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引住了，听罢我对这对亭子的汇报后，彭真委员长连连点头：“好，好。你不仅继承了祖国的中药遗产，还抢救了祖国的艺术遗产。”彭真委员长所以用了“抢救”二字，是指这两座亭子造好后不久，王成嘉老人就离开了人世。
中国的事情有时候很奇怪，彭真委员长连说了两个好之后，再没有人说这两座亭子造得不好，也没人议论要把我调离了。
◆产品——从苦、大、丑、慢到甜、小、美、快
比较起西药来，诞生于农耕社会的传统中药在维护了我们民族健康成长的同时，也具有一些明显和当代社会不合拍的缺陷，总结起来四个字：苦、大、丑、慢。苦是味道苦，没有任何包装，苦药汤直接和舌头接触；大是用量大，开方配药，拎几大包，汤汤水水一煎一大碗；丑是模样丑，草根树皮尤其是一些动物性药材易于让人产生心理障碍；慢是疗效慢，尤其是没有直接作用于肌肉、静脉的针剂。俗话说“急病碰上了慢郎中”，其实不是郎中慢，而是郎中手上的“武器”慢。说句严重的话，这些问题不解决，苦、大、丑、慢的中药将被快节奏发展的时代所淘汰。
将传统中药的苦、大、丑、慢，变成现代中药的甜、小、美、快，自然也是我们行业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
这一改革也不容易，拿中药针剂来说，中药材活性物质多，质量难稳定，风险大；同时由于人们对它不信任，当时一支只能卖几分钱，要赔本经营。试验来试验去，连一些老伙伴都顶不住了，针剂车间的主任来找我，要求转产生产其他赚钱品种。我批评他，这是有关中医药前途的大问题。我用几种赚钱的药品把你一个车间养起来，中药改革也要坚持搞下去。就这样，当中药改革在许多企业停滞下马时，我们坚持住了。
◆设备——从火熬棒搅到电脑操作
传统的中药生产是手工作坊，离不开火熬，锅煮，脚踏粉碎、手搓成丸。要把传统剂型改变成适合当代人们服用的剂型，把苦、大、丑、慢变成甜、小、美、快，就必须改造传统的中药生产方式，在生产设备上来一次大的革命。当然，这个“革命”同样不容易，这里也有两件小事。
一次，我带着一位技术人员到上海一家西药厂参观学习，人家一看是中药厂来的，满脸瞧不起，嫌你落后，根本不愿意接待，说厂级介绍信不够资格，非让换成局级的。好不容易换来局级的介绍信，还是不让进。气得我指着对方的鼻子大叫：“有什么了不起，十年后，要让你来向我学习！”
另一次是出国，到一个相关企业参观，那个企业实行的是现代化管理，我们走到电脑控制中心时，提出想进去看看。陪同的外国人想了想，说了几句话，把其他国家的来宾都拦下了，惟独把我们几个中国人放了进去。当时我还想，对方不错，对我们中国人友好。等到参观出来后翻译把人家的话一翻，差点儿把我的鼻子气歪了——人家说的是：让那几个中国人进去吧，反正他们也不懂电脑。
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1984年，当电脑在我们国家还是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怀中的“宝贝”时，杭州第二中药厂电脑控制中心已经正式运行了，这也是我国中药企业首次与电脑结缘。我们开始是用电脑进行财务管理、生产调度、情报处理、资料储存，发展到现在，已经直接运用于生产一线。像进入新世纪后建成投产的提取车间，从煎煮到出液，从沉淀到浓缩，整个车间二千六百个控制点，六十多个控制回路，完全由计算机来进行自动化程控，原先三十多个人的工作量，现在两个人就能承担，而且质量还有了大幅提升。这个车间的现代化程度，不仅在国内领先，在世界范围也居于前列，连见多识广的温家宝总理在参观后都连连称赞：我没有看到过这样现代化的中药厂，管理得很好。
◆“破三铁”——提高整体福利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风浪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新旧思潮的交锋。在治疗药一统天下时推出滋补保健药，将传统中药剂型改变为现代中药剂型，在厂区建设和生产设备上和现代化接轨……这些举措看似只是物的改变，其实都离不开人的改变，人与人的斗争。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那场“破三铁”，改革的对象则直接变成了人。
“破三铁”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即干部能上能下，破掉“铁交椅”；职工能进能出，破掉“铁饭碗”；收入能高能低，破掉“铁工资”。这些放在现在，已经是很普通的事，但是在当年，绝对是一场斗争。你想想，原有的二十三个处室，一下精简成十四个；原先当车间领导的，一下子成了统计员、库房保管员；干得好的可以取得高收入，干得不好的、不遵守劳动纪律的，连原先的工资都拿不到……这必然触动一些人的个人利益，一时间，反对“破三铁”的声音满耳朵都是：“全国多少万个全民企业分配制度都不动，杭州第二中药厂为啥要动？还不是你冯根生要出风头，称好佬！…职工全变成了合同工，还叫全民企业吗？”
在阻力和威胁面前，我们没有退缩。我知道，只有破掉“三铁”，国有企业才有活力。我们坚持劳动表现、劳动纪律和工资收入挂钩。一位工作骨干工作时间在车间里洗头，我们依据规章扣了她五十元钱（当时全厂月均工资只有六十五元），被职工们叹为“比在美国洗头还贵”；一位副厂长因为“夏时制”忘了调表，迟到两分钟，被当场罚款……一件件的事实让职工们认识到，这次“破三铁”不是说说算，而是真改革了。
更重要的是，职工们看到了改革后生产力的解放，给大家带来了种种好处，尤其是整体收入和福利的提高，开始自觉地参与改革，支持改革，变从前的“死、懒、散、穷”为“活、勤、严、富”，于是出现了懒人变勤人、为了不迟到打出租车上班等一系列新鲜事。
◆考厂长——让老虎挣脱束缚
“花无百日红”，对一家企业来说也是这样。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投身改革开放的大潮到八十年代末，我们的企业一直蓬勃向上，一次次成为改革发展的典型。到了1989年，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出口受阻，国内市场大幅下滑，国有企业普遍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
在困难面前，我们盼望能够得到领导部门的支持。没想到，一些领导部门非但没能提供这样的支持，还反过头来，把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中已经解脱的枷锁又重新捡拾回来，重新套在国企头上。“考厂长”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事例。
“考厂长”就是上级部门对国有企业的厂长进行考试，考试内容五花八门，从安全知识到财务制度，从劳动工资到经济合同，甚至连环保绿化知识、计划生育条款，也要厂长亲自出头考一番，花上许多时间，写上几万字的答题。这种考试，不仅内容繁琐，而且规定严格：见不到厂长的教学档案、培训笔记和考试成绩单，申报的部级以上的质量奖项不能批准，企业也不能升级。我长期在一线工作，知道作为一家企业的领导，“鸡叫出门，鬼叫进门”，“两眼一睁，忙到三更”，长出三头六臂都不够使，哪有那么多的时间陷入到这里边！几经思考，我决定再当一回“出头鸟”，告诉他们：老冯罢考了。当时，我讲了这样一番话：
“我不是绝对反对考试，有些国家规定的厂长经理必备知识，考一下未尝不可。请一些新厂长参加上岗知识培训和考试也可以。但是现在的考试太多太滥。我当厂长二十年了，快下岗了，再叫我参加上岗考试，有必要吗？计划生育、环境卫生、劳动保护、植树绿化都有专职干部分管，全叫我一人考，受得了吗？门门都考好成绩，厂长合格证书是拿到了，但厂长的活儿全别干了。”
“我这样说，一些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同志听了可能不高兴。有的人会说，‘老冯，企业的事我们都不闻不问，那叫我们吃干饭？’其实，这些同志误会了，国营大中型企业面临的困难很多，光靠自身努力很难解决。对来自政府部门的支持、服务和理解，我们求之不得，举双手欢迎；我们感到厌烦的，只是形式主义的机关作风。”
考厂长是上级在考你，罢考当然有大风险，我认识的一位厂长，就是因为要处理厂里的一件急事没有参加某项考试，被领导大会点，小会批，最后连劳模称号都被抹掉了。但是我想，“罢考”的目的是呼吁给国企改革松绑，我不怕。幸运的是，我的做法得到了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多家媒体的支持。杭州市领导以及一些主管部门负责人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减轻厂长的负担，加强对企业的服务，为厂长经理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工作环境。上海市也提出了类似举措。
◆披洋衣——花钱买体制
“考厂长”被轰掉了，但是，在反对“考厂长”中我想到的一个问题，却始终在我的头脑中转来转去：为什么形式主义这一套东西喜欢到国有大中型企业来摆弄？我熟悉不少外资、合资、乡镇企业的厂长或经理，他们的考试，包括评比、检查、开会等等，就比国企少多了。我一直认为，国有企业是“老虎”，关键是，现在这只“老虎”被束缚住了手脚，所以反而斗不过放开手脚的“猴子”。要让国有企业焕发活力，必须放开它的手脚。我想到了转变经营机制。
要转变经营机制，和外商合资经营是一条最直接、最简捷的路。这在当时可算是一个大胆的想法。谁都知道，冯根生是以高举民族药业大旗闻名的，如今怎么想起来要披上一件“洋衣服”？岂不知，我是要通过合资，解开捆在国有企业身上的重重束缚，更快更好地发展。
当时一些国有企业和外方合资，实际上是被对方吃掉。我们不想这样做，我们要探索出一条合资的新路，合资后，非但不被对方吃掉，还要让国有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