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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逆转，胡秉宸并没有多少感激之情，更多的感觉是侥幸。
他怀着一份不愿，又不得不接受胡秉安这份舍施的不甘，离开了那个凶险之地。当他走出一道道封锁之后，心脏才异常剧烈地抽搐起来。
胡秉安为什么这样做？也许良心发现，想起了诈骗奶奶的那笔昧心钱，也许他们的血缘起了作用。
胡秉宸当然也想到了他们之间的骨血关系，可也就是想想而已，并不妨碍他日后坚挺、长驱直人胡秉安的未婚妻——表姐绿云那块未开垦的处女地。
说到义薄云天，胡秉宸莞尔一笑，他早就不是与胡家大院合辙合韵的那个胡秉宸了。
正如几十年后，当他的对手旨在直捣他的老巢，拿他的情人吴为开斩祭旗的时候，他不也是和一个叫做杜亚莉的女人在后方寻欢作乐，从没感到将吴为一人丢在前方有何不妥吗？并且一直珍藏着杜亚莉的情书以及非杜亚莉的那些情书，还时不时拿出来检点一番，就像一个将军检阅他的战绩。
吴为没有白帆侦察方面的训练和本领，如果她早就能够截获胡秉宸这些“赃物”，还会有那样的高风亮节，无怨无悔地在前方为他流血牺牲吗？
如果杜亚莉的成就高于吴为，胡秉宸最后的取舍究竟是谁？都很难说。
当胡秉宸动身西去的时候，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也为胡秉宸写了一封举荐信。
胡秉宸带着著名记者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的举荐信，一路顺风地到达西安，并将两封信转呈周恩来。
人还没到延安，就为急需通讯设备的共产党贡献了一部小电台的胡秉宸，显然得到周恩来的另眼看待。当然，周恩来也顺便看到了胡秉宸身旁的胥德章，却没有留下更多的印象。
为此，胡秉宸奔赴延安前夕，周恩来又亲自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这一封信，为胡秉宸日后的发展奠定了磐石般的基础。
不能不说胡秉宸一生吉星高照，天时、地利、人和，似乎都为他准备妥帖，为他做好铺垫而存在，而出现。让人不得不感叹上苍给他的那份厚爱。有这几封信护航，胡秉宸本应有个繁花似锦的前程，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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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以前去延安比较容易，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搭上一辆便车就可顺利到达；一九三九年之后，情况才有了变化。
当毛泽东跋涉二万五千里，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到达延安并在那里安营扎寨时，绝对没有人会预见到那块丁点大的地方，在改写中国当代历史上的特殊意义，就连毛泽东自己当时也未必明了。
到达陕北的毛泽东只剩下八千多人，西路军主力也不过两万多，曾向山西运动寻求发展，被阎锡山击退；又令四方面军西征，去那无水无粮的宁夏建立根据地。指挥过四渡赤水的毛泽东命令西路军一会儿打到西一会儿打到东，一九三六年，徐向前终于西征失败，几被马家军全歼。
关于西路军的失败，多少年后徐向前说道：在西路军被打垮之前，我所收到的电报、命令，都是从中央毛泽东那里来的，从没收到过张国焘的命令。蒋介石怎么也想不到，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还能绝处逢生。
困守后方卧薪尝胆的毛泽东却因祸得福。
不论从背后袭击日本人或袭击国民党，都袭击得有声有色，并且在这种声东击西、神出鬼没的运动中，神出鬼没地发展壮大。
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抗日后，抗大学生几个星期就毕业一批，毕业一批送到前方一批，数量非常之多，势力扩充极快，有些做军队工作，有些做地方工作，敌后几乎都成了共产党的势力。此番更是不费一枪一弹就到了山西，阎锡山此时只好照单全收。
到了这时，国民党才看出些眉目。
一九三九年后，国民党就开始拦路扣人，再到延安就不那么容易了。
在国共两党联手对日的双打中，毛泽东提出游击战，避免和日本人硬拼，有人将此理解为心怀叵测是非常错误的。当时共产党只有几万人马，前方不过三个师，又没有多少武器装备，怎么打？——打就打光了。
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热血沸腾之际带着打了百团大战，为此挨了毛泽东的批，批他的百团大战暴露了共产党的实力。其实说是“百团”，也未必就真是整整一百个团，但影响确实不小。
那么一九五九年彭大将军在庐山上的遭际也就不足为奇、可以说，命运早在此时就暗示了它的轨迹。百团大战后，八路军再没有和日本人大规模交手，也没打过什么像样的战役，大部分是在敌后活动。在那些地区，军队给养、粮草、弹药和医药都很困难，作战是极其艰苦的，当然不能进行大规模的阵地战，只能伺机袭击，取得局部胜利，集小胜为大胜。以至几十年后，影视界刮起拍摄抗日大型战役题材之风时，却无从下手。
这虽让热爱战争题材的影视界人士无从着手，却为共产党日后夺取天下积蓄发展了力量、也就难怪二十多年后，毛泽东他老人家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那一天对日本社会党领袖佐佐木更三说：若五日军大举侵华、八年抗战后的疲敝，中共便无法夺得政权。
该算是毛泽东式的幽默！
无独有偶，胡秉宸也曾说过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这一方针也还是，一盘棋，可是这盘棋没有下到底，没有安好内又去攘外了，结果败在共产党的手下一可以看做是胡秉宸对毛泽东老人家那份幽默的心领神会。
最终落荒而逃、苟安一隅的蒋介石，更残漏尽之夜，难免不追悔许多可能挽救党国命运的大政方针没有坚持到底。
很多时候，两强相遇拼的不尽是真理，恐怕还有谁敢把命“玩儿”到底的心理素质。
奔向延安的道路，是如此直白地提示着人们常常挂在嘴上，实际上又不十分考虑的一种东西。
汽车几乎没有停止过颠簸，乘人不备突然将人抛向车顶，脑袋理所当然地就撞在车篷上。幸亏有那个连接上下身的“轴承”，也就是叫做腰的东西缓冲，当臀部落回原位时，不过被坚硬的车座猛挫一下，跟着全套内脏也就猛地往上一颠。可是热情高涨的人们一路连笑带唱，就连五音不全的胥德章也张着大嘴在唱，唱了《胜利进行曲》又唱《兄妹开荒》，唱完《兄妹开荒》又唱《延水谣》……歌声跟着臀部和全套内脏的上下挫动而挫动，却是阳光灿烂。人们不知道看没看见清凉山或宝塔山就喊了起来：“看哪，看哪，那就是宝塔山！山上还有宝塔嘛，那边肯定就是清凉山啦！”
胥德章用胳膊肘捅了捅胡秉宸，风华正茂的胡秉宸的确也想跟着热情热情，可他就是喊不出来。熟悉历史的胡秉宸，只是沉默地观察着这个小城，像个点心盒子似的让人送来送去，一九三六年还是东北军驻地，后来说送就送给了毛泽东。
为什么有史以来它就是陕北的一个重镇？相传北汉降宋名将杨继业杨老令公就曾驻守于此，以抵抗北方契丹的进攻和威胁。
至于“座襟三山，——带延河”的宝塔，传说为一女子而建，《太平广记》有云：“昔延州有妇女，白皙颇有姿貌，年可二十四五，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与之游，狎昵荐枕，一无所却。数年而殁，州人莫不悲惜，共醵丧具为之葬焉。”
按照《太平广记》的说法，这该是一个放荡纵淫的女人。可黄土高原却将她包容在自己博大的怀里，塬上的人又共同捐凑“丧具”安葬了她，——不但安葬了她还为她建起这座塔，祈愿她来世有所皈依。
到延安不久，胡秉宸就独自到延河对岸的宝塔山上走了一遭，塔内黑黝黝、空洞洞，连一行诡谲的文字也没有找到。
跟着他看见了一个口号：“集中是目的，民主是手段”。
这个口号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比之这个口号更能说明一个政党性质的口号千千有万。可对胡秉宸来说，却是惊鸿一瞥，他突然觉得以前对共产党的了解都算不得了解，只有从这个口号开始，他才真正踏上了中国的共运之旅，等到黄炎培先牛访问延安时，听到毛泽东与黄炎培的那番对话，胡秉宸就更加迷惑不解。
黄炎培先生说：我生六十年，耳闻的不说，就亲眼所见，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及至一国，都不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好转，精神也就渐渐放下，有的因历时长久惰性自然发作，并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下大力也无法扭转，且无法补救。也有的因区域一步步扩大，有些扩大是自然发展，有些则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难于应付，环境越加复杂起来之后，控制力不觉趋于单薄。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有，“求荣取辱”的有，总之，没有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的。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是略略了解的了，就是要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周期率。
毛泽东则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那么，民主到底是手段还是目的呢？
就像吴为人学那天，一进大学校门就看到“做党的驯服工具”那个口号一样，连身体都像块铁似的硬了起来，怎么也不能接受、说服自己是个“工具”，怎么也不能将“人”的现实虚拟处理。
像胡秉宸和吴为这种执拗的人，某种思绪一旦开了头就会继续下去。
也就难怪，几十年后在“大革文化命”的那场运动中，谈起“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两人一拍即合。
因为带着周恩来的介绍信，胡秉宸一到延安就品尝了革命的等级，住进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在那里等待分配工作。当时延安还很匮乏，除了伙食。勤务兵、婚嫁各方面的供应或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