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发去了？洗大头还是洗小头呀？”阿超问。
我一惊：“什么洗大头洗小头的？理发就是理发呗。”
“老实交待！看你脸上红霞飞，一定是大头小头一起洗了。”杨排长逼问我。
“你肯定去爽过才回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阿超抱住我要我交待。
“别乱说了，我差点失身了！”慌乱中我脱口而出。
“什么？失身？”在他们逼问下我只好全盘托出，由于我对关键的细节不加渲染甚至有意掩饰－－我想独享这份低级趣味。他们半响没有嗅出点荤味，很是不满。
“有色心没色胆！要是我呀，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杨排长骂我，“要钱呀？胯下有一吊！”“你小子昨天带女大学生逛街，今天又洗小头，你他妈成唐僧了。”阿超说着搡了我一个趔趄。“别说那么难听好不好？我还是童子军呢！无论如何，这第一粒种子也要播在处女地上。哪象你们，分明是配种站的公牛嘛，走一路播一路。”我以进为退，“该吃饭了吧？”
“你他妈的装处！”他俩又骂。
“童子军装是装不出来的，要苦练几十年。”我振振有词，“谁是谁不是一试就可以检查出来。”
“什么样的？你说！脱了裤子都一样！我不相信你那玩意象猴子尾巴一样长在后面！”他俩将我夹在中间不放，并试图摸我的裆部。
“先把我放了，到大排档去我给你打个比方，简单明了。”我挣扎着说，我们到了大排档坐下，上了菜之后，我问他们，“你们说吃饭是什么动作？”
“这不用问，端起来就吃呗。”杨排长说。
“端起来就吃的绝不是童子，要这样――。”说着我端起盘子在鼻子边嗅嗅又放下说，“端起来还没有来得及吃就把饭菜又放下的，绝对是童子。”
他们先是愣了一阵，突然悟出了什么似的爆笑：“打这个流氓童子？哪里学来的？”
“弗罗伊德说的，在《性爱与文明》里面。”我胡诌了一句，每次我说脏话遭人攻击都往弗罗伊德头上按，反正他死无对证嘛。
今天由杨排长请客，因为他已经正式上班了，所以他现在非常关心我的工作，我告诉他明天早上要去见工，据说老板是个女的。
“我说你这几天是唐僧，桃运当头，这次你一定会被录用。”杨排长说。
“哪敢肯定？”我有些黯然。
“你不是说你是全世界最后一个童男吗，稀世珍宝！只要她知道了，你溜都溜不掉。这个消息你一定要透露给她，我保证你会成功！”他说。
“我倒有个办法，只要胆子大，保证你迅速致富。”阿超说，“你到深圳拍买行去，宣布你是六十年代出生而九十年代全世界仅存的一个童子，要求向全世界拍卖童子功，绝对全世界的富婆云集深圳，把你撕成碎片！”
“别再说这些难听的话了，来，我们划几拳，”我岔开话题说：“我先和阿超来几拳，毛主席说呀酒是一副药呀，女人是祸水，你不要去喝呀，哥俩好呀桃园三呀……”
二十四
第二天一早我就直奔那家厂，我在“中国华侨城”车站下公共汽车后再转乘本地人的摩托。大概一眼便知我是外地人，这家伙穿街走巷左拐右折故意兜圈子蒙我钱。约摸有十多分钟后才驶进一大片楼房林立、乱如秘宫的厂区，我下车后打听了好一阵，才找到那家电子配件有限公司。原来它不过一家规模极小的厂，只是唯独的一座楼，楼高4层，是灰扑扑的内地常见的那种工房，还没有孙仁的那家厂的规模大，房子新。我在门卫的指点下登上经理办公室所在的四楼。我看见一至三楼全是车间，到处堆放着电子管、电线、集成块、电板、开关、电工钳子之类的成品和半成品。隔着玻璃门，我可以看到办公室内有几个工作人员正伏案工作，竟没有一个是男的。我迟疑了一下，敲了敲玻璃门，一个小姐迈着碎步过来为我开了门：
“先生请问你有什么事？”
“我是昨天看到贵公司的招聘广告来应聘的。”我忙说：“我没找错地方吧？”
“请进来吧，”她放我进门后，指着一把椅子说，“请您先坐着，我先去给经理通报一下。”她转身走进另一间办公室，我留意了一下办公室。一个墙角放着一人高的三菱空调，另一个墙角放着一张电脑桌，桌上是台苹果电脑，精致的办公室上摆着红色电话和黑色传真机。不一会那个小姐走出来示意我进里面的经理办公室，我进去才发现那个经理竟只是个二十来岁的女子。在我的印象中，经理应该是五十多岁，腆着一个啤酒肚，梳着桥本龙太郎式的发型，西装笔挺，戴着一副金边眼镜的。
“请坐。”她指了指她对面的皮椅。
“先生是来应聘经理助理的吗？”她操着温文而雅的普通话。这种普通话和北京人讲的话完全是两种味儿。
“是的，我昨天在城里看见你们的招聘启示。”我边说边拉开皮包取出资料递给她。
她接过资料仔细看起来，她穿着蓝西装，系着黑领带，非常端庄持重，有一种内向文静却又不乏现代人的气质。她的肤色不象广东人、香港人那样黑里透红，而是黑里稍微泛青，真正的古铜色，她五官组合极佳，下巴上有一颗黑痣。我觉得她更象一个女教师而不象一个女商人，总之她是一个职业女性的活样板。她姓林。
“准本科，英语专业，”她念着资料，忽然她抬起头问：“怎么，你也是一九六八年五月出生的？”
“是的，”我想她莫非与我同龄。
“来深圳多久了？”她问。
“半年了。”我说。
“以前在什么公司干过？”她问。
“在关外一家公司，有两个多月。”我说。
“你干些什么工作？”她问。
“经理助理，但具体工作较繁杂，老板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老练地说。“怎么又不干了？经理助理是个很好的位子也。”她盯着我问，手中拿着我的资料轻轻掂晃。
“我和老板合作得不是很愉快，老板是个台湾人，我们一次有八九个人一齐离开了他。”我回答，“他的公司在关外，环境很差。”
“台湾人？是谁？可能我认识，我们也是台资企业，也许有来往的，”她问。
“怎么？林小姐也是台湾人？”我心里一惊，知道自己失言，后悔刚才怎么不胡诌一个香港工厂。
“是的，我们的总部在台湾，老板是我的父亲，这里是个分公司，我在这里管理。”她说完忽然又问，“噢，你还没有说那个人是谁？怎么会那么不愉快？”
我有些慌乱，顿了顿说：“这也不好说，挺复杂的，我有难言之隐。其实那个老板人倒是挺好的，只是我们在工作上合作不太愉快，观念上有些不一致，这也难怪，几十年没打过交道了嘛，误会是免不了的。这不怪他，也不怪我们自己，历史造成的。由此可见两岸实现直接三通有多紧迫！――锣不敲不鸣，人不走不亲嘛。”
“透露一点好吗？我可也是台湾人也。”她笑起来，眼睛直视我。
“我想以后我们可以避免这种不愉快的。”我想避开她的审视，岔开她的思路。
她不再追问我，又拿起我的资料看，然后又问我：“你调整工作的原因是‘没劲’？你以前是局长秘书，在大陆那是个好职位〖HT5，7”〗口〖KG－＊3〗〖HT5，6〗也〖HT〗。”
“好是好，不过我想年轻人还是出来闯闯好，以前整天呆在办公室闷得慌，薪水又低。”我说。
“你是中共党员吗？”忽然她问。
“不是，林小姐问这个干嘛？”我大吃一惊。
“真的不是？我不相信，局长秘书一定是中共党员。”她又审视我的眼睛。
“不是，真的不是。”我说，我简直没料到她会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不是？在大陆，入党可以升官发财嘛，你又是大学生，谁不想升官发财呀，如果我是大陆人，也要加入中共的。”她又问我，眼里是狡黠的目光。
我心里有些警觉起来，这个咄咄逼人的台湾小姐莫非要……我平静地问：“小姐一定知道这个问题吗？我非回答不可吗？”
“那倒也不，只不过我们对公司的雇员要尽量多了解一些，这样工作起来会顺利得多。”她双手十指交叉压在资料上。
“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我说。
“这是什么意见？”她不解地问。
“小姐是否认为中共党员就会被你们拒之门外？”我又折回来问，这样可以扭转被动局面，把我置于进退自若的位置。
“不，不，共产党员也受欢迎，但不能对我们隐瞒身份。”她忙解释说。我想可能是他们对解放前中共的地下工作至今心有余悸吧。
“干什么职业没必要非得穿那种职业的制服，就象捉贼不一定非得是警察。我在组织上不是，但思想上却不一定不是，反过来，我在组织上是而在思想上行为上却不一定是，比如间谍奸细。”我又说：“身份和行为并没有逻辑上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比如资本家也行善事，牧师也有人面兽心的。”
她愣了一下，我又一语双关地说：“如果小姐非得认为我是中共党员的话，就把我看作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吧，我这人从来不喜欢和任何人发生组织上的关系，我是自由的。再说我暂时不想升官－－我还太年轻，升官不容易。发财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嘛。”
不知她是满意还是尴尬，她露出了迷人的微笑，她又问：“你要求的待遇是月薪一千元？”“这不算太高吧？深圳的物价是全国最高的。”我又说，“我的其他同学每月都不止这个数字，对你们而言也就一次宵夜费而已。”
“但是试用期不行，六百元吧，如果试用期满，我们会和你签订两年的合同期，加薪也是根据你的业绩逐步来的。”她说。
“七百元怎么样？”我试探了一步。
“七百？七百就七百吧。”她用笔将一千元改为七百元，然后对我说，“我们是非常欢迎你到我们公司来的。”
“我会珍惜这个发展机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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