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惊讶，区区小事也能做出这样大的文章。然后他开了窍，“汇报”实在是这里需要学习的重要科目。但他并不懊悔不曾早日得到高人的指点，这种事只能靠自学成才，不能指望他人传授。
如同顾秋水和包天剑将军到了延安，最先遭遇、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汇报”一样。“连咳嗽一声都有人汇报！”顾秋水如是说。后来他们又从延安返回花花世界，不能说与此毫无干系。
后来胡秉宸又总结出，挨“整”，一般都是从这种不起眼儿的小事开始。你以为不过如此的时候，枪子儿可能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一九四三年，这朋友自然不能逃脱“抢救运动”的：抢救”。
几年后，胡秉宸听到消息说，一九四七年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中央决定战略撤退，途经永坪镇时，这位朋友与几个在“抢救运动”中被“抢救”，历时四年也不能结案的犯人，甚至还有几个不知到延安来干什么的西方人，被子弹送上黄泉之路，又被效仿慈禧太后，把他们的尸体投入井中。如果不是追击至永坪的胡宗南部从井中挖出他们的尸体并就此大造舆论，他们则会像泡沫一样了无痕迹。然而他们却没有珍妃的运气，日后成为电影或电视剧取之不尽的素材，——那无论如何也算是一种平反。如果不是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如果中央不从延安战略撤退，如果假以时日对他们继续审查……也许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
当时延安干部不过三万多人，外来干部不到两万，这些外来干部在“抢救运动”中很少幸免。保安处关押犯人的窑洞人满为患，约十平方米的窑洞，即便挤进八个犯人也不敷使用，比之那时的盛况，死于永坪的一千人，无论如何，原来也算是执行了毛泽东“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指示。
所以问题还是出在胡宗南的身上。当胡秉宸辗转收到一张不知何人所写、何人所托，大不过巴掌，周边参差缺损的粗麻纸字条时，对那没头没脑的文串已不再书生意气——
“你是怎么到延安来的？说具体的，具体的。”
“先是坐火车，后来又换汽车。”
“啊！我们革命这么多年连火车什么样儿都没见过，你倒是又坐火车；又坐汽车。你说说，什么人才能坐火车和汽车？”“什么人都可以坐嘛，有票就行。”
“你还诡辩！国民党能给你坐火车、汽车的待遇，你还不是特务？”不但不再书生意气，而且随即对一个跟随他多年的地下工作人员说：“虽然我很了解你，但如果组织上说你是特务，我也会马上枪毙你，绝不手软。”他庆幸自己“抢救运动”时已经离开延安，如果还留在延安，肯定不能幸免。不谈火车、汽车，只凭知识分子这一条就够了。
没想到“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是如此坑害了一代读书之人。他沉吟着敲击着桌子，思忖道：知识分子今后恐怕很难做人了。以后每逢“运动”，胡秉宸都会不由自主地想：朋友的在天之灵，说不定会感谢在水坪镇遭遇的那颗子弹。其二是在地下工作时期，有过一场比较严重的、对女人的沉迷，几乎导致胡秉宸和白帆的分道扬镐。一九四九年以前，胡秉宸和白帆有过四次几乎导致分手的冲突，但以这一场最为剧烈。除政权易手之外，一九四九年还将是很多事情的分界线。
除了分道扬镳，恐怕找不到更合适的字眼来说明他们当时的状况，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履行过结婚手续，因而也就无法使用离婚这个具有法律意义的字眼。那时的革命者还相当古典，谁和谁同居，或有一段长久关系，或在长久关系之外偶尔有一短暂的插曲，甚至点染着世界大同的色彩，简直算得上是革命的潇洒。手续等等，更是形式主义。
白帆却很传统，她把和胡秉宸的同居看得相当正式，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她为和柳彤的偷情，非常自谴。一起工作的同志，不止一次在办公处的地板上、桌子上、床铺上捡到白帆写给胡秉宸的信，信中充满哀怨和乞怜，内容大致相同：“你就不能原谅我偶然的错误吗？”
胡秉宸和白帆非常地不同，他从未对他人说过白帆一再发生的“偶然的错误”究竟是什么错误，也从没对他人说过他为什么不能原谅那“偶然的错误”，只是要求分手。
不过，他为什么把白帆写给他的私人信件这样乱丢、乱放？而在白帆这些信里，又有多少只能说给他一个人听的、需要他通融的尴尬和隐秘？让人不得不猜想，他的大度是真是假。
如果不是组织出于工作考虑进行干预，如果不是地下工作的秘密性质所限，如果他们不是忠诚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共产党员，他们早就分道扬镳了。
那场沉迷的破绽，则始于一个很小的细节。白帆像研究、破译国民党电台的密码那样——她在这方面有着非凡的才能——对胡秉宸突发的、对交际舞的迷醉进行了破译，果然从中找出破绽，打了一个翻身仗，她的自谴才稍稍得到缓解。
所以就难怪近二十年后，即便在四野无人的雪寰中，胡秉宸也会马上拐人另一条小路，爬上一道小丘，在确信无人发现的情况下，去欣赏一个在风雪中优哉游哉的女人那份“野渡舟横”的情致。
虽然胡秉宸一再对吴为强调他不会跳舞，并且在说到“跳舞”这两个字的时候带着明显的嫌恶，吴为还是在与胡秉宸的一次共舞中发现，他的跳法，与三十年代电影里的跳法如出一辙。那种耳鬓厮磨、相拥人怀，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跳法，自一九四九年后，至“大款”这种人物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在大陆中国几近绝迹。
她在胡秉宸的舞步里，听到一个遥远的回声，在他往事之湖的深潭里，肯定沉人过对一个女人的记忆，那女人也肯定不是白帆。
那个跳舞的胡秉宸可能很有故事。
吴为只是对他的佯装不以为然。
其三，一九四五年下半年，抗战刚刚结束，国共双方还处在第二次合作的虚情假爱之中。
一方面，蒋介石想缩编部队。抗战八年，损失惨重，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继续给养四百万军队，财政上负担不起，并可以此为由，要求共产党同时裁军，以稳定国家财政，同时达到削弱共产党的目的。另一方面，蒋介石不想与共产党和谈。他认为日本投降后，所有用于抗战的军队、装备，都可以转向围剿共产党，所以极力破坏国共合作，制造口实，以图消灭共产党。
共产党军队却不足一百万，在如此悬殊的条件下，亟须时间积蓄力量，不能打、不想打，提出开始“和平民主新阶段”、成立联合政府，从而渗入国民党内部，出的是“和平演变”这张牌。决定打是后来的事情。
在毛泽东与蒋介石谈判裁军问题之前，中央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全党能够统一认识。
林伯渠老在周公馆召集大家讨论并分别征求意见，胡秉宸自然在列。
抱负的落实需要机遇，没有机遇，任何伟大的抱负只能是“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机遇对胡秉宸似乎格外关照。
当时周公馆周围至少有四十多个特务，连汽车都进不去的江边，还有胡同口小饭馆里的跑堂儿都是特务，专门用来监视周公馆的活动。
可是他们从未抓到过胡秉宸。当然也不好抓，总算国共两党合作时期，只能继续跟踪，掌握更多线索，一旦需要，立即收网。
胡秉宸的本事就是什么尾巴都能甩掉。他在周公馆对面租了个小院，院子后面就是山，每每从周公馆出来，直进对面的院子，穿院子，出后门，进山。这种办法算不得希奇，甚至可以说水准不高。特务们却始终不知道他是一个比较重要、经验非常丰富的情报交通。
因为住在周公馆外，进去述职也很不容易，谈晚了就留下吃饭、过夜也是常有的事，不但多次有机会和董必武老、林彪一起吃饭，甚至还和周恩来吃过一次饭。有一次董老还邀他一起喝酒，一瓶茅台全喝光了，直喝得二人似醉非醉，进入微醺的最佳状态。关于这次对酌，他认为董老也有寂寞的时候。从“寂寞”的不能消亡，说明彻底丢弃某种教化是非常不容易的。
毛泽东重庆谈判时，初始与赫尔利同住歌乐山蒋公馆，二人各据半壁江山；如到城里公办，则下榻张自忠的桂园。周公馆的人很不放心，认为蒋介石随时可能做个手脚，比如说来个软禁或是在食物中下毒，连周公馆给毛泽东送点什么东西，还要通过蒋介石的警卫检验。大家建议毛泽东搬到周公馆。周恩来说：“大家的建议很好，我负责问毛泽东反映。”毛泽东听取群众意见搬进了周公馆，住在二楼右手最后一间。
毛泽东人住周公馆后，党内首脑人物云集，五行相生，阴阳相协。可人畜两旺、相安无事的周公馆，突然着了两次火。可见哪位也压不过真龙，毛泽东合该是那真龙天子的命。一次是办事处招待所的几间草房烧了起来，办事处所有的人都跑去救火了，只有毛泽东手里捏着一支香烟在二楼走廊上“胜似闲庭信步”，边走边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茅草房烧了正好可以盖洋楼。”
二次是某天上午九十点钟，三楼机要员烧毁密电码时，没等火炉完全熄灭就离开，纸灰余烬又燃烧起来。正好胡秉宸到周公馆接受任务，一头钻进熊熊烈火，第一个冲上三楼机要处，抢救心肝宝贝机要文件箱……他的头发、眉毛都烧焦了，所幸脸上没有留下伤疤。事后，胡秉宸对着镜子一面抚摩自己的脸庞一面想，不如留下一些无伤大雅的伤疤。
当他奋起抢救机要文件箱时，并不知道毛泽东在一旁冷眼相看。胡秉宸自诩天降大任于斯，在可能献身的事业上一往直前，从未怀揣“作秀”的动机。多年后，人们还记得胡秉宸在烟火中横冲直撞的样子，一旁冷眼相看的毛泽东却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唐宗宋祖“略输文采”，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仅仅一个奋不顾身的胡秉宸，怎能让毛泽东略作顾盼？——即便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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