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

下载本书

添加书签

绿皮火车- 第1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荨B繁哂幸桓龃笸婢咭谎募阑鸪嫡荆褂幸桓鎏ㄍ宓缬霸海锩嬲贩庞场逗=瞧吆拧罚慌排抛豢瘴抟蝗耍梦颐峭床健N颐侨胱〉木频昃驮谔ㄍ褰峙裕锩婊乩茸莺幔纳钣钟纳睢W呱隙ィ┕奖呋孀欧鹿疟诨某だ取W呃鹊纳畲Γ叵熳盼颐堑慕挪缴萌讼肫鹆说缬啊渡亮椤贰W詈蠊帐烁鐾洌诺椒考洹

经过一番迷宫般的探索,我们找到了同来参演的实验艺术家一小河的住处,约他一起吃饭。大家见面,都一脸愁容,到底愁从何处来?忽然觉悟到,是这个大酒店卡夫卡一样的气氛感染了我们。在席间,小河说,自己刚做完手术,腰疼得受不了。2010年,他从两米高的舞台上,怀抱吉他一跃而下,双脚骨折,躺了几个月,今年腰椎间盘突出症又发作了。大家不再聊音乐、效果器,而是兴致勃勃地说上了养生、中医、打坐参禅。这时,一只拖着断腿的流浪猫卧在饭店门口,小河见之动容,夹了一块鸡肉,招呼它来吃,还很伤感地觉得所有的生命伤筋动骨都不好过。为了改变下气氛,小河讲,他在来的飞机上,听到头等舱有人叫他,一看,原来是参加演出的老狼,他刚想过去攀谈一番,用小河原话:空姐一个眼神,制止了他,瞬间把他打入了经济舱。

第一天演出结束,诗人和歌手们齐聚一堂,要进行一次民谣与诗歌的对谈。大多数诗人十几年前我们都打过交道,他们是那时风起云涌的“下半身”诗歌运动的主将们,如伊沙、沈浩波、巫昂等。我记得1999年在北师大的一次诗会上,我还上台挑衅过他们的诗歌理论,但是这次谈得非常融洽,没有吵架。巫昂还拿出了她的一首诗《需要性》,要求我和小河现场谱曲并演唱。我就把它唱成了一个铿锵有力的版本,小河唱了一个软绵绵的山地迷幻版。

我演出那天,照例带了瓶酒,放在台上,边喝边唱。几曲唱罢,台下喊:“老周,喝的是啥酒?”我举起瓶子,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八块一瓶,超市有卖。”这一唱一和,好像电视广告。

在演出现场,我们遇到了忧伤的老板——左小祖咒。前一阵他老家亲戚的房子要被拆迁,左小挺身而出,四方呼吁,我问他结果如何,他笑说,已取得阶段性的胜利。左小真是一个有预言性的音乐家,前两年他写了一首歌,叫《钉子户》,制作这首歌的时候,他还邀请我们去给他伴唱:“钉子户,钉子户,我是一个钉子户。”结果,这首歌还没有正式上市,他岳父家的房子就被他不幸言中。

2

2011年4月29日,响晴白日,苏州吴江“草莓音乐节”单方面宣布“因雷电交加,舞台基础设施受损”,音乐节被迫取消。很多乐迷都在路上了,闻此噩耗捶胸顿足,但天意不可违呀。

3

2011年4月30日,北京沙尘蔽日,通州运河公园,“草莓音乐节”现场开唱。台湾歌手林生祥前些天到绍兴跟我劫后余生般地感叹,北京的沙尘暴,那真是塔克拉玛干啊。此日他又在北京演出,他真是跟沙尘暴结下了不解之缘。

虽然天气不好,但这次看演出的人比历届“草莓”都多得多,引用罗永浩的话,“沙尘音乐节,仍然是满坑满谷的铁托儿,搞音乐的真幸福。”

等到第三天下午,我上台演出,沙子已经沉下去了,但风一样很大。出门时忘了戴帽子,结果台上高处不胜风,满脸跑头发。我唱《九月》的时候唱到“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还真是,那时候我就感觉从瀚海吹来的长风,比我手中的酒更助歌兴。最后我还改编了一首歌,讲文艺青年为买苹果电脑当小偷的事儿,现场满山谷的文艺青年都如遇知音,欢欣鼓舞。

参加音乐节,对我来说不是最累的,最累的是被合影。

“周老师,我能跟你合个影吗?”

“等看完台上的演出吧。”

“就一秒钟。”

我只能无奈地再就范一次。据身边的朋友讲述,我们坐在草坪上听“杭盖”时,无意中一回头,身后九个年轻人一字排开,无声无息间已是毕业照的局面。

当月亮爬上天安门城楼的时候,风也静了,胡德夫和他的钢琴最后上场。这时旁边的“主舞台”和“爱舞台”已经进入最后的疯狂,鼓敲得震天响,吉他鬼哭神号。胡老师有时会侧耳听听,但最终不为所动,钢琴如海水,嗓音似巨钟,营造了一个暂时的封闭的小世界。我非常喜欢他用闽南语唱的《月琴》,一扫原来普通话版的哀婉感伤,方言的顿挫、俏皮,给这首歌加入了许多新鲜血液,让这首歌更洒脱,引用绿妖的评论:“他就是我心目中的少林武当,力道纯正,剑走中锋。”人格魅力在歌声中展现无遗。

演出结束,马上和朋友们飞奔出公园,几万人涌向大马路,抢出租车、黑车、公共汽车。我们抢到了一辆黑面的,路上遇到一辆大公共汽车,里面挤满了歌迷,还有人大喊:“老周!”

等我们逃到城里,坐上地铁,竟然还有零星的歌迷过来说:“老周,咱们合个影吧。”简直是天网恢恢,在劫难逃。

4

同样是北京的郊区,2011年5月14日,我参加北京房山的“花田音乐节”,从机场到现场,大约车行两个小时。同去的台湾诗人夏宇惊叹这么远的路,都可以从台北到台南了。但这还是北京。

一进后台的帐篷,张玮玮和李志总算见了个新鲜脸,站起来热情寒暄。得知他们是上午就到了,李志要等到晚上才演出。如果问为啥不出去转转,像李志和玮玮这种民谣名人,在外面转一圈,只能是被合影大军追得落荒而逃。

夏宇是台湾诗人兼著名的歌词创作者。像《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痛并快乐着》等都是她的手笔。向万晓利和李志引介,李志说他特别喜欢她写的《荒》。当夏宇邀请两位民谣一哥唱一首时,两位你推我让,羞怯得宛如处男。夏宇转头问:“他们平常也是这样吗?”周围人含笑不语。

其实这次的民谣阵容非常齐整,老的有老狼、沈庆,新的有李志、晓利、玮玮等。夜晚的舞台更是重头戏,夜舞台,川子先上台,演唱了四五首歌,气氛火暴。物极必反,舞台宣布,由于设备出现故障,将无限推迟演出。过了二十分钟,主舞台连灯也熄了。可怜台下很多人坐在草地上,又冷又潮,等着看李志、老狼。

这时夏宇要回城,有个重要的约会。我们把她送到路口,已没有回城的班车,只好叫了一辆黑车,夏宇低声问我们:“黑车很危险吗?”我们记下了那辆车的车牌号,告诉她,“应该没事的。”最后拥抱了一下,她感叹:“就像送一个十五岁的姑娘去约会。”

演出现场,又挨了两个小时,终于,舞台上的灯重新亮起来。但歌手的演出时间严重缩水,李志、晓利每人只唱两首歌。有一种说法,是说主办方担心现场人太多了。确实原因我们也不知道。由此我也联想到了周庄和苏州吴江的音乐节。

音乐路上的废弃驿站

二十一世纪初,北京五道口有个酒吧,叫“开心乐园”,那时树村乐队云集,满街全是打着鼻环、留着长发、浑身金光闪闪的男女摇滚青年。经常看到电线杆上贴着纸条:寻找贝司,寻找鼓手。“开心乐园”就是这些乐队唯一可以演出的酒吧。经常可以在树村的村口看到这样的告示:今晚开心乐园,摇滚周末,下面是二十多个稀奇古怪的乐队名字,门票十元。稍晚一点儿,村口的摇滚餐厅,各路牛鬼蛇神就携家带口地吃演出餐了,富裕的,还可以喝上几瓶,继而,浩浩荡荡地兵发五道口。

“开心乐园”位于一条破败的铁路旁边,好像过去是个洗浴中心,经营不善,就沦落为地下音乐的集散地。里面消费并不贵,一瓶燕京才两块钱。经常是乐队比观众还多,大家抽着烟喝着酒,在场内窜来窜去,有时激情来了,还会在场子里串成一串跑火车。演出前,要抽签决定演出顺序。上半夜演出的乐队比较幸运,每个乐队上台,都迟迟不愿下来,只要有一个人继续鼓掌,就也可以当做在要求返场,所以时间会越拖越长,最后一个乐队演出时,鸡都叫了,该吃早点了。一般来说,每个乐队只能分到几十块钱,打车回树村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你会看到壮丽的路边大排档景象,像草原上生着篝火的游牧民族,连吃带聊,等天亮后的第一班公共汽车。车来了,灰烬一样疲倦的人群扛着乐器,流进树村的街道。这时房东们正在早起遛鸟,而这些唱歌的年轻人却要睡觉了。

“开心乐园”最终因为无法负担房租,彻底关门,这意味着更多的乐队没有上舞台的机会了。

“河”酒吧,“河”就是“黄河”的“河”。“野孩子”乐队的张佺和小索,从兰州唱到了北京,歌声就像黄河上游的水,清澈有力。他们租了一个地下室,天天早起,摽着膀子练琴。节拍器滴答滴答,经常从早开到晚。他们很快就占领了北京的演出市场,不久在朋友的帮助下,开了“河”酒吧。

“河”酒吧坐落于三里屯南街,中国地下的即兴音乐发源于此。经常是一个人在舞台上刚唱了一首歌,就蹦上去一个鼓手,然后,萨克斯上来了,手风琴加入了,最后台上台下就弄成了一个交响乐团。除了“野孩子”作为镇场之宝经常演出之外,万晓利、小河、马木尔、王娟也是这里的常客。晓利和小河的第一张现场唱片就录制于此。

那时感觉做地下乐队的如果没上过“河”酒吧的舞台,你都不好意思见人。我记得一次春节放假,大多乐手都回老家了,一个朋友推荐我去“河”酒吧,打电话给“河”酒吧说,反正现在也没什么歌手,让周云蓬去演一演。最终还是被婉拒了。到后来,常去“河”酒吧的人就形成了一种家族关系,所有男人都是舅字辈的,所有姑娘都是姨字辈的,有一个不存在的孩子,成为大家共同的纽带。但这种乌托邦的音乐共产主义,无法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