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鹅宾馆刚刚开业的时候，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我们自己都怀疑能否管理好这个高档酒店。就说餐饮，我们是搞旅行社出来的，接待客人很拿手，但餐饮就不行。后来餐饮这块，通过关系调了二十个厨师，也协商调动了一个管理人员，就是现在的彭树挺副总经理，他在广州酒家做过。霍先生还请了一个外籍华人徐保罗，教餐饮部的人调酒。
酒店业还有一句名言叫：“在管理上，第一是人的素质，第二是人的素质，第三还是人的素质。”因此白天鹅宾馆始终十分重视员工的素质问题。霍先生知道培训的重要，筹建白天鹅的时候就同一所中学合作，专门培训白天鹅的员工。日校生八百人，夜校生四百人。所谓夜校生就是年纪大一点，但是长相、文化程度、思想各方面都不错，所以白天鹅宾馆一开业，就已经有了一千二百个中专生和大专生。白天鹅开业以后，我们意识到要加强员工的培训，尤其是管理人员。考虑到大部分管理人员外语不行，所以就从香港理工学院邀请了一些老师讲课。他们讲课后就编辑出教材，供员工反复学习。此外，霍先生又聘请了一个叫莫尔的美国顾问。莫尔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专业，专门帮助国外的集团管理高级酒店。他到白天鹅之后，帮助我们进行员工培训，设计管理体制。
白天鹅是最早外派员工出国学习的酒店。开业的头两年霍先生就派人到香港和澳门考察学习。1983年，当时我是副总经理，去了一趟美国。我们的团长是当时的江苏省旅游局局长。他是搞农业出身，提出要到农夫家考察，想了解美国一个普通家庭的生活水平。在获得主人的允许之后，我们参观他们的卧室、浴室和厨房，真是开眼啊。卧室里铺着长羊毛地毯，卫生间很大，放了一个吸尘器。吸尘器在美国是日常生活用品，就连小孩儿都懂得如何使用。由于生活水平不一样，在当时我们这里吸尘器就是奢侈品，吸尘器的使用都必须培训，不培训的话我们酒店的服务员见了钉子都要吸。这只是一件小事，但它让我明白，管理要跟上国际，当时只有不断咨询，只有走出去参观。这一点真是感谢霍先生。这二十多年来，霍先生花了近六千万，请我们到香港和国外的酒店观摩学习。
我们很快发现在饮食上与国外酒店的差距。国外的饮食不仅讲究色香味，还讲究浪漫的情调。二十几年前国内哪里有这么讲究，但要开一流的酒店，就不能不讲究了。于是我们挑选了两个在世界酒店业有影响的学校，一个就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它的酒店管理统筹很好；一个是瑞士洛桑的ECOLE管理学校，它的餐饮设计和服务很好。从1986年起，我们每年送八个人到康乃尔和瑞士洛桑学习，二十年下来一共外派了一百六十个，即使跳槽了一百个，还能留下六十个骨干。
◆敢为人先，善于经营
在经营上，白天鹅宾馆敢为人先，为同行们做出了成功的表率。首先说信用卡的使用。尽管使用信用卡是国际惯例，但在1983年，白天鹅在全国酒店行业率先使用信用卡结账，还是引起了业内很大轰动。
当时人们都是现金交易，而信用卡不但很少人使用，而且用户群的诚信也不得而知。只是一张小小的卡，如果客人住完了不付钱怎么办？当时，白天鹅的管理层多数倾向不使用信用卡交易，而且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没有这个业务，都是现款交易或支票交易。但如果白天鹅对外要进行国际业务，必须要遵循国际标准。霍先生力排众议，决定率先使用信用卡业务。我们当时是跟南洋商业银行合作的，再跟中国银行结账。结果一使用信用卡结算，高档的客人便都进来了。
注册商标这件事也不能不提。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白天鹅”三个字经常被人滥用。我当了总经理之后，突然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直接投诉，白天鹅宾馆是骗子。我想我得罪谁了，就不吭声，先听他怎么说。三分钟之后，对方说，你怎么不吭声，不辩解了？我说，我怎么骗你了，我们明码实价。他说，你们白天鹅公司的录音带就骗我了。这下把我气坏了，我说这关我什么事，我们没有搞录音带，但我们有一个牙签厂是真的，你投诉牙签厂我可以接受，但是你投诉录音带就是无稽之谈了。对方又说，公司就在你们沙面。我问，沙面多少号？他愣住了。我就说，你搞清楚再来！啪的把电话挂了，我赶紧找财务和各部门主管。我说“白天鹅”三个字不能给人家乱用，老被冤枉可不行。
为此，白天鹅宾馆开始向国家工商部门寻求对“白天鹅”商标的保护，以维护宾馆的声誉和形象，但当时中国仍未开始有服务商标的注册。1987年，为保护宾馆自产包点、面包等食品的商标专用权，白天鹅宾馆在第三十八类注册了糕点、面包、茶食的“白天鹅”产品商标，这个产品商标和宾馆一直使用的“白天鹅”服务商标完全相同，也是白天鹅宾馆最早注册的商标。1994年10月，国家工商局开始办理服务商标注册，白天鹅宾馆的“白天鹅”商标因为最早提出申请而光荣地成为中国第001号服务商标，也由此掀开了中国服务业保护知识产权的新篇章。2000年9月27日，白天鹅宾馆注册并在宾馆服务上应用的“白天鹅”商标终于被国家工商局认定为驰名商标。迄今为止，白天鹅商标仍然是中国惟一应用于宾馆服务上的驰名商标。
1991年，我们出版了《白天鹅宾馆管理实务》，为什么要出这本书呢？我发现当年同行来白天鹅参观学习的时候，都会偷偷复印我们的一些守则。我想，与其偷偷摸摸，还不如大大方方地搜集起来，重新整理讨论一下，然后出一本书，推而广之。当年我们到香港的酒店想要借一本《员工守则》都会非常艰难，自然不能让历史重演。霍英东也跟我说，中国这么多酒店，不可能全部请外国人管理。中国仅星级酒店就一万两千多家，这么多总经理和副总经理不可能全部派到外国去学习吧？
所以白天鹅宾馆应该给中国酒店业办点好事，作为一家大型国有的五星级酒店，我们也的确有责任和义务对过去的经验进行总结，让酒店从业者从中受益。
第10章 袁庚：蛇口拓荒人
【袁庚小传】
袁庚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先行者。
在中国百年企业史中，天字第一号大企业名叫“招商局”，它是清末重臣李鸿章于1872年奏请清廷创办的，李亲任招商局的第一任董事长，它跟江南制造局、纺织新局是清政府当年最大的三家国有企业。在晚清的洋务运动中，招商局的地位一时无二。民国及新中国成立后，招商局虽然职能多重变幻，已不复当日显赫，但是这个招牌却不可思议地保存了下来。
1979年，袁庚就任招商局第二十九任董事长。
袁庚身材魁梧、方脸大眼，一派军人气质。他早年随军南下，曾当过东江纵队的情报科长，在1944年盟军登陆中国东南沿海时提供过重要情报，后来参加了解放珠江三角洲的战役。1949年，当上了炮兵团长的袁庚率部解放了深圳，五十年代初他随陈赓入越担任胡志明的抗法军事顾问，1955年出任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国际间谍罪”被关入北京秦城监狱达七年之久。“四人帮”被打倒后，袁庚重回人间。他到招商局不久，即提交了一份大胆的报告。
这份题为《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是1978年10月9日以交通部的名义上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报告第一次提出了“适应国际市场的特点，走出门去搞调查，做买卖”的对外开放建议。数日后，袁庚正式提出了在深圳蛇口筹建蛇口工业开发区的构想，他提出：“选定在临近香港的宝安蛇口公社境内建立工业区。这样既能利用国内的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又便于利用国际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料，把两者现有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并结合起来。”12月18日，也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正式开幕的同时，交通部和广东省同意了袁庚的构想。二十五天后，1979年1月31日，上午10时，袁庚飞赴北京，在中南海当面向李先念、谷牧副总理汇报。袁庚提出要给招商局一块工业用地，“当时我把所有的地图都带去了，说了招商局成立一百零六年到现在几乎什么都没有，现在我希望国家能给我一块地方。”最后李先念给袁庚批了一个半岛。
这个半岛，便是日后的蛇口工业区。蛇口工业区仅方圆2。 14平方公里，袁庚却在这个螺蛳壳里做出了一个大道场。
袁庚办工业区，一没有被纳入国家计划，二没有财政拨款，但他却争得两个权力：一是可以自主审批五百万美元以下的工业项目，二是被允许向外资银行举债。于是，他遍走香港，向港商和银行借贷资金。前后两年，招商局借进十五亿元，这笔钱被用来平整土地、建设工业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袁庚同时大大简化招商程序，外商到蛇口办公司，从土地、协议到招工，往往个把月便全部搞定。蛇口很快成为中国最开放的“工业区”，企业和人才纷拥而入，两年多时间，蛇口的企业已超过百家，一片海涂沙滩顿时热闹非常。
在1979年的中国，蛇口工业区和袁庚的出现，让铁幕般的计划经济被捅开了一个再也补不回去的大洞。
一开始，蛇口工业区就无比大胆地进行了干部体制、民主选举、舆论监督等方面的制度变革，蛇口被人热切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因此而来。
1980年3月28日，蛇口工业区在中国第一个正式实行了干部、职员公开自由招聘制，率先打破了新中国三十一年的干部调配制。1983年2月9日，经来蛇口视察的胡耀邦总书记同意，蛇口开始试行群众直接选举干部、考评干部。1983年4月24日，蛇口工业区第一届管委会十五名干部，经民意推选产生候选人，再经两千多人直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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