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途听到许多通信人员和后勤人员高兴地喊着：“捉到张辉瓒啦！”“前面捉到张辉璜啦！”《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正是此时此景的写照。
正在夕阳无限好的时候，毛泽东走到了龙冈大坪上，只见已经放下武器的俘虏，集合在大坪的一边，站成正方形队。这时有人把张辉瓒捆绑着带过来，他换穿着士兵的灰布棉军衣、军裤，帽子不见了。送他来的人说，他刚被俘虏时，隐瞒身份’说是个书记官，当场就被一起的俘虏揭发。他一路走，一路有人发出叫打声。他走过来时，俘虏队中立刻有两个人走出来，猛打了他两耳光，口里还说：“你压迫我们够了！现在我不怕你了！”郭化若上前劝阻了，并给他松了绑。张辉瓒一见毛泽东就鞠躬敬礼，口称“润之先生”，说他过去怎么见过毛泽东的面，说了些别后钦慕景仰的话。毛泽东叫他一起就地坐下，简单地对他谈了些革命道理和革命形势，又问了一些敌军内部的情况。张辉璜还表示，情愿捐款、捐药、捐枪、捐弹，请求免他一死。毛泽东交代要好好看管他，不要杀。但后来有人不报告毛泽东同志，把张辉瑰交给地方去开群众大会，结果在群众愤怒之下被杀了。
这次战斗中，红3军猛冲到龙冈张辉璜师部所在地时，张的警卫营营长，原是黄公略在旧军队工作时的部下，早把全营集合好，等黄军长来到时，号兵吹敬礼号，全营举枪敬礼。他还毕恭毕敬地向黄军长报告，然后将缴出的枪整整齐齐地摆好。连他随身佩挂的蒋介石授予的“自杀刀”也一并缴了。
在这次战斗中，有一部分敌人往西南南垄逃命，等到他们跑到龙两、南垄之间的大山时，正好遇到我早已等在那里的独立行动的一个师，结果一个人也没有逃脱。
龙冈战斗全胜了。红军在毛泽东领导下，一举全歼了张辉瓒的第18师师部和两个旅，俘敌9000余人，无一人一马漏网，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首战胜利。全军振奋，附近人民无不欢欣鼓舞。
4。敌退我追
龙冈战斗结束后，我军立即在龙冈附近抓紧时间休整，并继续侦察敌情。31日休息了一天，1931年元旦部队即移向小布一带，准备再打谭道源师。次日晚上得悉，谭道源师因张师惨败，惊慌失措，已向东逃窜，一部经源头、中村向南北坑败去，走在后面的敌军被我“二路军”（我军专门派出迷惑敌人的部队）截击，缴获甚多。该敌主力则经南团向东韶逃去。他们打算逃到东韶，向毛炳文、许克祥靠拢。哪知许师于龙冈战斗后即由洛口逃往头陂，向毛师靠拢。当时毛泽东判断敌军有全线撤退的可能，总部即于20日当夜10时下令，于翌晨追击东韶之敌，计划歼灭谭师于东韶附近，然后，次第消灭朱绍良所属之许（两团〕、毛（两旅）两师。令红12军从正面出击，经南团、林池向东韶逃敌攻击前进。令红三军团任左路，经头陂向东韶攻击前进。令红3军任右路，限于次日12时进至田营，以主力钳制洛口敌许师，阻其增援，以一部迂回到东韶东端山下坪北端之高地，向东韶之敌攻击。红4军为总预备队。命令下达后，各军主动提早出发乘胜进军。3日上午，红12军先头部队即与敌接战。我主力军陆续赶到，相继合围，各部向敌猛攻。这是龙冈战斗后的第5天。谭师才到东韶，虽曾依山布防，但未及完成工事，次日我军即赶到。敌军闻张师惨败，已如惊弓之鸟，再经我猛攻，伤亡惨重，全线不支，谭道 源率残部突围，向宜黄东南逃窜，逃回抚州。东韶一战，谭师溃不成军，我军歼敌数千，缴枪千余。5天打两仗，俘敌1万余。毛、许两敌则在我进攻东韶时由头陂经广昌向南丰北逃。这样，就胜利地结束了第一次反“围剿”。
龙冈战斗的全胜和东韶战斗的再捷，是战略反攻的胜利。第一次反“围剿”是我军由游击战争发展到正规战争这一伟大战略转变中，首次胜利的战役，创造了歼灭战的典范，对以后几次反“围剿”作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战后，毛泽东在谈到龙冈全胜时说过：龙冈战斗打得很理想。第一次反“围剿”的第一仗，就把敌人全部歼灭，不走一兵一卒，这的确是战争史上少见的。他还谈到太平天国打曾国藩时，有个打法叫“五瓣莲花抄尾阵”，还有个歌诀：第一句是“前面一支先扎定”，后面记不起了，只记得大意是左右两支兵包围敌人，另外一支兵迂回到敌后，截断敌人归路，这就叫抄尾，还有一支兵为预备队，共五瓣莲花。我们这次打法，是四面包围敌人，务求全歼，主力用在迂回敌后，从后面打，以求速决，就是少了一个预备队。然而我们打得更出色，更理想，胜利也更大。
第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大灭了敌人威风，大长了我军志气，大大提高了红军的政治声威和全军官兵的斗志，鼓舞了赣南、闽西的广大工农群众，提高了广大群众对红军支援的积极性。同时，大大增强了毛泽东军事领导的权威，而这一领导权威的确立，是尔后保证第二、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很重要因素。
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是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战胜“左”倾冒险主义的结果，不战胜“左”倾冒险主义就没有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在实行从游击战向运动战战略转变的四个月曲折、激烈斗争中，毛泽东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高瞻远瞩，从实际情况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全面深刻地分析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和当时的形势，深思熟虑算无遗策地考虑了整个战略行动方针，从一开始就抵制了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既坚持了马列主义的正确原则，又不违背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以理服人，善于引导，从而取得光辉的胜利。
郭化若回忆说，在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进行第一次反“围剿”的全过程中，我作为军团和方面军司令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始终在毛泽东身边，受到他耳提面命，确实学到了许多过去在黄埔军校和莫斯科没有学到的东西。
一○、毛泽东说郭化若办了件好事
龙冈战斗，我军全歼了敌18师师部和2个旅，活捉了张辉瓒，并缴获了无线电台一部和俘虏了无线电人员10名。鉴于文家市战斗中破坏了缴获的无线电台的教训，遵照毛泽东的再三嘱咐，在作战命令后面注明要各部队注意收集无线电台和人员。但缴到的电台发报机还是搞坏了，只能收报，实际是半部电台。
当时总部设在小布。无线电台和俘虏的无线电人员送到总部，也就是送到郭化若所在的参谋处。开始被俘的无线电人员很害怕，连自己的真实姓名都不敢讲。有的到建国初，名字见诸报端，才不得不说出真实姓名。当时有个报务主任，没有队长。郭化若一个个地找他们谈话，宣传党的政策，真诚地希望他们留下来为红军服务。经过做工作，10名无线电人员都愿意加人红军行列，尤其是王诤，在国民党军队中是重点培养的尖子，报务、机务都懂，他和刘寅等后来为发展我军无线电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电台和无线电人员怎么管理呢？长期放在特务连不行，郭化若考虑成立一个无线电队比较恰当，便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朱德非常高兴，认为建立无线电队非常紧要。1931年1月3日下午， 毛泽东、朱德在小布的一个祠堂接见了他们，并讲了话。指定郭化若管他们的业务，副官长杨立三管生活。对他们生活上给予特殊待遇，红军战士每天只有3个铜板伙食费，但无线电人员最多每月发50个银洋的津贴费。
1931年1月6日，无线电台试机工作了。王诤检修了机器，刘寅架设了天线，天线就架在参谋处的院子里。抄收了国民党中央社发的新闻，总部的同志看了很高兴，因为当时苏区很难看到报纸，消息十分闭塞，以后抄收新闻成为制度。朱德几乎每天晚饭后都要去电台问有什么新闻没有。
1931年1月上旬，经毛泽东、朱德批准成立了无线电队，指定了一个同志担任政委。不久任命王诤当队长，之后又调总前委特务支队冯文彬任政委。无线电队编有无线电台、监护排、运输排、炊事班， 共100多人。这就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支无线电队。毛泽东对郭化若说：“你办了件好事。”
无线电队成立后，虽然只有一部半（打谭道源时又缴获一部）电台，但发挥了很大作用。一是抄收新闻，打破了苏区消息闭塞的局面。二是开办了无线电讲练队，招收有点文化、政治上可靠的小战士，［小说网·。。］最小的只有十四五岁，用收报机训练小报务员。毛泽东、朱德还签发了招生命令。第一批收了12名学员，1月底开学，学4个月，后来都成了红军无线电通信工作的骨干力量。三是搞技术侦察，即破译工作。王诤等都熟悉国民党军队电台的呼号，而且敌电台之间，常用简语通话，每到驻地都要互相询问“Q R C”，回答时又多用明码。部队出发时，也拍发“我台奉命出发，X小时后再见”等电报。这样就可以从敌电台通报中了解敌军各师的位置和行动方向，为我军作战行动提供了可靠的情报。于是郭化若每天晚上都到无线电台去，向他们要国民党各师的驻地地名。无线电台起到了技术侦察兵的作用。郭化若把这一切情况详细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非常重视，对这一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并做了许多具体指示。如指示要做好电台人员的团结工作，政治上要信任，让他们放下包楸，还亲自指定报务主任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
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我军用无线电台侦听，对敌人情况了如指掌，有了主动权，仗打得更顺利。又缴获了六七部无线电台，还从敌公秉藩师缴获了100瓦的大电台，当时黄公略军长专门派了一个参谋带领一个特务连看押，将完好无损的电台和无线电人员送到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