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
顾秋水沉着脸子，看着她们脚上的新鞋和一旁的被褥，想着校长先生给他的那封信。新鞋是学校一个教师送的，旧被褥是几个教师从家里带来的，它们似乎都在无言地谴责他这个丈夫的不仁不义。
虽然顾秋水看不起那些教员，一个个穷兮兮的小家子相，可又感到了这些小人物的沉默暗含着的谴责，便问叶莲子：“你对校长说了些什么？”
“什么也没说。”不是分辩，而是如实招来。
和别人一起编派自己的丈夫？不，叶莲子不能让人觉得顾秋水不好，更不能让人觉得丈夫对她不好。
同事们一再追问：“顾先生怎么还没来？”
她说：“路远。”
同事又说：“那也该到了。”她说：“他有肺病，不知道这几天是不是好些了。”
“这两床被褥只能暂时对付…下，等你丈夫来丁再一一补齐吧。”
“是啁，他来了就好了。”“是你让校长派人去找我的？”顾秋水又问。
“没有，没有。”叶莲子甚至有些埋怨起校长来，这不是给她添罪吗？哪怕弥天大火将她和吴为困在屋顶时，她也没有呼唤过顾秋水，没有期望过他白天而降，神灵般显现，救她们出火海。但凡有一点办法，余力，叶莲子也不愿意再招惹顾秋水。问完这些，顾秋水还是气哼哼地沉着险。不过叶莲子总是觉得，对于她们母女的遭遇，顾秋水总会生出一点侧隐之心，即便不是出于爱怜。
她下意识地抚摩着吴为的腿，想着孩子真是个好孩子，每遇大难不哭也不叫，从小给地和顾秋水添乱，作为这样一个孩子的父母，难道他们不该好好疼爱一下吴为吗？
顾秋水当然看见了吴为伤痕累累的腿，但若没有吴为，他可能更容易和叶莲子分手这念头使他面对吴为那伤痕累累的腿时也难以内疚。
他的确不曾有过这样残忍的念头：大火怎么没有把她们烧死？但也实实在在没有过这样的庆幸：幸亏她们没有被大火烧死。
“大老远的让你跑一趟，累了吧？”叶莲子问。顾秋水白了她一眼，说：“走吧。”
走了两三条街，叶莲子就明白他不是带她们回桂林，而是找了一家小旅馆让她们住下。房间里有一张当中下凹的棕床，还有一个木制的脸盆架、一张木桌、一把木椅。被单潮湿而肮脏，像被许多爱出汗的胖女人或是胖男人睡过，散发着人体上的秽气。她把被子垫在床上，然后怯怯地对顾秋水说：“坐吧。”顾秋水不肯坐，随时准备拔腿就走的样子。叶莲子一心想挽留却又不颊怎样挽留，只会用于把被子掸厂又掸，搂过吴为在椅子上坐下。顾秋水要是不说话，她也不敢再说什么，说错了怎么办？
“你还是再找间房子住下吧，”顾秋水从皮夹里拿出一些钱，想想，又添一些，“一时找不到还得住几天旅馆。”他既没问问叶莲子一个人带着孩子是怎么逃出来的，也没问问你们饿不饿、渴不渴、冷不冷，更没对她们大白天身上还穿着一身睡觉的衣服感到奇怪。
吃苦受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落空，这时才觉得那苦是双倍的了，不值得了。
不值得而受的苦是真苦。校长先生是金奉如的朋友，正因为如此，金奉如才能为叶莲子找到这个教书的：工作，校长难免不将叶莲子母女在这场灾难中的其情其状告知金奉如。以金奉如的身份，从来奉行的是不便插手的态度，何况叶莲子在香港的境遇他早有所闻，连他也觉得顾秋水这样对待叶莲子母束二人真是天理难容，但也只是感慨而已，还是不便插手。插手的是金奉如从延安来的秘书。秘书曾和顾秋水互相掩护，以为某个卷烟厂到湖南采购烟叶的名义，做过一些地下工作，当然就和顾秋水有些熟络，有时常到顾家坐坐，对顾家的事自然也就有所了解。有一天他突然来到顾家，对顾秋水说：“老顾，再不让阿苏走，你的家可就要毁了。你看南南他妈多可怜……你别担心，我会给阿苏安排个事做。”
顾秋水说：“这事你别管，我和阿苏没什么，我们还得靠她于活儿。”
后来见阿苏还没走，秘书又来了，对顾秋水说：“别再留着阿苏了，你要是再这样对待南南他妈，我可就不客气了！”顾秋水说：“不行，我不能让阿苏走。”
说话间，金奉如的秘书就从后腰掏出一把枪，一边瞅着顾秋水，一边往桌子上戳了戳，顾秋水就不敢再说什么了。这个在叶莲子身上施尽男人手段的男人，就在一把枪膛里指不定有没有子弹的手枪面前，丢尽了男人本色。
整个谈判阿苏都在场，顾秋水却没往阿苏那边看过一眼。
临走时，阿苏什么也没说，更没有要还她当年给顾秋水的钱，就那样默默地走了。
阿苏走出家门后，顾秋水就开始痛砸自己的脑袋，除此之外也就没有别的办法了。他一边砸自己的脑袋一边想，阿苏会怎么想？他还欠着她的钱哪，现在又让人拿枪把她逼走了……
秘书以为帮了叶莲子的忙，可自阿苏走后，顾秋水和叶莲子的关系更加冷淡了。顾秋水从此不再打骂叶莲子和吴为，但是他们之间连话都没有了。
5
解决顾家这种不死不活局面的还是战争。一九四四年八月底，衡阳失守，桂林告急，所有文化精英以及桂林百姓，都急往贵阳撤退逃离。
汽车、火车的车厢内、车厢顶、车厢底，拥塞着不可计数的难民，尤以金城江车站为最。人们甚至钻到车厢底部，蜷缩在那连接两个车轮铁条的隔板上，寓枕木只有少许距离。
几天之内，桂林、柳州相继失守，军队放弃了广西、贵州两省的防线……
顾秋水带着家人与邹可仁一家逃出桂林，向大后方重庆转移。他们先乘火车。火车上长满“人刺”，一旦途经山洞，挂在火车上的“人刺”就会被山岩刮去一些，要时间血肉飞溅，火车随之也就变得光溜一些。
后来改乘运货“黄牛”，卡车货堆上坐着逃亡的人们，吴为的小手紧抓着高围在卡车四周的铢条，眼看着多少人一个转弯投有抓牢就摔下山涧，马上粉身碎骨。山涧里，多少汽车残骸不得不扩受那横尸山野的残酷。
从重庆转道陕西，顾秋水把叶莲子母女交给了宝鸡“工合”的陆先生，自己则随邹可仁到华北“地下抗日”去了。
临走前，顾秋水振振有词地说：“别人都不带家眷，我也不能带。”
明知大事不好，叶莲子也不敢说一句什么。她何止是逆来顺受？连顺来电顺受了。以她的聪明才智．本可以成为一个人物，只是她把自己的生命完全寄托在了另一个生命上。误以为那个生命不知比自己高明多少，把自己的潜能生生地埋没了。
从宝鸡到西安还算顺利，找到杨虎城将军当年的秘书，通过他，请…位西北军军长为他们给原山西省督军阎锡山写了一封介绍信。只有通过阎锡山这个关系，才能穿过山西封锁线到华北。
十月间，邹可仁和顾秋水从西安乘骡车经韩城、宜川，在壶口过浮桥跨黄河，到达山西吉县。
华服美食又见识过哈佛的邹可仁，不像顾秋水那样从来是颠簸之路卜的过客，乘骡车、路难行可以等闲，经壶口过浮桥、跨黄河时却：等闲不得了。他们明明走在浮桥上，却像走在水急浪高、奔腾叫嚣的浊浪之中，藐小得连浪花上拍出的两粒水珠都不如。什么叫话语霸权？什么叫可以说“不”？那就看看邹可仁和顾秋水此时此刻经过的壶门吧。那才是享有话语霸权。才是可以对世界说“不”的主儿。不但可以说“不”，什么时候一不高兴，说把世界提溜起来就提溜起来，说把世界拍碎就把世界拍碎、什么唐宗宋祖，什么成吉思汗，任什么风流人物也别梦想有一天“风流”会数到自己头上。邹可仁就想，幸亏他们的对手是日本人或蒋介石，如果是壶口，可如何是好？！
过厂壶门就是阎锡山驻地——少将比驴多的“克难坡”。
这正是刚刚到达陕北的毛泽东向山西运动，寻求发展，被阎锡山击退的一个重要原因。国共合作抗日后，有壶门这一天堑，阎锡山是稳坐钓鱼台了，共产党才不费一枪一弹，进入了抗日前方阎锡山阳的这块地盘。
见到这两位与东北军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西安事变前信誓旦旦支持张学良，事到临头就变卦的阎锡山，并没有一丝尴尬。何止是两面派？简直是多面派，据他们所知，和抗战对象日本人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把这种多元化的局面玩得滚瓜烂熟，如鱼得水。安排他们在招待所住下，过了几天才和他们谈了一次话，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话题。实质性的话题由他的谋士梁化之和外甥出面，不过是想联络利用他们的力量，顾秋水看出．打败日本后，阎锡山想独占华北，建立了一支“铁军”，准备日后进军北平。所以邹可仁和顾秋水电没敢和对方深谈，双方只是放一放合作的气球。其间请他们吃了一顿西餐，可能是知道邹可仁的哈佛背景。主菜是每人半只鸡，饭后甜点是一个大梨，对惜金如钻石的阎锡山来说，就算很不错了。
之后他们拿到了阎锡山的通行证，搭乘他向敌占区倒卖桐油的大卡车到孝义，又通过他的交通站弄到几张假良民证，才搭火车到北平，当晚没敢出站，就在站里等候转去天津的火车。
到天津天还没亮，满大街就他们两个人，找到朋友家就是叫不开门。不过拍了一户人家的大门，听上去可就像是拍在天津市家家产户的大门上。拍门声一传多远，这不明摆着告诉日本人此地非同寻常？们真着急呀，拐了这么大弯，费了这么大劲，到了家门口再让日本人抓去，多不上算。
最后他们潜伏在一个医生家的地下室，佯称是戒大烟的人，这时已是一九四五年一月，离日本投降只有几个月。可是那些所谓的“关系”根本联系不上，派人去叫也叫不来，谁也不敢理他们，工作根本无法开展。包天剑这时也回到天津，他的抗日热情也好，收复东北势力的雄心也好，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再也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