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流浪汉，恰恰相反，他是一位出身显赫、大有来历的人物。
两件发人深思的后事
1864 年 1 月 20 日，费道尔·库兹米奇，以 87 岁的高龄寿终正寝。这位
神秘老人的故事至此本应划上句号了，然而他仍给后人甩下了两个发人深思
的“问号”。其一，一位曾参与医治亚历山大疾病的医生，从不参加 11 月
19 日纪念亚历山大之死的祷告仪式，而 1864 年 1 月的一天，他却亲自领着
大家为亚历山大的亡灵祈祷。他流着泪说：“沙皇这下真是死了。”其二，
在亚历山大二世办公室的墙壁上，有人看见不知何故，却挂上了费道尔·库
兹米奇的画像。
一切都很清楚了。亚历山大一世是死是活，那位神秘的费道尔·库兹米
奇到底是谁？大家自然可以作出判断。历史学家是决不会轻率地向你提供任
何结论的。
巴枯宁《忏悔书》揭秘
19 世纪 30 年代，出身于俄国贵族家庭的巴枯宁（1814—1876），被卷
入了正在蓬勃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成为鼎鼎大名的政治投机家、无
政府主义的理论家、思想家，并进而堕落成为破产小生产者的政治代表。他
混迹于无产阶级运动中，在斗争中不时向沙皇进行暗探式的告密；在斗争的
严酷时刻，更心甘情愿地接受沙皇的收买。对于他的种种叛徒行为，尽管马
克思、恩格斯早有怀疑，但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充分的证据，因此只能
在《社会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书中，清算巴枯宁在第一国际中的反
革命活动，揭示他历史上的许多疑点。书中曾借用《哨兵报》的话说：“即
使你不是被收买的暗探，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无论哪一个被收买
的暗探也不能比您造成更大的危害。”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在没有确凿证
据的情况下，也只能从他的行为对革命所起的破坏作用方面进行批判。
然而，巴枯宁是否是货真价实的革命叛徒，直到他去世 45 年后，即 1921
年，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才从沙俄政府第三厅的档案中，查到了巴枯宁亲笔
撰写的《忏悔书》，巴枯宁是否叛徒的历史之谜才被解开。人们这才看清了
当年这位混迹革命运动的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原来是匍伏于沙皇脚下的无耻
叛徒。
虔诚的感恩戴德
巴枯宁于 1849 年 5 月 10 日，在萨克森的德累斯起义中，因失败而被捕，
1851 年引渡回国，被沙皇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监狱。6 月 28 日，沙皇尼
古拉一世为了瓦解革命力量，派奥尔洛夫伯爵到监狱劝降。在这生死考验的
关键时刻，巴枯宁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颅。他同意“毫不羞耻地采取灵活的
方式”，写一份虔诚的《忏悔书》。通过长期的精心创作，他果真实现了自
己的诺言，一份长达 10 万言的叛徒自白书出笼了。
在《忏悔书》的开头，他虔诚地向沙皇表示悔罪，并乞求怜悯和宽恕。
他说：“……陛下啊！我不配得到这种宽恕，我一想起过去妄自评议皇帝陛
下时，就感到惭愧。……
“……因此，我祈求上帝提示我以纯朴、真挚、诚恳和毫无矫揉造作的
话语，使我能博得皇帝陛下的怜悯。”
卑鄙的献媚取宠
自称为“俄国志士”、与沙皇不共戴天的巴枯宁，在谈到他之所以低头
认罪，痛改前非时，竟称自己的政敌为“慈父”，自己是受了慈父般皇恩的
感召和受到俄国现实的教育后才下决心这样做的。他说：“陛下，我无法表
达，在我刚进入俄国国境时（指引渡回国时）受到的那种高尚的、人道的、
宽宏大量的待遇时……，如何深受感动！我原先预期的是另一种接待，我的
所见所闻和从波兰王国到彼得——保罗要塞的途中所经历到的一切，都与我
的担忧绝然相反。”他还说自己“所说所写的有关俄国政府的残暴”是“谣
传”，“使我第一次对自己过去的想法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并痛骂自己
过去是在“进行诽谤”，彻底认识到“许多旧的偏见都是站不住脚的”。
为了表示他认罪的诚意，他发誓：“在这份忏悔书中对您决未隐瞒一个
错误、一桩罪行。”他声称自己已经“把整个灵魂向您和盘托出。”
痛心疾首求活命
巴枯宁在他的《忏悔书》中，把他过去的反对沙皇的言行，说成是一种
“罪孽”。他说“您已经看到我的种种错误，看到我如何一错再错”，他还
将自己犯罪的过程写成一个公式：“由错误而铸成过失，由过失而演变为罪
孽。”
他痛心疾首地向沙皇忏悔：“总而言之，我明白，我个人的意图和行为
都是极其荒唐可笑和粗暴犯罪的。”他坦诚地指出，自己的所有罪行都是“反
对我的陛下，您；……反对我的祖国俄罗斯；……反对一切政治的和道义的、
宗教的和人道的法则！”
“我内心深处充分意识到，最主要的，我是反对您，陛下的罪犯，是反
对俄罗斯的罪犯。我的罪行理应处以极刑。”他还用了许多十恶不赦的词语
来咒骂自己，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乞求皇上饶恕他，留下一条性命，以期
在人世上苟延残喘。
向沙皇提供情报
作为欧洲宪兵“总督”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之所以让他活下去的一个重
要原因是想从他的口里和笔下掏出特务机关从未获得且今后也不可能获得的
大量有关革命的核心机密。而巴枯宁强烈的求生欲望，又恰巧与尼古拉的想
法相吻合。各取所需，于是，一笔政治交易自然很快地成交了。
在《忏侮书》中，巴枯宁向沙皇报告了俄国、波兰、捷克、匈牙利、乌
克兰、奥地利、法国、德国、比利时、瑞士等国家和地区革命民主派的政治
思潮、组织形式和活动特点，泄露出欧洲各革命派别和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以及法兰克福议会、斯拉夫人大会的内部情况和存在的内部矛盾。他还详细
地叙述了 1848～1849 年欧洲各国革命的具体过程。由于他对沙皇的赤胆虔诚
与“和盘托出”，他的《忏悔书》得到了尼古拉一世的高度评价，他曾别有
用心地批转给自己的儿子阅读。批语是：“值得一读，非常有趣，颇有教益。”
共产运动的敌人
巴枯宁在《忏悔书》中承认自己在法、德、比、英等许多国家结识过不
少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读过和研究过他们的著作和理论，但是他申明：
“本人从来不属于这类宗派、这类团体，而且与他们的事业，与他们的宣传
活动毫无关系”。他认为：“东方无论哪一块斯拉夫人的土地上——也许波
西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部分地区除外，共产主义既无地位，也无意义。”
他进一步诬蔑地说：“公开的共产主义团体的软弱性，1848 年在英国、法国、
比利时，尤其是在德国明显地表现出来。”除此以外，他还把攻击的矛头，
直指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胡说什么“要在现时每种著名的社会主义理论中
寻找荒诞无稽、自相矛盾、以及无法实现的东西，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因此，
没有哪一种现存的社会主义理论能够维持哪怕 3 天。”为此，他断然宣布与
共产主义划清界限。
矛头直指马克思
为了博取沙皇的怜悯和欢心，他申明自己与共产主义者有不共戴天的深
仇大恨，并将罪恶的矛头直指科学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在《忏
悔书》中，他既承认自己曾参加过“一个由德国和比利时共产主义者和激进
的民主主义者联合组成的团体”，在谈到后来和他们中断联系的原因时，却
声称自己“不喜欢他们的作风和腔调，不同意他们的要求，因而引起那些共
产主义的人们的不满，甚至仇视。”还说他们对自己变节行为的批评“嗓门
拉得比别人高”，特别是布鲁塞尔的德国共产主义的领导人马克思，“由于
我不愿意做他们团体的勉强的客人，就比别人对我更加深恶痛绝。”他还指
责马克思在他主编的《新莱茵报》上对他“加以责难，似乎我以告密毁了许
多波兰人”。由于《新莱茵报》在民主派和工人中的巨大影响，造成了“所
有的人突然间到处大谈我的虚伪和叛卖行径”。
为沙皇出谋划策
1848 年，波兰和德国的革命者联合起来，准备在波兹南发动反对沙皇统
治的起义。听到这一消息后，巴枯宁立即从巴黎赶去，准备抵制起义的发动。
在旅途中，当有人问及他是否参加这次联合行动时，巴枯宁斩钉截铁地说“绝
对不行！”并狂妄地表示：“德国人只要敢于在斯拉夫土地上踏一只脚，我
立刻就把他们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他声称自己的波兹南之行是“竭尽全
力反对德国人和波兰人那种不自然的反俄联合。”
作为一个泛斯拉夫主义者，他甘愿匍伏在沙皇的脚下，聒不知耻地表示
自己“深深地、深深地崇拜着圣上！”他出谋划策，建议沙皇去扮演斯拉夫
民族“救世主”的角色，并坚信，只要沙皇愿意举起斯拉夫人的旗帜，这些
民族就一定会“盲从您的意志”，即使是奥地利和普鲁士统治区所有讲斯拉
夫语言的人，他们也会“愉快地、欣喜地投入俄罗斯之鹰的巨翼”。他还预
料，沙皇的铁蹄将会“势不可挡地冲向万恶的德国人，而且冲向整个欧洲”。
不用赘述了。《忏悔书》的问世像一把钥匙，解开了一个长期以来困扰
人们的历史之谜：巴枯宁到底是人是鬼，是革命家，还是无耻的叛徒，人们
自然会作出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