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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正在狂飙突进的经济运动，显然让叶莺越来越深刻地领悟和把握了一个新兴的中国和她赖以新生的力量。她确信这些生机勃勃的新力量一定会将中国带向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种印象一直跟随着叶莺来到香港，赴任美国驻香港商务署署长。文人小说下载
以至于五年后，在香港商会做告别演讲，她做了一个“双城记”的演讲来比较香港与广州：“在香港每一件事都是可能的，而在广州每一件事都不是不可能的……因此，它走到所有城市的前面。”这些切身体验的东西，实际也成为十五年后，她决定以柯达使者的身份再续中国之旅的最根本的东西。
1991年，叶莺到了台北。因为这里很长一段时间是外交官事业的坟墓，叶莺受命以美国在台协会商务组组长的身份，“扭转这个方向”。
台湾当时面临的问题不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而是中小企业怎么到全球探路。
这位女外交官充分利用了自己造势的能力，以大胆前卫的“美国周”打开局面。叶莺通过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摩托罗拉的技术支援，邀请美国前总统里根和前任工商协进会理事长辜振甫在开幕典礼中，通过卫星对话。后来，叶莺又导演了一出轰动台湾的“商务秀”，“天王级”
企业家的第二代，太平洋集团的孙道存、大同集团的林蔚山、威京集团的沈庆京等组成十大“名模”在舞台上走模特步，美国外交官也上台做秀……在这些轰动一时的大场面中，叶莺制造话题的能力，对每一个细节的掌控，都已经相当纯熟。
在以白人男性为主的美国政坛，从美国人的部属到美国人主管，作为当时美国商务部惟一转战两岸三地的女性官员，为何能在美国两岸三地的布局中扮演重要角色？《天下》杂志在叶莺离台赴京之前，曾试图揭开面纱：记者的资历，让她知道如何制造话题，拥有很强的造势能力；善于梳理人脉，“关系能够战胜一切条条框框，这是叶莺在大陆最深刻的体验，也是她在大陆无所不能的关键”；想在美国政坛出人头地，做事狠拼，个性中有男性的豪爽，行事果断……这些蕴藏在时髦女性风采之后的特质，让《天下》的人物特写入木三分。
从1982年叶莺来到广州，历经香港、台北的商务生涯，再回到北京，在这四个地区长达十五年的生活，使叶莺几乎见证了大中华区经济的整体崛起。这是一笔无比宝贵的财富。而她作为商务外交官游走于政经之间，周旋于各种人物之间，这包括地方的“诸侯大员”，也包括中央的领导人物，她拥有了与中国政府交往的丰富经验，她也接触到中外众多的商业精英，参与了跨国公司与中国合作的众多项目，形成了对中国事务真实深入的见解，拥有了相当广泛的人脉…而这些恰恰都是柯达在全行业合资计划谈判中最需要的财富。
裴学德显然深深明白叶莺的分量，裴学德在摩托罗拉的时候，就曾经向叶莺发出加盟的邀请，现在他再一次发出邀请。
此前从没有想过从商的叶莺被面前这个项目深深地吸引住了，这里所包含的挑战与风险成为致命的诱惑。“那是一个极为性感的项目”，多年后，叶莺在中国媒体面前依旧兴奋难耐。为了一个“性感”的项目，叶莺心甘情愿离开美国政府的职位，加盟柯达。
◆艰难谈判
1997年元旦，叶莺正式加盟柯达，随即就上了谈判桌。
但首次谈判就给了她一个下马威。当时，她要面对的公元厂是一个负债最大的感光企业，但有自己曾经的辉煌，而且因为与日本富士的合作，有富士的文化浸润。
在公元厂会议室展开的谈判，相当艰苦。一直从1月14日上午九点开始，直到第二天早晨七点才结束。
南方的冬天，阴冷潮湿，在没有暖气的公元厂会议室谈判的双方，到半夜时分，已经是“饥寒交迫”。一些有趣的插曲，将双方的较量延续。因为当年在引进富士彩色胶卷生产线的过程中，公元厂的代表在与日本人的较量中，对于马拉松式的谈判相当富有经验，所以对于这种整晚的谈判，他们有足够的耐力和心理准备。而柯达的谈判代表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些细节。当时，公元厂招待美国客人的饼干，有些陈旧，气味有些熏人，无法入口。叶莺和柯达的主谈小组，只好饿着肚子，与补充了新鲜饼干的公元厂谈判代表，接着再谈到天亮。这个细节，原公元厂的一个主要谈判代表，在相隔七年之后，才亲口告诉叶莺，当年之所以用“旧饼干”招待柯达的谈判组，就是想挫挫美国人的锐气，让这些饥肠辘辘的美国人在谈判桌上，没有那么咄咄逼人。
七年后，叶莺依旧能清晰地回忆起在那个“饥寒交迫”的会议室里所发生的事情：在连续谈了十几个小时陷入僵局后，性急的她将另一位柯达谈判组成员——一直“喋喋不休”向中方大谈法律条文的美国律师推出了会场，此时她忘记自己已经下海了，还以为自己是美国的外交官；而后来她穿着高跟鞋的脚麻木了，在站起来画一个图表时，她都不知道是怎么走到图板前的，而现场的柯达女翻译已经倒在沙发上昏昏欲睡……在这场可能都有些“狼狈”的交锋中，叶莺发现了问题所在：公元厂没有把自己实际的需求说清楚，而美方却对法律文件的要求很严格。64J唯一安全的是寻求法律的网，但一张纸是绑不出服服帖帖的合作的，你就算文件堆到天花板又怎样。”叶莺剖析了谈判的要义，“成功的谈判不是谈判高手具备的条件，而是谈判主题具备的内容：甲方要的，乙方要满足的，需求来自双方，能提供什么，能给的是什么。谈判就是在需求与供给之间寻找平衡点。”在“朱老板”和“裴老板”那里，这是一个相当朴素的内容：后者看中了中国的市场，但明白非常吃钱，是想用巨额投入赢得一定的排他性市场壁垒；前者显然是想用市场换取技术、资金，解除沉重的债务包袱，来提升中国感光企业的竞争力。但是，“到底你能给多少？我要付出的是多少？”
叶莺竭力寻找这个平衡点。一些深度参与谈判的中方人员如此评价叶莺：
第一次看到她觉得反应非常快，而且什么语言都会，粤语、闽南语、英语和普通话。思维很活跃，人很活跃。她对大局的把握、对谈判进程的把握都非常到位，通过她来加强一些沟通，双方取得了信任，推动化解了一些僵局。开始我们有些基本的东西僵住了。有些老外必须看到白纸黑字才相信这些事，而中国有时候就是点到为止。 因为我们作为集体的代表，我们背后有省、市，有国家，很多东西你去哪里拿白纸黑字？所以在这个时候，怎么往下走，她在这里起了很多的作用。也就是说她对中外的习惯比较了解。
在公元厂的谈判通宵进行，到后半夜时，翻译小姐终于在冻饿交加之下，倒在沙发上“昏睡”了过去。但谈判没有停，凌晨两点多后，汕头市李雄副市长加入谈判。
在1月15日6点55分，双方签署了一个重要的“备忘录”。
但在与上海感光厂遭遇时，她经历了一个主谈判手最为艰难的时期之一。
当时上海感光厂的总经理张贻寿看到彩色生产线的三千多工人，将一辈子青春放在感光行业的激情都要走入历史，十分痛心。
这并不是说，张贻寿是一个“死硬”地坚守“民族工业”的人物。三十年的感光生涯让张贻寿已经清醒地看到，坚守以前的感光道路没有什么出路，他对此毫不讳言。在北京召开的感光行业合资内部讨论会上，面对两个相当具有争议的基本问题，这位原上海感光厂的总经理都有直率、惊人之语。第一个问题，与跨国公司合资，是不是出卖我们的市场给跨国公司。张贻寿的观点是：“你现在看一看中国市场，富士、柯尼卡、柯达已经占了大部分市场，我们的企业有多少份额，没有合资，市场已经是人家的了。”第二个问题，与跨国公司合资之后，“民族工业”是不是受到伤害。张贻寿的观点是：“感情上的确难以承受，这是一代人的青春、梦想，但在当时的体制下，路是走不通的，而且如果没有自己专业的技术，没有自己独有的东西，硬要叫‘民族工业，也是很牵强的。”所以，在张贻寿的判断里，重要的问题反倒在于：感光企业找谁合资？中方能拿到什么？员工如何安置？答案似乎慢慢清晰起来，惟一能做的是“卖一个好价钱”。这大概能反映这位上海感光厂的总经理，如何面对已经无法回避的感光业合资大谈判。
但即使怀有这样清晰的看法，张贻寿自己还是陷入非常巨大的困惑之中：“上海感光厂的一代辉煌，就在我手上结束掉？”一个管理者，在当年选择进入感光业，可能是意气风发；现在选择放弃，可能是非常沮丧，但这又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局面。“你有什么办法呢？”张贻寿挣扎在感情与理智的矛盾之中。
谈判时，叶莺看到张贻寿一根接一根抽烟，每次看到他，眼睛布满血丝，一天比一天显得苍老。叶莺将心比心，难过、痛苦、同情。“你柯达算老几？你凭什么埋没我一辈子所奉献的事业？”此时，中央协调小组出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据说，张贻寿后来到厦门柯达的合资厂任副总后，办公室里挂了一张照片——当时中央协调小组组长吴邦国副总理替他点烟！“别人未必能说动他，而吴邦国曾是上海市市长。”这就是当时的现实。
可上海当时的情形还要复杂一些！当时，柯达全球的老冤家富士策动了反击。“全面合作是一个环形体，一节一节地连起来，我可能剪不开你这个链条，但如果我能攻破你其中一个环节，那你的全面合作就不能成功。”叶莺深知其中厉害。富士集中力量攻上海。上海人心知肚明，富士力什么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