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开始在各地贯彻。中共中央派遣许多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到全国各地去，对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党组织进行“改造”。当时派往中央苏区传达四中全会的代表是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
在“四中全会”代表团尚未进到江西中央苏区前，“四中全会”的一部分文件已经送到。由项英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于1931年3月18日起，开了四天。红一方面军各军军长、政委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在中央苏区贯彻王明冒险主义路线的序幕。会上有人在讨论反“围剿”战略问题时提出“跑” 的主张。认为敌我力量对比相差太远，无法对抗。毛泽东反对离开根据地，主张就地打仗。讨论未形成决议。
4月中旬，“四中全会”代表团来到中央苏区。他们不满意“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传达和讨论，又于4月17日在宁都青圹召开中央局会议，虽然时间相隔快一个月了，但会议仍称是“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只开了一天，着重传达“四中全会”精神和讨论“四中全会”对形势的估计，通过了若干决议。这次会议的决议，虽然也不得不承认“汀州会议以前红4军前委的路线是一般的正确的”，但却不作调查，不问事实，颠倒是非，硬说“从汀州会议起（这时红4军与红3军会合，成立红一军团前委），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线，放弃了巩固苏区工作，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这个决议毫无根据、毫无道理地否定了毛泽东一贯坚持的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路线，否定了从汀州会议起到罗坊会议止毛泽东抵制并战胜立三冒险主义路线的全部斗争过程和历史事实。
在分析形势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拥护者对蒋介石兴兵20万“围剿”苏区，怕得要死，主张“分兵退敌”，把红军开到四川去。说 什么斯大林说过，四川是最理想的根据地。四中全会代表来到苏区后，不问青红皂白，硬说何应钦20万大军是无法打破的，只好走。他们根据中央的三月指示，提出退出中央苏区的逃跑主义的荒谬主张。其实，那个中央指示’是不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人，在远离农村根据地听不到枪声的上海高楼大厦里写的，是十足的瞎指挥，它本身就充满自相矛盾的意见。指示前面说：“当着敌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时候，我们必须利用优势的兵力，去击溃敌人的主力……”，后面说：“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否则“红军有被消灭的危险”。根据这一指示的前面的说法，我们就要在敌人尚未集中时到白色区域去找城市中的敌人主力打，这岂不是重复立三的冒险主义错误？按照指示后面的说法，什么“遇必要时”，这是非常笼统、没有明确界线的说法。所谓“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革命根据地等等，在纸面上谈谈是轻而易举的，而实际上行动会遇到多少困难和危险，教条主义者是毫不理解的。他们不理解这块中央红色根据地，是在什么样的困难条件下，依靠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经过多少艰苦卓绝的斗争、流血牺牲，才创建起来的。“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谈何容易！如果轻易抛弃已有的根据地，那才是使“红军有被消灭的危险”。毛泽东虽然详细介绍了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经过，全面地深刻地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敌人的弱点和我们的有利条件，说明敌人的“围剿”是可以打破的，可是王明冒险主义的顽固推行者们对这些话听不进去，他们依靠在中央局中的多数，蛮不讲理，令人气愤。毛泽东严厉地批判了这种逃跑主义的主张，并建议扩大与会者的范围。
走出会场，朱云卿问郭化若：“郭处长，你有何感受？”郭化若说毛委员的主张正确。朱云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大敌当前，中央局这样不统一，可不是件好事啊。”郭化若说，如果按“钦差大臣”的意见，放弃根据地，太危险了。朱云卿说：“但愿不要重蹈太平天国的覆辙。”
过了几天，中央局再次开会，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扩大了与会者范围，各军军长、政委和红三军团的总指挥、政委等都到了。毛泽东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着重指出：第二次“围剿”的敌军数量虽多，但全属蒋介石的非嫡系部队，内部矛盾重重’弱点很多，给养运输十分困难，地形不熟，情况不明，官兵恐慌。我军战后士气旺盛，上下团结，求战心切，准备充分。地方群众对敌仇恨，对红军热烈拥护，参战工作比前次更有经验、更有准备、更有办法，胜利的条件比上次反“围剿”时更具备，因而也更有把握。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敢不敢打？一开始讨论，军队高级干部发言非常踊跃，个个信心十足，慷慨激昂，一致主张坚决地打。赣南、闽西的领导干部也不同意中央红军这时退出中央苏区。积极求战的声浪震动了会场，使那些逃跑主义的主张销声屏气，不敢再嚣张了。
打不打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紧接着，就讨论怎样打的问题，先打哪一路敌人，是等敌人前进时在运动中打，还是去攻坚。有人主张先打蒋光鼐、蔡廷锴的第19路军，有人建议先打朱绍良的第6路军。主张打19路军的理由是它只有两个师，孤立地驻在兴国，离其他各路军远。但蒋、蔡部队是这次“围剿”中较强的。为了说明要打强的不能打弱的理由时，有人搬出旧的战略原则来，说：“只有战略进攻者可以自由选择进攻的时间和目标（或地域），而战略防御者，则必须以主力对敌之主力。不打败敌之主力，即不能完成战略防御的任务。”这一种主张忽视了 19路军不但在各路敌军中最强，而且到兴国相当久的时间，完成了防御工事，两个师又集中在一起，不易分割。如果我军去打兴国，实际上是攻坚，放弃我军打运动战的长处。如果一时打不下来，北边的敌人一下子压过来，红军就要吃亏。即使打下兴国，北面的敌人势必靠拢，难于打破“围剿”。主张先打朱绍良第6路军的理由是：朱绍良、毛炳文、胡祖玉都是蒋的亲信，打蛇打头。但打它就得向西扫，西边为赣江所限，打完后，无发展余地。若再向东转，又劳师费时。这两种方案的共同缺点都是忽视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毛泽东强调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须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体上如何打法，同时还要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他从实际情况出发，摆事实讲道理，分析了先打蒋、蔡的第19路军和先打朱绍良的第6路军的不利，提出先打第5路军，不在该打强的还是该打弱的这一“理论”问题上纠缠。第5路军虽说在兵力上最大，有4个师（连同守吉安地区的罗霖77师一共5个师），可算是这次“围剿”的主力，但同时又有弱点。他们从北方新到，水土不服，不惯爬山；杂牌军彼此各怀鬼胎，对我恐惧，士气不振，内部矛盾多，便于打；打垮他们后，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毛泽东以充分的理由，富有说服力的语言说明了对这一次各个歼灭敌人的大体设想，和在打破“围剿”后转人进攻时的发展方向，提出了一个连续作战的战役设计，大家都表示同意。关于先打弱敌还是先打强敌的问题，毛泽东在会后闲谈时曾说：他们不懂得在战略上也 打弱点的道理，是古已有之的。《管子》中说：“故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管子。制分》），不是古人早已讲过了的吗？毛泽东是很博学的，他在青年时代就阅览了许多中国古代著名战争和战役的论述，而且比谁都懂得更多更深。 关于外国著名的战争和战役的论述，他也浏览了不少。但他在争论中不用这些，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说服了大家。这样，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在大多数到会者同意的新的思想基础上，大体定了下来。这就是先打富田地区的王金钰、公秉藩。
4月19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签发了全方面军《向龙冈、上固地区集中的命令》，指出“目前中国红军应以最高限度的坚决集中力量，配合群众武装力量打破敌军围攻，争取第二次进攻的胜利，建立巩固的苏维埃政权，向外发展”。“本方面军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决心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围攻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务期各个消灭敌军，完成本军任务”。23日，红军主力先后到达集中地。为了便于抓住战机，总部又毅然决然令红军再各西移40里，到东固地区集中，迫敌而居，宁愿冒走漏消息的危险。红军到达集中地后，立即向各方面派出警戒，严密封锁消息，加紧整顿训练，准备歼敌于运动中。在东固南面，则由红3军选择有利地形，准备迎击蒋、蔡。总部移驻东固东五里之墩上。
为了阐明这次反“围剿”的战役计划，统一思想，提高认识，4月30日苏区中央局在东固又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作战问题。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连传达“四中全会”的代表也有个别人被争取过来，大家拥护毛泽东所精心谋划的连续战斗的战役设计。
会后，朱云卿仍闷闷不乐。郭化若问他：“中央局意见统一了，值得螅耍趺椿钩钅兀俊彼担骸澳阋晕硗耪嫘氖狄饨邮芰嗣≡钡囊饧穑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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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彭德怀说，究竟是拿鹅毛扇子的厉害
红军主力在东固地区密集隐蔽集结。西面王金钰部47师和28 师由吉安进至富田陵下一带（离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