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那里是什么状况！如果想在那里有朝一日用汽车来赚钱的话，您需要派遣经验丰富的领导人员，实干家类型的，并要将必不可少的开路先锋的精神带去。”
维斯纳博士，这位从头到脚地地道道的人事专家，表示反对：“您说的也许是对的。可是，我们付不起这些人的工资。那个合资企业还没有赚钱。一切皆空，八字还没有一撇呢。”我继续问道：“那技术方面上您有哪种人选？”他回答：“啊，那方面我们已经有个科长级人选了……”
我试图再次说明，面对中国的挑战，我们需要的不是二流或三流的人员，而是具备企业管理经验和勇气的一流领导团队。我坚决提请维斯纳再次慎重考虑一下整件事情。此间，可能由于情绪激动，我脱口说出：“说来说去，还不如我本人来干。”
就像我随后得知的那样，我那句顺便带出的口头意见，却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因为紧接着，维斯纳就到大众董事长卡尔．H．哈恩博土那里汇报了我们的通话内容。“我与波斯特谈过了，他刚刚结束长长的中国之行。他也去安亭了解了情况，并告诫说，派一名控制员作为中国企业的领导不太好。另外，”维斯纳补充道，“我感觉他本人可能对此工作感兴趣。”
而在与维斯纳通话之后，我自感有义务向哈恩博土通报我为何担心中国业务的成败。我致电博士：“哈恩博士先生，虽然您是掌管一切的监事长，但今天我想跟您谈谈计划中的中国区业务。只派一个财务科长去中国，我们在中国的企业将一事无成。”哈恩博士答道：“您说得完全正确。中国业务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为此我们需要另外的人选。”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哈恩博士借机也问了我，这份工作是否会对我本人有吸引力。我遂平息了误会：“我没当真，我当时只是激将一下而已。”
我们相互约定另找时机深入这个话题。
圣诞节前一周，我与哈恩博士一同从狼堡飞往印格尔斯达特。他行李里已装备了滑雪用品，与他的夫人准备前往圣墨里兹（ StMoritz，瑞士阿尔卑斯山知名山城，滑雪胜地）度冬假。他向夫人这样介绍我：“波斯特先生，我们在上海的新任领导。”我反对道：“哎呀，八字还没一撇呢。”“哪里，哪里，”哈恩博士安慰我道，“不过在圣诞树下，你可以有时间思忖一番。”
这便是一份正式的提请，放弃在印格尔斯达特（Ingolstadt德国的一个小城市，距慕尼黑一小时车程，是AUDI的总部）的奥迪公司董事职位，以大众第一人的身份接手中，国公司，让上海的汽车生产运转起来。从无到有，建设一家新企业，况且，这又是在中国，那个对我们而言完全陌生的国土。这份工作对我很有吸引力。再者，安亭的混乱局面我刚巧亲眼目睹。当时的上海与如今人们认识的那个开放的大都市完全不同。整个城市只有少数几幢高楼，没有国际性大饭店或者餐馆。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预感到，这个早先曾被称做“东方巴黎”的城市，会再度繁荣壮大起来。当然，那时还未发展到那一步，人们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而非汽车。人们以统一的蓝色中山装成群结队地通过不是尘土飞扬，就是积满雨水的马路。但不管怎样，还是可以感受到他们是想向前看的。
我是否愿意拖儿带口地前往这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我们在印格尔斯达特的新屋刚刚竣工，那幢房子里每个卧室都有单独的浴室。所有地板、浴室和露台的大理石石材全是我亲自从安那托利亚（ Anatolien，又名小亚细亚或西亚美尼亚，是土耳其亚洲西南部的一个半岛，位于黑海和地中海之间）买来的。接下来的五年，我是否真的愿意把这豪华的住宅与简单的中国寓所对换？
然而最后，我对刚从沉睡中苏醒过来的那个泱泱大国的好奇心，占据了上风。我可以一同经历那个国家如何开放国门，行动起来并发生变化的过程；或许，我们甚至还可以以我们的创业来一同为构建这个国家尽微薄之力。中共决心进行的这项借助西方合作伙伴来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世纪工程令我敬佩不已。最终，我为自己设想了对于第一个勇于吃螃蟹的西方汽车制造商而言，中国市场蕴藏着的无限商机。
这种能够直接推动一些事情发展的机会，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我思忖着，“如果你在德国做什么事，你会浪费你一半还多的时间来管理，由此浪费了宝贵的精力。但是在上海每一步均会带来结果，即使有时会有磕磕绊绊甚或倒退。而这一切，均是你自己可以安排掌控的；”经过认真思考，我告诉自己：“这才是你想做的事。”
圣诞节期间，我向我当时的妻子海尔佳，英格讲述了那份供职提议，并最后承认：“我打算接受这份工作。”我妻子没有提出异议，相反，她倒是愿意冒这个险。
于是，狼堡、印格尔斯达特和相关的经济新闻报出了这样一条消息：奥迪公司的人事长官马丁，波斯特，将成为大众在华的第一号人物。
这消息像一颗炸弹落地。为何不选“纯种的”狼堡人？为何是一位人事专家？人们疑惑着。为何波斯特会有如此之举？他是否失去理智了，让他要将迷人的印格尔斯达特里董事的皮交椅，与世界另一端贫穷国度里的硬板凳调换？有些记者猜测我肯定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以致让我觉得离乡背并不失为可取之举。不管怎样，德国国内有许多人对我的决定持怀疑态度。
只有少数人理解，亲历中国发生的巨变过程这件事，着实吸引着我。当然，安亭那些无精打采的工人和满是灰尘的工厂的景象，也震撼了我。中国人不就是因为他们的生产方式极其落后才需要我们的吗？
只要人们在1984年有那么一点想象力，就可以想象得出，这家合资企业的成功会给大众集团提供何等巨大的商机。倘若中国的共产党人成功将国有计划经济向国外私有资本开放的话，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缓慢但肯定——会成长出世界上最大的国内销售市场之一。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觉醒阶段。人们想要变革，正如我所发觉的那样，其间他们确实会需要我们的援助。
1985年1月，时任奥迪的人事董事的我为了大众事业而奔赴中国。于是，整个事件其后的发展产生了一个奇妙的变化。狼堡的生产董事葛恩特，哈特维希博士，原本已为上海的技术工作挑选了一名科长，却又抽回了他的候选人成命。他或许是做了如下一番思考：倘若哈恩博士将波斯特——尽管“只是”在子公司奥迪、但毕竟还是董事会成员——派至现场，那我便不能随便任命一位科长前往上海，也需要我这摊里最好的人选。这位最好的人选名叫汉斯—约阿希姆，保尔，是大众卡塞尔厂的部长，由此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那真是一件幸事，因为没有保尔，上海大众这家企业或许不会运转起来。虽然我们两人分别由两个互相竞争的集团派系任命，而两大领导波斯特和保尔在整个事件之后的运作中却蜕变成为幸运组合，一个“理想团队”。
1985年1月初，我和保尔首次在罗特大院碰面。那是一家大众设在狼堡的招待所。从外表看，保尔就是一个专为投身远东地区天然而成的人。这位因其亚洲人脸型而被同事冠以绰号“蒙古人保尔”的工程师，据说是在认识我之后才做出了决定。我向他开诚布公，说我已决定接受中国的工作，同时向他解释了我的理由。我们一见如故。我们第一次碰面之后，我就知道，对于上海等着我们去完成的那项建设工程来说，他是绝好的事业搭档。而保尔必定也在我们谈话之后坚定了信念，因为他离开了卡塞尔，为的是作为上海大众公司执管会的技术执行经理走马上任。
◆大众集团首次合作亮相
上海大众不仅是中国现代工业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也是大众发展过程中的首次亮相。上海大众是全球范围内大众参股的首家合营企业——除了当时在南斯拉夫有个合资企业，即TAS，以及尼日利亚一家经营权完全属于大众的合资企业。1984年之前，不管是在巴西、墨西哥、美国，还是在南非，但凡大众立足的任何地方，大众都是100％拥有。集团在各个方面决定这些地方走哪条路。狼堡一声令下，大众世界的其余地方，包括横向配套商，都紧跟而上。
而今，这种情况在国国风云突变。上海大众这个合营企业一开始就约定资本和管理职责五五参股的合作关系，亦即，意见相左无事可成。每一个工作层面、每一项企业决策是“要么异口同声，要么一票否决”。领导小组组成人数双方相等。“Board“Directors”（即董事会）类似我们的监事会。总计为十名董事会成员的一半由中方伙伴委派；另一半则是由大众出任。同样，再由四人组成公司经营管理层，即所谓的执行管理委员会，简称执管会：两位中方人土，两位德方人士。两名德国人选已经确定，保尔为技术执行经理，我为商务执行经理。此外，我还担任副总经理一职。
合同签订过程中，约定董事会主席和公司领导层的头把交椅让位于当地人士，由中国人担任。我们则满足于那些个副职。我认为，这种中国人领导下五五开的合作模式，是明智之举，至今的实践也证实了这点——光凭公司领导发言人那正式场合下具有代表性质的这项工作，德国人根本完成不了。我们对中国人及其习惯又了解多少？我们该向何人展示何物？在聘用一位当地的公司发言人方面，大众早就在南斯拉夫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在大众将其合营企业初期一半的参股份额大大提高，远超出50％的时候，当地那位公司发言人才被一位德籍发言人所取代。
当然，这种起用以本国利益为己任的中方领导的合营方式，遭遇了狼堡同事的些许微词。难道说让大众屈居第二，而让中国人位居第一？
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