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就给这个右倾机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在撤围赣州后反对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和失败情绪便成了4军及党内的主要斗争”。
3月18日，中革军委命令红军分中、西两路（三军团为西路，一、五军团为中路），沿赣江而下，赤化两岸并夺取两岸的城市。毛泽东随中路行动，走到半路，毛泽东一再建议改向闽西，得到了一军团领导人林彪、聂荣臻的支持和中央局的批准，并将中路军改为东路军，然后东征。3月26日到达长汀，根据当面敌情，毛泽东命一军团开赴长汀以东之新桥休整，以迷惑敌人，准备进攻漳州，消灭国民党军张贞的第49师，扩大我军影响。
3月30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发去电报，提出东路军必须直下漳（州）泉（州），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局面，若置于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据调査，漳州难守易攻，故我一军团及7师不论在龙岩打得着张贞与否，均拟直下漳州。尚虑粤敌从大埔出龙岩威胁我后路只需5天，而还在信丰的五军团到龙岩需15天，因此，希望五军团尽快调龙岩，至迟4月20日须到龙岩待命，7师亦望催兼程来汀，否则一军团下漳州兵力单薄，后路空虚。周恩来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于是，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率东路军直取漳州。
4月2日，毛泽东又给周恩来发电报，提出敌一部既人闽，我直捣漳泉部队必须更迅速集中，否则敌占先着，我军将进退维谷。五军团全部必须立即出发取直径急行军于14日到达龙岩。
4月10日拂晓，东路军向龙岩发起进攻，当天攻占龙岩，歼灭张贞部一个多团，为漳州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毛泽东非常高兴，4月11日给周恩来发电报称“昨日胜利原因是：甲、白沙休息一天，团结兵力；乙、不顾坎市，直取龙岩；丙、大池宿营，不去小池，击敌不备”。14日，五军团赶到龙岩，一、五军团并力向漳州发起进攻。张贞部共两旅9个团，龙岩一仗已损失2个团，便将其余部队布置在漳州西北的天宝至南靖一带，准备与红军决战。
4月19日，我军向天宝发起攻击，歼敌一个旅，敌人从漳州城开来一部援兵，被我半路打回。吓得张贞率残部分头向漳浦、泉州、厦门等处逃跑。红军20日顺利占领漳州，随后又相继占领龙海、漳浦、长泰、云霄、平和等地。漳州战役歼敌4个团，俘敌1600多人，缴获敌人飞机两架、枪支弹药无数，还有大量的布匹、粮食、食盐等。红军筹款100多万元，解决了中央苏区和红军财政、物资上的大部分困难。红军还扩大队伍900多人，并帮助地方建立了秘密的工会和地下党组织，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事实证明，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就能打胜仗，红军就能发展，根据地就能扩大，可是，在当时正确的意见却硬是被中央局打入“冷宫”。
5月下旬，广东之敌陈济棠1个师深入江西信丰，威胁我军北上。中革军委命东路军回师赣南与粤敌作战。
6月下旬，毛泽东随东路军回到赣南天心圩。此时已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朱德任总司令，但不设总政委，毛泽东在军内仍无职务。毛泽东只是以苏维埃主席身份随军行动。当时，在怎样打粤敌上，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以围城打援的办法诱歼信丰之敌。
但围城有两种作战方案。
毛泽东主张围南雄，彭德怀坚持围大庾（今大余〕。彭断言围南雄敌不会增援，打大庾三日包打下，如打不下再围南雄。
结果打大庾不下，我军再转向南雄，信丰敌迅速增援。我军得悉时，信丰出援之敌已全部过了水口，水口只有一石桥，我军急令五军团、一军团猛追，也只能由石桥上通过，因河水深不能徒涉。敌后卫回击，与我激战于水口、南雄之间，随后，三军团也赶到，敌军顽抗，战斗非常激烈。我军猛追到距南雄城约20里，城内敌军派兵接应，我军只好收兵。后方来电严责不向南雄追击，前方回电除说明已不能再追的情况外，并说“中枢遥制，于军不利”。可见当时不同军事思想的矛盾已发展到表面化了。
毛泽东对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很恼火，批评人很严厉。一天晚上，郭化若有事去找朱老总，朱老总与王稼祥住在两隔壁，两人正坐在房门口闲谈，王稼祥说：“老毛骂人，不行，要找个机会斗争他。”朱德说：“毛泽东有办法，红军离不开他。”后来，王稼祥在长征途中转变了对毛泽东的看法，逐步认识到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遵义会议上便完全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了。
郭化若也提醒过毛泽东，说：“主席，有人反映您批评人太厉害了。“毛泽东说：“对军事上的冒险主义，不批评狠一点，就是不听，他 们麻木。根据地、红军受损失，他们不心疼。”
一六、毛泽东对郭化若说：要经得起考验
7月底，王稼祥找郭化若谈话，告诉他工作有变动，调红军学校任教。郭化若对自己干什么无所谓，也不去细想，只是为毛泽东的处境担忧。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对于中国革命战争在世界革命中起什么作用，虽然有时也想过，但了解不多，理解不深。但对在毛泽东领导下能够打败蒋介石，则是深信不疑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关系红军的存亡，关系中国革命的成败，这是郭化若和许多红军战士当时就认识了的。所以他很不愿意这个时候离开毛泽东。于是他去找毛泽东：“主席，我不想这个时候变动工作。”
“要服从调动，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共产党人都要经得起考验。” 毛泽东平静地说。
郭化若听了，明白自己的工作调动毛泽东事先是清楚的，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可是郭化若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他一到红校，就被在大会上宣布开除党籍，什么原因，没有说。这真是晴天霹雳，但有冤无处申。后来才知道，王明之流搞肃反扩大化，他们认为AB团、改组派、第三党、社会民主党、取消派、托派等等的“反革命组织满布于赤区”，到处乱捕、乱关、乱斗、乱杀。据近几年有关部门统计，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福建搞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仅100万人口的闽西苏区受害和被错杀者达6352人。王明之流以托派嫌疑的莫须有罪名开除了郭化若的党籍，万幸的是没有砍他的脑壳。王明之流迫使郭化若离开一方面军总部，离开毛泽东，又用肃反的棒子打掉郭化若的党籍，手段可谓狠毒。
关于AB团问题。远在北伐战争时期，段锡朋就组织了AB团（即反布尔什维克的英文缩写）。1930年10月，红军打开吉安后，地方党发现了他们的旗帜、印章、暗号。这时，据说AB团分子窃据了许多重要职务。但是，他们的人到底有多少，不清楚。
富田事变发生在12月7日，是由打AB团引起的。这是在发现AB团组织后，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就到红20军抓AB团分子，抓到该军独立营营长刘敌审问，刘敌这个人有流氓习气，他一方面转移视线，乱供一气，把凡是他不满意的人，都说成是同伙的AB团分子； 另一方面，又煽动战士捉拿李韶九和刘铁超，将他们捆绑起来。刘铁超是20军的军长，“六大”中央委员。后来，李韶九说服看守战士，对他们说：“我是来肃反的。”卫兵听到他是来搞肃反的，就把他放了。刘敌深怕李韶九报复，便蒙蔽战士，捕捉了红20军的领导人，包围了驻在富田的江西行委和省委机关，把部队带到赣江以西去了，但没有打白旗。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刘敌派人送信到红军总部，说要把部队带回来。但信里却说什么“反对毛泽东，拥护朱、彭、黄”，并将信直接交给了彭德怀。当时，考虑到刘敌是在搞分裂，属于叛变性质，总部就回信要他回来。刘敌回来后，总部开庭审问他。主持审问的是朱德和董必武。审问时，要刘敌说出“为什么要把部队带到河西去”，他招认是AB团，于是把他杀了。
李韶九对AB团非常仇恨，他担任肃反委员会主任，采取逼、供、信的方法，杀了很多人。郭化若当时被任命兼肃反委员会秘书长，他记得第二次反“围剿”后，抓到了李文林。郭参加了审问。李文林说：“你们不要动刑。我不是AB团分子。我在上海汇报时见过陈独秀，我是陈独秀单派的。”审问后，郭化若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根据他的口供，看来不是AB团，于是把他放了。以后搞肃反扩大化时还是把他杀了。不久，又将周冕、陈中日抓来审问。用刑后，周、陈要求作书面交代，但他们写了一阵，写不下去。郭化若在旁边观察，觉得他们不像AB团。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不能向他们赔礼道歉。随后，又把丛允中抓来，这回没有动刑，只是向他交代政策，并用了“诱供”（比“逼供”更厉害）。这样，他自编了一些谎话，当时信以为真，就把他杀了。
不过丛允中模仿毛泽东的笔迹达到了乱真的程度，富田事变时有几封挑拨离间的信，后来经查认为他有很大嫌疑。
一封送给彭德怀，是伪造毛泽东给古柏的信，内容是“在审讯AB团时，要逼出彭德怀是AB团分子”，彭德怀识破了，没有上当。
还有一封送给朱德，是伪造毛泽东给蒋介石的信，信中说“寄来的钱收到了，我在适当时候把队伍拉过去”。朱德接到信后，研究了一夜，终于辨出了真伪。第二天一早去找毛泽东，敲了敲门，就推门进去。毛泽东还没有起床，他一边坐起来一边说：“老总，什么事，这样急？”毛泽东有个习惯，起床后一般要披着毯子靠墙坐一会儿，抽支烟再下床。朱德坐在他的床沿，把信递过去说：“给你看一样东西。”毛泽东接过信一看，很快退给朱德，说：“这样的信怎么给我看，我是反革命呀。”
“这不是你写的，我研究过了。”朱德说。
“何以见得。”
“你看，你写东西从来不用阿拉伯字，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