两天后，阿富汗人在那里渐渐苏醒过来。这是一间临时牢房，他坐在冰冷的地上，戴着镣铐，但还活着。
二○○二年一月十四日，第一批战俘从阿富汗坎大哈抵达了古巴的关塔那摩湾。他们戴着头罩和镣铐，浑身尘土，又饿又渴。伊兹玛特·汗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
麦克·马丁上校在二○○二年春天回到了伦敦，在位于切尔西的约克公爵兵营特种部队总部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