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有人在街上见到出狱后的史峤，大家为此紧张、躲避过一阵，过了很久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才放下心来。后来又听说他在重庆略一露面就到香港去了。
史峤到香港后找到党组织，接受上级机关的审查后，又根据党组织的意见来到前线继续革命，实际上是明升暗降。职务对史峤没有什么意义，明明白白的是组织上再也不信任他了。除了长吁一声继续埋头革命，像史峤这种人还能做什么？
胡秉宸在史峤领导下工作多年，也很赞赏史峤的为人，却并不同情史峤的结局。
身处地下状态，随时随地在生死中穿行，怎么能讲人情？你的人情很可能就是同志牺牲、工作受损的缘由。李琳之所以得知那个重要的地下联络点，正是史峤的错误。
地下党人的工作生活极其艰难。当胥德章和常梅结婚时，史峤提出至少在他的住地为他们举办一个简单的婚礼，大家也可趁此机会聚会一下，却遭到胡秉宸的强烈反对：“这样集中起来相当危险，也不符合地下工作的纪律，按规定我们只能单线联系。”按照秘密工作的原则，史峤的住地必须绝对保密，如与下面同志联系，只能在约定时间、到指定地点碰头。事实证明，这一套工作原则在李琳叛变后，确保了他们那个系统的安全。所以胡秉宸总是对吴为说：“我是在十多年严格的地下工作中成长起来的，不习惯于事先马虎放纵，事后懊悔着急。一辈子有过多少千钧一发、独人虎穴的时刻，国民党却从来没有抓住我，原因就是严格。”“秘密工作是严格的概率论关系，要严格按照规律办事，只在非常必要时才冒险，不做不必要的冒险，这就是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活着。有次周恩来找我谈工作，我掏口袋时顺手掏出一个电码本，那虽是明码而不是密码本，周恩来还是严厉地批评了我：‘为什么身上还带着文件？’到秘密机关接头是绝不许可携带文件的，我从此再也不带。”
“地下工作又是艰苦、平凡、日常、绝对细致严密、万万不能失误的组织工作。这个工作需要的是具有特殊潜质的优秀干部，不管隐蔽多少年都能坚持下来，不论有什么苦闷也能待得住，只待有朝一日也许用得着也许用不着的‘需要’而穷年累月积累着力量。说不定哪天走在街上，从对面走来一个人与你擦肩而过，突然塞给你一张纸条，任务就来了……”
有一次说到这里，胡秉宸停了一停，他想起那个成了叛徒而又不知所终的李琳，如果李琳不是接错了头……
可谁又能说她的确接错了头？……
风雨苍黄啁，风雨苍黄，如此不清不楚的细枝末节，除了忘却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根本不像一般文艺作品表现的那样只有惊险和传奇，可能有一些，但不是主要的。我们那条线上没有出过什么问题，曾有四个人被捕，除了一个叛变之外其他表现都很好。有个联络点上的同志被特务活埋了，却始终没有泄露地下党的机密。”虽然胡秉宸事后花了不少钱，通过关系将那位同志的尸体收回，买了一口不错的棺材将他安葬，但没有对吴为详谈其形其状，这样残酷的事说都难以说出口，只好埋葬了吧。
史峤算是听取了胡秉宸的意见，但也只是将婚礼改到他们那个地下联络点，大家还是聚了一次餐。
果不其然，这次聚餐为李琳的背叛做了铺垫。胡秉宸什么时候回想起来，什么时候都痛心自己没有把意见坚持到底。
如果不是史峤坚持为胥德章和常梅举办婚礼，胡秉宸根本不可能见到李琳。即便在那个聚会上，胡秉宸的行动也很诡秘，以至事后人们回想起来，都觉得他似乎没有参加那个婚礼。
像李琳那种大而化之的人，更不可能注意胡秉宸是否在场。倒是胡秉宸有点惊讶：地下组织里还有这样一个女人！一个让他禁不住有点欣赏同时也感到极不安定的女人。
仅这一面，在暗处观察的胡秉宸就发现了李琳的不妥。
李琳的恋爱有点突如其来。
其实在胡秉宸指示常梅与李琳谈话之前，常梅对李琳的“异常表现”就有所察觉，比如李琳的恍惚。
常梅没有约李琳到新华书店或公园那一类进步青年常常聚会的地方见面，而是约她去听川戏。在尖峭的川戏唱腔中，与李琳谈柔软的爱情和坚硬的革命。
由此可以看出常梅的缜密，难怪日后她对白帆做的那个手脚，也就无人可以看透。
常梅约李琳谈话时，李琳和唐敏之不但同居已久，而且已然有了身孕。
有关唐敏之的情况和背景，李琳却是一问三不知。常梅说：“你不了解他，怎么能和他恋爱？而且这样大的事情也不向组织汇报！”
到了这种时候，李琳还振振有词：“我也不知道你的情况和背景是不是？而且不是组织派我去和他接头的吗？再说这难道不是一件非常个人的事？”
常梅没有回答李琳那个准派她去接头的问题，只说：“既然我们已经投身革命，一切行为就要对党负责。”“我没有为党的工作负责吗？”
“我们这样的人，是不能随便和组织外面的人建立这种关系的……周围不是有很多好同志吗？”
这还用说？能在如此黑暗看不到光明的时期献身革命的人，肯定都是好同志，李琳想起常梅的婚礼，到场的可能就是全体同志，而那些男人各个都可共事，却偏偏没有一个让她愿意托付终身。
李琳能与代表组织的常梅大唱反调，实在是时间的错误，也是地点的错误，哪怕在革命根据地延安，不听从组织安排婚姻人事的女人电不多见。不论胡秉宸在延安的女朋友还是顾秋水在延安的女朋友，都是由于组织的干预无法与他们缔结良缘。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那一天日本对重庆的大空袭？时隔六十多年，即便有些老人记得，留在心里的恐怕也只是仇恨和恐惧，谁能料想李琳在那一天经历了什么？
按照组织的交代，李琳应在傍晚某时某分到约定地点与某人接头。她走着、走着，突然就看见制高点的旗杆上，挂起了三角形的绿灯笼，知道此时空袭的敌机已经起飞，但还不太紧张，只是加快了步伐。
不一会儿警报开始拉响，旗杆上三角形的绿灯笼换成一个红灯笼，到了该进防空洞的时候。李琳途中不是没有经过防空洞，但首先得完成任务，还是勇往直前，向接头地点赶。
等她到了接头地点，汽笛同时响彻全城，制高点的旗杆上已是两个红灯笼，敌机迫近！可是接头人还没有出现。她看了看表，距离接头时间还有三分钟，她必需再坚持三分钟。
接头人按时出现，已是三个大红灯笼高高挂，汽笛忽起忽落，路上车马行人突然就了无踪迹。紧接着，三个大红灯笼鬼里鬼气悄然落下，汽笛也立时哑然无声，飞机马达轰鸣。即便如此紧迫，李琳也没有忘记按照组织事先交代的特征，将来人从头到脚一一核对，没有发现异常。又按照事先约定的暗号接对，刚接好暗号，炸弹就在很近的地方落下，随后敌机开始俯冲扫射，因接头地点距市中心十八梯附近那个防空大隧道很近，匆忙之中他们跑进大隧道躲避。想不到几小时后，大隧道就因炸弹命中，致使一万多人窒息，轰动全国。
但如果人们冷静一些，就会发现大隧道虽被炸塌却无大碍，既没有炸死也没有炸伤哪一位。
可当炸弹就在头顶开花时，谁还能保持冷静？人们像网中之鱼，拼个鱼死网破地奔向隧道出口，并在出口挤成肉团，以致隧道大门无法开启。许多人死在不断拥来的人群挤压践踏之下，据随后的新闻报道，死伤共有一万多人。李琳他们因为最后进入，地处隧道出口，空气比较充分，又被人群挤在门角之后，那一处“台风眼”反倒使他们免受挤压。更还有唐敏之，用后背和双臂奋力撑挡着汹涌而来的人群，否则像李琳那样一个袖珍女人，恐怕再也不可能从门角后走出。
事后李琳问及唐敏之为什么在那危情时刻奋力救她，他也说不出道不清缘由。
如果那一天没有日本人的空袭，按照地下党的工作原则，他们本可以在交接之后各走东西，不再相逢，也不会知道彼此姓甚名谁。
日本人的空袭把他们挤在了一起，更有唐敏之的英雄救美，他们只好有了联系。
唐敏之没有什么特别引入之处，不过是那个时代读书人的样子：小分头，白衬衣，西服裤，当然，胳肢窝底下常常夹本书。唐敏之夹的那本书与进步青年常常夹的《土敏土》《母亲》《铁流》什么的无关，大部分是些可读可不读的闲书，不知这是一种更为安全的保护色，还是他胸无大志。
也许李琳觉得地下党的环境太过拘谨，不希望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处在监督之下，哪怕那是善意的，哪怕那是出于革命的需要。她愿意投身革命，却不打算在革命中失去自己，特别是失去自己的私人空间。像她这样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骑一辆英国风头女式自行车，在南方郁郁葱葱的树阴下如一只白蝴蝶般飞来飞去的女子，对革命和个人的位置根本不可能有一个合理的摆放。如果让她经历一下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或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政治生活，肯定再不会强调什么私人空间。
他们的爱情模式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比起白帆和胡秉宸的同居或常梅与胥德章的婚姻，多了那么一点情调。比方相对小酌一杯，或手牵手到公园花前月下一番，或唱和几句诗赋，非常地布尔乔亚，——李琳这样的女人就喜欢小情小调，不喜欢大风大浪。
问题的严重性以后才得到暴露。常梅有一天突然对李琳说，唐敏之可能不是她该接头的那个人。李琳想：这到底是谁的错？更不解的是，即便唐敏之在轰炸中的匆忙回答被她错当暗号，为什么接头暗号以及一切细节都与组织的事先交代无异？还有，是不是应该由她来考虑、负责唐敏之根本不是来接头的人，而是紧急警报情况下，一个向大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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