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谈正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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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卖肉的胡屠夫
那时，上河街小高埂有个杀猪的胡屠夫，五短身材，一脸虬髯络腮胡子，厚嘴唇，蒜头鼻，双目圆睁，生得颇为异相。初一照面，常叫人心头一凛。
人家杀猪都是有帮手，摁蹄子的、揪尾巴的、拽耳朵的、掀屁股的，一起把嚎叫的猪架到板凳上，然后白刀子捅进红刀子拔出来……这胡屠夫杀猪却是独一无二，只一人就把猪搞掂。他把猪赶出来，用一个大锤子照头一家伙砸下，那猪就软软地晕倒，不会嚎叫挣扎，而猪血是一样可以放出来。然后就是在猪蹄上豁开个小口子，给猪吹气，抓起因鼓胀而撑起的猪腿把猪拎进装满滚水的木桶里，拿瓢往没有浸没的地方浇开水。氤氲的水汽弥散着，趁热先用手扯下猪脖子和背上的鬃毛，放到篮子里，再用一个铁刮子将猪身上的毛刮掉。当毛刮得差不多了，无论黑猪花猪，都是白白净净的优越胴体。猪的胴体被搬到案板上，用铁刮子别下蹄壳，从腿膝往上剁下四蹄打垛捆在一处。再拿刀在猪头跟脖子交接的地方环切一圈，抓住两耳一拧就将猪头卸下来，顺手抄过一把斧头从下颚处劈开，将鼻腔中的部分去掉，猪头就变成了扁平的一张嘴脸，眯细着眼睛，表情很诡异。
胡屠夫卖肉也卖得怪异，他不像别人那样将剖膛对开的两扇肉放在肉案上，连皮带骨斩给人家。胡屠夫与众不同，卖肉不卖骨头，从不使那斧头一样的刀劈肉爿，而是执一把尺来长的小刀游刃有余地剔肉，是名副其实的小刀手。刮尽了毛的整猪，扒去内脏，囫囵着身子或趴或卧放在肉案上。买肉的来了，按要求在指点处执刀剜肉，肥的，瘦的，槽颈肉，五花肉，腰眉肉，臀尖肉，指哪剔哪。肉扒光了，案上只剩下一副无头的完整猪骨架，就拉回家码放在后院里。天长日久，日晒雨淋，一堵长满苔藓的后院老墙下，层层叠叠堆满白森森的猪骨架，伴着一株森然寂寞的枫杨老树，平添一股肃杀之戾气，据说连啼鸟从这院子上空飞过也仄翅噤声。
谁也搞不懂这胡屠夫为什么要将那幺多猪骨头码在后院里……有人猜测，胡屠夫住的那所屋宅是所谓的孤宅，周围孤立无援，只有院子里那棵硕大的枫杨老树伸展着，遮天蔽日，几乎阻挡了整栋屋子的光线，白天开了窗也嫌暗，阴气重。而且，屋子太老，时间久远，过去必定承受过太多的人，由于各方面的人际关系也会在房子内部积攒很多的怨气。从前住过几户人家，皆接二连三遭遇不幸，据说一到夏天雷暴雨天，墙上就会渗出鲜血，时常有一些古怪的声音响起……只有胡屠夫不信邪，搬过来住，但他还是做了点手脚，把猪骨头码在后院里，压一压邪气，不是有句话叫“小鬼也怕恶人”吗？
其实，据那时的老街邻说，胡屠夫这人只是面相恶，人品却不赖。胡屠夫收的生猪都是整齐划一的身架，毛屎在120～150市斤的一龄猪，品相好肉味鲜美，此范围以外的猪，或是过肥过瘦的一律不宰，更不在秤上短斤少两，一分钱一分货，卖的无骨净肉，价格比别处高一大截也是理所当然。来买肉的人，也都知晓这屠夫的禀性，只说要哪块肉，要多少，一刀剔下来，往秤上一搭，讲多少钱就给多少钱，绝无讨价还价的事。旧社会，镇上的一些大户及官职人家皆专食胡家猪肉。到了新社会，不少机关食堂也多采买胡家猪肉。医院食堂有个姓刘的采购员，每天早上准时到胡屠夫肉摊上拿肉。这姓刘的性颇豪爽，爱结交人，开口闭口就是“格老子”和“啷个搞的”，一口浓重的川音，原是川军“槌子”144师张昌德手下的一名军需官。
大约是到了1957年春夏之交，县里公安局侦破一桩“反共地下救国军”大案，从那姓刘的军需官家中搜出一部据说是能当电台使用的半导体收音机，接着又搜到一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的军需官一身戎装，风光得很，背面还有一行小字“1942年5月摄于重庆政训班”……于是连夜审讯。由此入手，把胡屠夫也给抓起来，判了15年，送进白茅岭农场。待到释放回家，正是“文革”年代，又给捉到专政队，游行批斗时，当胸挂一个龇着獠牙的猪头骷髅，还常给兜头泼一身臭烘烘的猪血……闹到最后，竟把个原本十分彪悍的大活人生生给打死了。又过去若干年，那桩子虚乌有的当年“反共地下救国军”涉案人物尽皆平反，其中，就包括那位出事时在师范学校任教、后来名动海内的平民画家黄叶村。然而，胡屠夫，连同他的那些白森森的猪骨架……都成为不再有的旧事奇闻，供人茶余饭后闲谈追忆了。
又是若干年过去，小高埂那里已全部夷平，做了码头上的堆货场。这年夏天一场暴雨，一个当头炸裂的惊雷响过后，咦，空旷的场地上怎幺突然多了一棵巨大的枫杨老树呢……许多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第二章 李家染坊的父子染匠
李家染坊主要以染“毛蓝”、“头蓝”和“月色”为主。两个染匠是一对父子，这父子俩除了双手都是蓝黑的（特别是手指头）外，身形面相却没有一点相似处。老染匠五十来岁，高高大大，眉毛胡子都很浓，唯有光葫芦头上寸毛不生；小染匠瘦瘦小小，尖下巴，声音也是细细的，像个还未长成的孩子，其实他自己的孩子都满地乱跑了。染匠一家是从外地搬来的，他们说话带江浙口音，总是把“染衣”说成“撵衣”，把“吃饭”说成“压饭”。
很少看到父子俩染匠搭手干活，留在家里的，多半是小染匠。小染匠爱追新潮，常见他拿起一个个方扁的铁盒往那口大铁锅的沸水里倒染料，弄好了那些赤橙红绿青蓝紫的配方，然后，戴上黑色长袖橡胶手套，系起同样深黑的橡胶围裙，脚上是高统胶鞋，站在大铁锅前，两手握住一根木棍不断地搅动翻滚衣服或布料。这染衣的过程中，织物泡在染剂水中加热熬煮的味道极其难闻，路人无不掩鼻匆匆而过。
小染匠在家忙碌时，老染匠就去“走街”。老染匠循旧制，挑着一只大铁桶，一只红泥的柴火炉，边走边放开嗓子喊：“撵（染）衣啰撵衣！白撵（染）蓝，蓝撵（染）黑，祖传秘方，永不褪色——！”老染匠只染黑、蓝、灰和土黄的有限几种颜色。有人喊停染匠担子，从家中拿来褪了色的旧衣。老染匠在巷口支起了柴火炉，上面放置铁桶，炉膛里火烧起来，往桶里加水，投染料，搅拌后，用一双长竹筷夹住衣服往里浸。炉火正旺，水汽蒸腾，在这难闻的气味里，衣裳很快染好了。主人拿起刚染过的衣物对着阳光检查，看色泽是不是均匀，色彩是不是鲜艳，色调是不是纯正？婶子婆婆们七嘴八舌，场面煞是热闹。
夏天的时候，乡下人家家要染葛衣。那时候，农村妇女都喜欢穿麻线或者葛线纺成的葛衣，通透凉爽。老染匠到了一个村口，在一棵大树下支起炉子，开始吆喝，来染衣的人就陆续出现了。起火烧水煮靛蓝，几种植物和一些树枝搅和在一起，有靛蓝草、三叶草，还有一种堤埂上长的石决明的种子，以及柿子树带叶的枝杈。柴火烟袅袅地升起，水开始翻滚，老染匠将那些染料放进去，煮上一小会子，水就变成黑糊糊的，一股刺鼻的气味升腾起来朝四处扑开。树上吱啦吱啦叫着的蝉也给呛哑了声，拉下一泡尿来，就像在空中下了一小片细毛毛雨。老染匠把要染的葛衣放进锅里，随后就用那双长竹筷子左拨右弄，待衣裳吃透染料后，再捞出来，放进一只盛满清水的大木盆中漂浸，过了三遍水，衣服就算是染好了。其实，这还只是“半成品”，这些衣裳拿回家后，还要放水浸泡过夜，隔天再一遍遍用大量的清水漂洗，冲净染色污水。葛衣新染，鲜亮不少，那靛蓝在阳光下闪烁着一种古老的光泽。到了冬天，染家纺老布的就多了，这种粗糙而结实的老布，染成后再用米汤浆出来，可以做内衣，也可以做被褥里子，极耐污。
关于这父子俩染匠，流传着一个笑话。说是有一年的大热天里，父子俩在一起染衣，中午时老染匠多吃了几杯酒，酒劲上来了，又困又乏就扯起了呼噜。这时候，来了不速之客，是一只蚊子，一见老染匠无遮无掩的秃头，立马就叮了上去。小染匠看到蚊子在饱吸老染匠的血，就大骂道：“你这该死的蚊子，竟敢吃我父亲的血！”于是挥起手中搅衣的木棍，朝那蚊子打去……结果，蚊子当然被打死了，老染匠也被打得头破血流。
许多人家总是到快要过年的时候，才翻捡出那些旧衣拿去李家染坊交给小染匠染一染。十天半月后取回来，一件件原本黯然失色的旧衣裳，都变得焕然一新。也有人买来颜料自己在家中染，许多盆桶最后都给弄得黑不拉秋的，染出的衣物还要用大量的清水漂洗，真是兴师动众，得不偿失！另外，因为是自家染，技术不过关，衣服上的油渍污迹处理不好，染出来后颜色不均。
“文化大革命”中，李家染坊很是热火了一阵，不论男女老少都时兴穿黄军装，但哪来那幺多真军装供应？于是就把一些五颜六色的布料拿到染坊里进行“蝶变”，可惜再怎幺变也变不出正宗的草绿色，大都是一种屎黄色，如果是省钱自己买染料染的，还会深一块浅一块像斑秃一样难看。但不管怎幺说，那些日子里李家染坊真是生意兴隆啊。再后来，大约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早中期，李家染坊又迎来了一次兴盛。那时，国家从日本进口了一大批尿素。这小日本存心和咱中国过不去，你知道那包装袋是什么做的？是手感极其柔软的白颜色的化纤尼龙布呀，真是暴殄天物！于是基层的领导干部们眼红了，纷纷通过各种门路到供销社搞到这种包装袋做衣服穿。供销社每条袋收4角钱。用这种袋做裤子，正好两条袋做一条裤子。因为每条袋子上下两面都印了“尿素”和“日本株式会社”，做成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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