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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印不动声色地点燃一支烟，只抽了两口便不住地弹着烟灰，最后烟头燃烧的部分被彻底弹飞之后，他才把剩下的半截烟扔在烟灰缸。他说：“我断定张树海和李光明应该为了那二十九箱红货去了小西天的地下要塞。如果不是为了钱财，我想不出任何旁的理由会让两个大活人凭空消失。要知道他们一旦走出这步，几乎是断掉了回头路。当然，你的说的那种可能也并非全然没有道理。但是相比金钱，还会有什么东西会让人欲罢不能呢？”
我脱口而出：“火麟食盒！整件事情在第二册卷宗里都已经找到答案，除去那只火麟食盒。——印老，你说火麟食盒里究竟装了什么东西？先是叶西岭对着它大叫‘鬼啊！鬼啊！’，还谨小慎微地放入了一张符咒；更要命的是，郝班长看过它之后居然吐血身亡，他临终之际嘴里连连嘟囔‘不会的！不会的……’，看情况显然是被它吓死的。是什么奇怪的东西有如此大的威力，既把聪明机智的叶西岭吓得魂飞魄散，又毫不客气地要了郝班长的性命？我在想它绝非凡物，难道真是……那玩意？”
我的脊背冷不丁地窜起一道寒气，它让我无法自拔地盯住了台灯一端发黑的灯管。晚风从敞开的窗子里灌进来，扑在身上的凉爽让我倏然心乱如麻。我死死地薅住老印的手腕，不能自已地说：“是那玩意！就是那玩意！你没看见台灯刚刚都灭掉了……这些卷宗真的非同一般。印老，别忘记老管理员说的那些话，已经有人因为那份‘纸人割头颅’的卷宗枉送了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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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印把我的手指掰开，狡黠地嗤笑了一声。他说：“赫子，咱们搭档这么长时间，我还从没见你这么怕过。我对卷宗里的秦队长说的一句话印象深刻——凡是不要只看表面。所有的恐惧都来自你的内心，是你自己吓自己。反正我不相信这世界上有你说的那种玩意。”
我被老印的满不在乎弄得有些恼怒，于是劈头盖脸冲着他吼道：“我他妈可没心思跟你开玩笑！不管咱们能不能找到张树海和李光明，不管你最后能不能查出你老婆自杀的原因，前提是必须首先保住性命。命都没了，拿什么去寻找真相？”
老印劝慰我不要那么激动，他说：“好啦，好啦，你消消火气。你这样没有耐性，怎么能查清火麟食盒的下落？现在让咱们想想接下来的计划。”
我板着脸克制着波动不止的情绪，爱搭不理地说：“咱们既然已经推断张树海和李光明有可能是为了那批红货而消失的，我想接下来应该去趟位于小西天的地下要塞，你觉得呢？”
老印摇头道：“现在还不是时候。咱们应该转变思路，不要只在一棵树上吊死。我觉得秦队长对于事情的理解非常透彻，这一点你要懂得融会贯通。查出我老婆自杀的死因固然是最终的目标，但是隐藏在火麟食盒里的秘密更为关键。通过阅读卷宗，已经可以确信盒子里的东西事关重大，否则段飞不会冒死把它交给冯健和郝班长，而向来极其自负叶西岭也不会为了它煞费苦心，在临终之际离开亲兄弟死在鹰把式的家里。”
我听出了老印的话外之意，忙说：“卷宗里的供词虽然没有记录完整，但是当事人冯健应该还健在。你是不是想从这个角度着手？”
老印表现出一副踌躇满志的模样，他说：“没错！在日本鬼子的地下要塞里，最后只有冯健一个人存活了下来。目前有可能得知火麟食盒秘密的，除了他就只有张树海和李光明，他们俩暂时无从下手找寻，可是冯健就不一样。如果咱们根据卷宗里留下的蛛丝马迹能找到冯健，并请他把最后的供词叙述完整，我想起码火麟食盒里装的是什么便可以知晓。而且，说不定那只盒子就在冯健的手里也极有可能！”
（209）
我虽然觉得老印的分析头头是道，但事实上却对寻找冯健的下落显得忧心忡忡。毕竟已经过去二十年之久，且不说冯健离开了这份卷宗的立卷单位——通化专区某军工厂，就连那座军工厂如今是否存在都是个未知数，十年的文革浩浩劫，绝对会把任何原本屹立在这片土地的事物摧毁得荡然无存。
我把自己的担忧说给老印，他嘴上虽然连连称是，两只手却没有闲着。老印把原本就存放在他那里的第一册卷宗哗啦啦地翻动着，当翻到第三页的“受访群众名单表”时，老印对我说：“当年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虽然我有意逃避，但事实上我也审讯过不少人。为了对当事人的情况进行客观的了解，负责审讯的同志大都会征求群众对当事人的评价，之后记录在案作为卷宗的一部分存档。受访的群众当然都是与当事人密切相关的人，基本是同事或者邻居。这份卷宗只存有这份受访群众名单表，并没有受访群众的只言片语，我想大概是张树海和李光明由于匆忙未来得及整理的缘故。”
我猜测道：“既然他们俩没有收入受访群众的调查意见，却放进了一张名表，这岂不是不是显得很多余？这张名表里的人物会不是都是他们擅自造出来的？”
老印摇头道：“绝不可能。这一点你不必怀疑。当时我们对这类审讯极为严格，没有人敢开这种玩笑！我估计张树海和李光明之所以把这张名表放在卷宗里一起装订，是在应付上级的检阅。试想如果你是检阅卷宗的人，面对成千上万的纸片，你会每份卷宗都逐页逐字的看吗？我想根本不会，至多也就是翻个三两页罢了。这就是理由。”
我对老印的这番话深信不疑。在此后我们通力合作的漫长岁月里，特别是在调查“纸人割头颅”事件的过程中，最终的真相都是凭借他有条不紊的抽丝剥茧，我才得以知晓其中的端倪。这位老伙计表现的轻而易举常常让我赞叹不已。后来在崇山峻岭的无人区，我们因为抓捕“鸭绿江水啸”事件的凶手而被八条野狼围困时，我曾问过他为何会有如此敏感的能力，他非常简单地回答我：”常识。在所有的复杂面前，只要有足够的常识，什么都算不上难事。”
在确定了接下来的行动方向之后，我和老印于当夜对通化城之行做出了详尽的计划。至于如何向警队长解释我们在此期间的去向，老印则说：“这个你不必担心。我此前不是跟你说过么，只要我不拿枪对准他们的脑袋，他们巴不得我走得越远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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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度过了又一个难眠之夜，翌日我和老印如约回到警队。果不其然，警队长根本就不关心我们俩的所作所为，他甚至还答应了老印动用那辆破烂不堪的绿皮吉普车。结果老印变本加厉，腆着脸皮软磨硬泡，居然还搞到了一页只带印章的空白介绍信。我问他死乞白咧弄张介绍信干什么，他故作神秘地说：“你小说小子跟前辈学着点！咱们到了通化城你就敢保证一帆风顺？要是受访群众名单表记录的人员住址有变，拿着这东西咱就可以让当地的户籍部门帮忙，有这省力气的买卖为啥不做？”
我们先是把绿皮吉普车弄到修理厂换了四个轮胎，随后又到加油站加了满箱油，接着一路飙直奔通化城。由于我市地处山区，道路难行，抵达通化城足足用了两个小时。下车之后我发现不但屁股异常疼痛，连蛋子都被巅得发酸，以至于在吃晌午饭时我都没办法大口咀嚼。老印问我这是怎么了，我只好温柔地回答他：“嚼得狠了扯得蛋疼。”
我和老印心不在焉地吃过午饭，然后躬着两条腿按照名表上的地址寻找受访群众，果然不出老印预料，由于这是二十年前的住址，当时的受访人都已经举家搬迁，不得已老印只好使出了他的杀手锏——那张空白的介绍信，他用钢笔在上面龙飞凤舞地写上了当地的户籍管理处，不久我们俩就名正言顺地得到了帮助。但是毕竟当时的户籍管理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所以管理员找到五名受访人的住址足足用了半个下午。我们按照他提供的地址驱车寻访，这回根本没有费什么气力，我们便从其中一位受访人口中得知了冯健的住处：天罡路28号院。
我们趁着夜色赶往位于市区西南角的天罡路。通化不愧是座山城，绿皮吉普车打从拐入天罡路便开始爬坡，在经过一座低矮的清真寺后我们终于抵达了28号院。这是一幢临街而建的两层小楼，楼面爬满了参差不齐的青藤，微微垂挂在窗子上——靠近东边的窗子里透出昏暗的灯光，使得这幢小楼显得异常孤寂。我心里想着即将在这里与卷宗的叙述者相见，禁不住心头一热：那位曾经历过惊心动魄的四天四夜的冯健，他真的会将火麟食盒的谜底尽数揭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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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印接按下了门铃，连续三次。从这个动作我判断他的心情与我同样紧张。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过后，房门“吱嘎”一声被打开了，接着一位年近五十岁的妇女探出了脑袋，她警觉地打量了我和老印一会儿，接着又挪着脑袋瞅了两眼门口的绿皮吉普车，然后异常紧张地说：“你们是警察。有啥事吗？”
我说：“大娘你好，我们想找冯健了解些事情，他住这里吗？”
中年妇女不由分说“嘭”的一声把房门关上了。随着杂乱的脚步声我听到她嘟囔出一句：“你们先等等！”
房门再次打开的时候，已经过去一刻钟左右。这回我看到一位面容憔悴的姑娘，她的年纪跟我相仿，湿淋淋的头发披在肩膀上，她不住地用手拨弄着。那是我初次与冯多多见面，从此我便开始迷恋上薄荷味的洗发水。冯多多似乎并不喜欢说话，她示意我们进屋时面无表情，然后，我听到她对着身后的中年妇女轻声地说了一句：“阿姨，把客厅的灯打开吧。”
老印只是简单寒暄了两句就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冯多多在老印的叙述中缓缓张开嘴巴，当老印将事情的经过复述完毕之后，冯多多忽闪忽闪的眼睛里透着不可思议：“你们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