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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吴为常对禅月说：“其实，韩木林算不上恶人，他只是不能忍受这样的耻辱。想想看，哪个男人受得了这样的事？不，不，他没有要求街道居委会召开大会，没有。他只是向街道居委会解释一下他为什么打我。你想，那个时候，街道居委会那些人从来不愁事情太多，而是愁事情太少。又赶上‘文化大革命’，人们想革命想得不得了，所以居委会就召开了一次居民大会……”
吴为的声音和黑暗一样安静。
所以禅月觉得吴为的说法是公正的。而且，吴为这时的脸已经不歪了。
禅月没有远走他乡之前，常常喜欢晚上关了灯，和吴为躺在床上说话。
到了能和吴为躺在床上说话的时候，她们已经多了一张小床和一间给小姥姥的小屋。
很多亮着灯时不便说出的话，在黑暗中就不那么难以启齿了。就是黑着灯，说到这些的时候，她们也是眼睛看着天花板，而不是彼此相对。
“可韩木林当时不是说，他能原谅一切，还既往不咎吗？”
“不容易，设身处地想一想，真的非常不容易。”
“您爱那个人吗？”“我爱文学。”
“这是一个理由吗？”禅月实在不能理解。
“就像邓肯想要嫁给爱因斯坦那种心态吧？当然我不是邓肯，对方更谈不上是爱因斯坦。好像现在的文学女青年，总是把写了几笔的人当做文豪，以为是为文学献身吧？你妈妈是个糊涂的人，即便到了现在也没什么长进。”
又何必告诉禅月韩木林偷查她的晨尿？对一个男人来说，这种鼠盗狗窃的事真不够磊落。毕竟韩木林是禅月的父亲，还是为亲者讳吧。
在这些谈话中，禅月长大了。
在那张床上，禅月也对吴为谈过她理智上不能接受的一段初恋。
“我绝对不会像您那样去爱，妈。”可她还是哭了，“……不过说出来了就好过多了。”
吴为无言地抚摩着禅月，掌心里流淌出阵阵无名的愧怍。
就像是人总得出一次麻疹一样，从那以后，禅月再也没为爱情流过泪。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有时吴为会向禅月求证：“你觉得我和胡秉宸有前途吗？”
不知道是不是从叶莲子而来，叶家三代女人多少有些通灵异的能力。
“说不好，因为您离我太近了……好像有那么点儿意思，但我不能肯定。”
当胡秉宸终于抛弃吴为后，禅月才说：“其实我早就看出没有好结果，可又不忍伤您的心……永远不能和有妇之夫有所纠缠。玩儿玩儿可以，但不能动真格的。不谈道德，从结局来说，拼死拼活得到的都是残缺破损的……我也不是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但不论那个男人如何中意，一旦知道他是有妇之夫，马上收兵。何苦把大好青春葬送在这种得不偿失的事情上？”
吴为无言以对。吴为是自觉的。即便他人暂停对她的敲打，她也不会忘记对自己的回审，而且刻意。找一个原因或拣一个特别的时辰，完完整整、从头想到尾，而不是轻易地、零打碎敲地想。
好像那是一个盛典…真不能说不是。
好像担心那些往事会被她的成功湮没。
好像一个已经得到超度的人，回过头去审看自己的皮相如何在地狱里历练，惊惧自己如何熬得过来，庆幸自己终于熬了过来，自怜自己居然熬了过来……
所以这种回审也可以说是一种享受，一种自我欣赏，虽然每每又像是在地狱里重过一趟，弄得她大汗淋漓，如洗桑那浴。
最后，她带着一份感恩之情对着地狱合掌深拜，没有这一番历练，哪来的超度？她在黑暗中大睁着眼睛，好像要把几乎被岁月和荣辱淹没的往事，看得更清楚一点。
韩木林一只脚站在大门外，一只脚踩在大门里，脸朝着胡同里的来往人等，喊道：“革命的同志们，你们想想，她偷人养汉不说，还养了私生子……”期期艾艾，完全没有了平时的气势汹汹。
即使在这种时候，吴为也没有想过，她应该站起来以牙还牙说点什么。哪具凡胎上，没藏着掖着一些可圈可点的东西？一旦见了天日，都是可以引起轰动效应的热点。
吴为不，可能因为愚笨，应变能力差，也可能觉得那样做很不道德，不免落人以牙还牙以及揭人老底的下作。而且她也不想赖账，韩木林说的，句句都是她实实在在的罪行。
门口很快围上了几十个人，也许全胡同的居民都来了。那可不是说打斗就打斗、说抄家就抄家，大闹革命的时候。
女人的脸上各个严肃起节烈的神情，男人的嗓子好像一起出了毛病，此起彼伏咳嗽得十分蹊跷，又用他们的眼珠斜斜地叼着吴为。
“这些，我不计较，毛主席说了‘犯了错误，改了就好’……换了谁，谁能咽下这口气？现在她倒要跟我打离婚了……”
真的，那时韩木林还不想离婚，他在吴为的俯首帖耳和唯唯诺诺中得到了在同事中从来不曾得到的满足，他们大部分都不尊重他。
可是吴为倒要离婚了。韩木林没有像他们当初说定的那样——如果他不能容忍这件事，就痛痛快快离婚；如果他能容忍，就不要老翻老账。
天天这样翻老账，日子还怎么过下去？
更不巧的是吴为赶上了一个咬牙切齿的时代。人们不由得咬牙切齿地说：“打，这样的女人还不该打？打都轻啦！”围观的人狠狠地盯着吴为，恨不得替韩木林打她二顿才好。
居委会认为，根据吴为的罪行，划个坏分子让她劳动改造去算了’，或至少应该按照对待“黑五类”的办法，对她实行群众专政。
这种时候，吴为偏偏逼着自己高昂着头，直视着韩木林的眼睛。她得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到底，包括面对一切后果，还要看看自己到底有多大的承受力。人们说：“瞧这个不要脸的女人，一点儿也不知道害臊，你骂她，她还对着你瞧。”
这时韩木林掏出了《毛主席语录》，翻开早就准备好的一段，对吴为说：“念吧，好好念念这一段儿。”
这下吴为不干了，她怎么能把毛主席语录拖进这种荒谬！
人们更愤怒了，“念，念广他们站在冬天的冷风里，耐心等着。
不论人们怎么喊口号，或是辱骂，吴为就是不念，直到他们的手脚冻得发麻才渐渐散去。
露天批斗会后，只要吴为一出门，胡同里的人就在她身后啐唾沫，或扔石头子儿砸她。不但叫她“破鞋”，更有甚者，还脱下鞋来甩她，真是比霍桑的《红字》更“红字”。
越是这样，吴为越是逼着自己放慢脚步，她要“好汉做事好汉当”，不能在公众的审判面前临阵脱逃。
她一面挨着那些砸在背上的破鞋一面想：人们真还能找得出这许多破鞋，可能胡同里有人发动过一场找破鞋的运动，家家户户把能找到的、穿破的鞋都搜罗出来了……
事实，上吴为对自己比谁都残酷。有多少次她含着眼泪，低声重复着“婊子”、“破鞋”这些字眼，甚至这样大声地称呼自己，一次又一次体味着这些字眼砸在心上的声音和感觉，一次又一次算计着，是不是能顶上一些她欠韩木林的债。
这还不算可怕，最可怕的是那些男人，紧跟在身前身后，说些流里流气的话来狎弄她。那些话让她感到好像被人扒个赤身裸体，摁在当街行淫一样——还不是强奸，强奸至少带有邪恶强暴无邪的性质，终归让人同情，而谁能同情她这样的女人，被人摁在当街行淫呢？
她只能梗着脖子，贴着墙根而行，好像墙边有什么东西可以为她藏起其实已经没有的面皮。
有时真想一逃了之：寄希望于一旦搬离这个胡同，可能就不会有人这样对待她，并不知道那个红色的“A”字烙在她胸脯的同时，也烙进了人们的，尤其是男人的心里，甚至她的至爱——对她始乱终弃者胡秉宸的心里。
她又能逃到哪里去？就算她逃到另一个地方，韩木林还会在那里发动这样一场群众运动。
每天每天，她都得经过那条胡同；每天每天，她都要穿过这样一场枪林弹雨，才能回到有叶莲子和禅月的爱的家。
至于韩木林到吴为所在单位贴她的大字报，也算不得什么。大字报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日常生活，好比日后人们一出门就“打的”那样。
最喜欢当众调戏她、侮辱她、捉弄她的是食堂里的大师傅，他们的侮辱确实像出苦力者干的那些活儿，一锤子下去，一砸一个坑……直到多年后，一个男同事竟还轻薄地用手指撩她的下巴。而吴为偏偏不像有些偷过人的女人那样，从此以后任人轻薄，哑巴吃黄连地受着；或撕破了脸皮，从此大开偷戒，正中下怀地发扬光大。
她真不明白一起工作多年的同事怎么下得了这个手，质问道：“你这是干什么？”
“跟别人睡都睡了，我摸一下都不行？”可却不敢直视她的眼睛。
她挺着腰板，追逐着他的眼睛，一追上就牢牢铆住，“你这样做就太不对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被冤打成反革命，停发工资，被人专政，关在牢里，那时候谁也不理你，是我母亲照顾着你老婆和孩子，有我们一口饭吃，就有你老婆和孩子的一口饭吃……后来就是放了出来也没人理你。到了干校，人人都能回北京探亲，你却没有权利享受探亲的机会，是我问你有没有什么东西带给你老婆和儿子，你交给我一个三十多斤的樟木大菜墩。千里迢迢，还要换两次火车，我除了背自己的行李，还得背着你那个三十多斤的大菜墩……那是为什么？因为我不相信你是反革命，因为我想给你和你老婆一点儿同情和安慰。你倒相信我是‘破鞋’，是个拆烂污的女人！”
说完她就转身离开，可是眼泪簌簌地掉了下来。
还有韩木林的那个同事鄂百灵也来找她。
当时吴为正坐在小板凳上洗衣服，忙忙地起来招呼：“请坐，请坐！”来不及找抹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