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州举行会议，以总结1932年攻打赣州以来7个月的工作为名，“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矛头主要指向毛泽东。攻打赣州本来是错误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代理人却说成是“绝对需要的”，没有攻下来则是毛泽东等执行中央命令不坚决所致。攻打漳州是正确的，而且取得了很大胜利，冒险主义者却认为进占漳州，“延迟了北上任务之实现”。他们还批评毛泽东在江口会上提出向赣东北发展是对中央“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批评周、毛、朱、王从8月下旬到9月下旬，坚持赤化乐、宜、丰地区主张是犯了分兵筹款错误。指责《训令》是“等待主义”，“专以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对毛泽东进行了无情打击。会后，中央局下令调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撤销了他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毛泽东第三次被排挤出红军主要领导岗位。毛泽东请病假上东华山养病，中央局予以批准，只要他“必要时到前方”。
毛泽东住在东华山一座小庙里，红校离此不远，郭化若得知后，便去看他。毛泽东还不知道郭化若被打成托派，开除党籍。当郭化若谈到这些问题时，他感到吃惊和不安。毛泽东历来主张对人的问题要持慎重的态度，他不相信郭化若是坏人，当有人提出郭化若有托派嫌疑，要变动郭化若的工作时，他曾说过：“化若同志到红军工作3年了，一直接触核心机密，硬是一点问题都没出么。”现在他又能说什么呢？只好说：“共产党人有两条原则，一是相信党，一是相信群众。”这句话本身当然是正确的，但他此时这样说，既是安慰郭化若，也是安慰他自己。
此后，郭化若常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对郭化若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新的认识，感到郭化若对许多大事的看法很深刻，切中时弊。他当时有病，除了参加地方的一些会议和搞些调查研究工作外，多半时间是躺在床上看书，只要郭化若一去，总是坐起来与他长谈。
贺子珍那时也没有工作，在照顾毛泽东的生活。她对郭化若能经常去与毛泽东聊一聊特别高兴。有一次她在收拾照片，还叫郭化若挑一张留作纪念。郭化若挑了一张她与毛泽东的合影。当郭化若准备收藏起来时，贺子珍又想抢回去，说：“换一张吧，合影的只有这一张。”郭化若自然是不同意了。毛泽东指着贺子珍说：“她现在与我是相依为命。”由于郭化若与毛泽东在忧党、忧军、忧国、忧民上有共同语言，经常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有时谈到深夜。郭化若还写过一首诗：西风落叶总无情，谁夺燕军乐毅缨？小寺却非楼百尺，更深听雨夜清新。
1933年1月，临时中央由上海迁来瑞金，临时中央书记秦邦宪兼中共苏区中央局负责人，临时中央实际上全部代替了苏区中央局。“左”倾冒险主义全面推行，中央苏区的情况越来越糟。郭化若常给毛泽东通报一些他所了解到的红军的、红校的及中央局的情况。
1933年2月至3月的第四次反“围剿”歼敌3个师，是个战役的胜利，这是应该肯定的。反“围剿”开始时，临时中央命令进攻敌重兵设防的南丰城，久攻不克，红军反有被敌优势兵力围于南丰城下的危险，才改变打法。随后，敌军第52、59两师从他们的战略基地出发向前方战略展开，他们以为是在自己的管区行动，丝毫不知道我军主力正集结在他们前进道路的侧翼，所以他们是处在完全“不意”和“无备”之中。我们红军将领对这样的敌人在自己面前通过，哪有不想在运动中歼灭他们的道理？不是哪一个人主张打，而是大家都主张打。东黄陂的歼灭战和草台冈的歼灭战，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光辉范例。两役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和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作战原则在红军中有着深刻的影响。当郭化若谈了上述观点后，毛泽东说：“处在防御地位的红军，欲打破强大的‘进剿’军，反攻的第一个战斗，关系非常之大。这次反‘围剿’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退却步骤是对的，终于转到敌之右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大胜仗。”
1933年5月，蒋介石即开始策划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临时中央却不做反“围剿”准备。9月敌军开始进攻，临时中央仍然实行军事冒险主义，进攻敌重兵扼守的据点，连遭失败后又转为处处设防的军事保守主义。正在这时候，11月，福建成立“人民政府”，这是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领导下的19路军在淞沪战后被蒋介石出卖，派到福建，引起该部官兵愤慨所采取的行动，即“福建事变”。19路军一面派人同红军联系，同时也同两广反蒋势力联系，以造成闽粤沿海联盟。蒋介石异常恐慌，击掌顿足，举止失措。曾哀叹“中正诚不足以感人，才不足以弭乱，遭兹奇变，至可痛心”。我党我军对福建人民政府的策略正确与否，对第五次反“围剿”胜败是至关重要的条件。郭化若曾就福建事变问题去向毛泽东讨教，毛泽东主张真诚地同福建人民政府联合反蒋，把我们的红军主力突进到闽浙赣皖广大地区，既可以在无堡垒地带机动作战，威胁蒋介石统治腹地，粉碎敌之“围剿”，扩大革命根据地，又可以从进攻福建的蒋军背后猛击之，可能时协同19路军前后夹击。这样，一方面红军多了一个同盟者并肩同蒋军战斗，19路军正规部队33个团，约有5万人；另外蒋介石抽调兵力进攻19路军，“围剿”根据地的兵力就会有所减少，减轻我军的正面压力。但是“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却指责福建人民政府是“反革命的改良主义”，“冒充人民与革命”，“帮助帝国主义国民党巩固自己的统治”，不听我军许多将领要求出兵支援19路军的建议，坐视19路军的失败，丧失了大好时机。1934年7月8日，博古（秦邦宪）在马列主义研究会上作题为《为着实现武装群众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做了什么和将做些什么》的演说，歪曲地引用列宁对“左派”幼稚病的论述，竟说：“19路军军阀为首的一派，企图借助于‘左’的、假革命的口号与纲领，以阻止群众更进一步革命化，而在新的形式下继续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这些屠杀工农兵革命士兵的刽子手，不会执行与南京国民党有原则上不同的政策的”。郭化若听了感到可笑，更感到可气。他认为这位在某所红色教授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一下子就担任中国革命的全国领导，嘴里背诵着列宁的词句，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更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推行的是“左”得出奇的路线，这些滔滔不绝的演说；如果付诸实现，中国革命就会被断送。
敌人第五次“围剿”，蒋介石用来直接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有50万，加上周围配合的共100万，采用堡垒推进的新战略。但并不是不可以打败的。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是我们政治领导、军事领导以至组织原则都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是因为排挤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临时中央主张分兵把口，两个主力军团分开使用，堡垒对堡垒，短兵突击。先既不出闽浙赣皖，不援助福建事变，后在敌集结重兵向中央苏区稳步推进时，又不以主力出湖南中部，调动进攻江西的敌人到湘南而歼灭之。两计不用，自然只有走向失败。眼见红军辛辛苦苦创建起来的根据地一天天缩小，红军行动越来越被动，而毛泽东的病情也日益加重，郭化若忧心如焚。
一八、毛泽东的两个按语
第五次反“围剿”持续一年，接连失败，便只有长征一条路了。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红军大学和其他几所学校组成了干部团，团长是陈赓，政委宋任穷。当时为了坚持苏区的斗争，留下一部分同志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尽管革命处于危险的境地，有人还在搞宗派，在红军离开瑞金时，乘机甩掉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人。瞿秋白、刘伯坚、毛泽覃等都被甩在苏区，结果被敌人杀害。红校的某些人开始也想留郭化若在苏区，新从日本归来的红大训练部长钟伟剑说了话，要他工作，拟定长征名单时才“榜上有名”。
10月18日，郭化若随干部团离开瑞金县九堡村，踏上了长征的漫漫征途。干部团编有1、2、3营和特科营、上干队。郭化若编在团部，因为陈赓要他做参谋工作，每到一地号房子、找向导、写宿营报告，都是郭化若的事。陈赓对郭化若说：“你曾经是一个方面军的代总参谋长，被分配来做团参谋，委屈你了。”但郭知道这还是陈赓对他的信任，对他的器重。一个被开除党籍的人，当时是没有人管的。干部团不少人自身难保，谁敢多接近他呢。出发前发放服装就把郭化若落了。他问陈赓能领衣服吗？陈赓说当然应该有，并亲自去跑了一趟，但发放完了，没有了。郭化若连一双布鞋都没有，请人做了一双麻草鞋，他的脚后跟又正患溃疡，走第一天，脚后跟就磨破了，以后化脓，流血水，每迈一步都疼得钻心。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头上有敌机轰炸，地上有国民党的追兵，只能跟上队伍，拼命走下去，停顿是没有出路的。忍受多大的痛苦也不必诉说，当时大家都在困难中，整个中国革命处于困难中。他咬紧牙关跛行了8000里，郭化若回忆说，有人说“长征全靠两条腿”，我的腿也靠不了，只能是“长征全靠一片心”。倘使当年战死或者掉了队，那真是“一生真伪有谁知？”后来郭化若到延安时向毛泽东诉说了这段情况，毛泽东在一次干部会上还提到过，末后按语：“悲惨呀！”
由于博古、李德的瞎指挥，实行逃跑主义，长征一开始很乱很被动。有人说，长征有准备没有？郭化若说有，又没有。说有，是指秘密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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