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凉的山间一条布满尘土的窄道上，七零八落地散落着一些齐至脚踝的矮树丛，成群的山羊、绵羊和牛群正在啃食着这些坚如皮革的食物。群山在玛库（Maku）会合，将小镇挤入一个狭小的山谷里。这儿的人都很友好，店铺的牌子上尽是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点和曲线，像是时刻提醒我身在异域。除了饼干和甜品，我找不到任何东西吃，直到一位店主送来一杯茶。
“你们的外交大臣罗宾·库克，是个帅哥！”他笑着说。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说他帅，看来果然是“情人眼里出西施”！我驰出玛库，这次偶遇让我变得更踏实了，我暗想，看来伊朗人和土耳其人也没什么不同。
在遇到了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车手米罗之后，我发现他的想法跟我不谋而合，他很高兴能有个伴。这个小伙子又高又瘦，金发齐肩，留着一小撮胡子，穿一件灰色T恤，一条牛仔裤用皮带扎着，脚蹬一双拖鞋。他的自行车看起来像是某次大甩卖上淘来的旧车，扎眼的荧光绿车身和紫色的车篮用一根绳子随便连着。据说23岁的他曾经骑车穿越意大利、法国、德国、瑞士，还去过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和新西兰，真算是老牌旅行家了。他想去澳大利亚，准备在那里找份工作，挣足了钱好继续上路，但是澳大利亚人竟然拒签他。
黄昏时分，我们在一个满地石块的山脊后铺开睡袋，他把使馆的拒签信递给我看。
“这事儿不能怪澳大利亚人，只怪那些签证逾期滞留的东欧人，是他们的不负责任给你带来了麻烦。”我说道。可不管我怎么费尽口舌，他还武断地坚持认为澳大利亚人不讲道理。整个晚上，他喋喋不休地谈着签证和各种花费。他从一个德国人手里买进了一辆捷安特自行车，只花了1200马克，跟他相比，我为这次旅行所支出的费用要多得多。这件事让他乐了半天。
“英国人去阿根廷要签证吗？”他问。
“不知道。我想需要。”
第二天，我们依然沿着沙漠和矮树丛组成的宽阔走廊两边向上爬行。路上偶尔会看到一块绿色，这是经灌溉而成的绿洲。深绿色的油罐车扬着烟尘从我们身边嗡嗡而过。这里最常见的车叫“Paykan”，是一种敦厚朴实的四门车。虽然这个型号英国早在30年前就停产了，但今天的伊朗依然在用。
一路上我们骑得很愉快，但伊朗国土面积是法国的三倍，所以这里村镇与村镇之间、从一个配给站到另一个配给站之间的距离常常显得遥不可及。路边摊上有各种各样的水果——葡萄、西瓜、苹果、西红柿、梨——偶尔能救救我们，但其他一些东西，比如牛奶、巧克力、蛋糕之类在土耳其司空见惯的东西就显得非常罕见了。
路上我们在一个村子里寻找面包、新鲜蔬菜和水果，不守规矩的小孩子在我们周围越聚越多。其中一个小孩一直在玩我的变速杆，我让他别乱碰，结果他的手一挪开，自行车就栽倒了。
“天哪，能不能别动我的东西？”我的耐心已经达到极限，终于发出一声怒吼。
“不用那么紧张！”一个大胡子警告我。
“谁紧张啦？”我怒目圆睁，然后立刻扶起自行车出发了。
夜幕降临，我缩进睡袋，今晚的露营地是一个僻静无人的小山沟。夜色越来越浓重，我想仰望星空，好好思考一下，但米罗显然着急地想打破沉默。
“你知道伊朗人差不多去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办签证吗？”
“嗯。”
“你坐卡车到南斯拉夫时需要签证吗？”他丝毫没察觉到我在敷衍他。
“不记得。就算有，也是在边境上买的。”我还清楚记得当时那段经历，就像……唉，大概已经有12年了。
我们昨天碰上了一个只穿短裤的瑞士车手，米罗说，从明天开始，他也只穿短裤。我觉得这种做法很不明智，旅行时我尽量入乡随俗，一方面可以避免得罪人，另一方面也可以躲开不必要的关注。所以我在埃尔祖鲁姆一家店铺买了两件恐怖的直条长袖化纤衬衫——在热的地方穿极不舒服。不仅如此，我还开始留胡子了，这样不仅仅可以节省宝贵的水和痛苦的刮胡过程，还可以帮我冒充伊朗人——似乎没有一个伊朗人有时间或有兴致刮胡子。
“你见过有多少伊朗人穿短裤的，米罗？”我问。
他还是初衷不改。我觉得他纯粹是在自找麻烦，不过就像他说的，这是他自己的决定。我们几乎在每件事上都话不投机，谈话很快走进死胡同，最后只好结束交流。他毫无幽默感，又不懂得聆听，告诉他八百遍还是记不住我的名字。
“好像我遇到的英国人都很沉默。”他终于发现气氛有些不对劲了。
“真的？”我打了个呵欠。
*
1973年油价猛涨，伊朗暴富之后，在伊朗国王的统治下，这个国家的汽车数量激增，从1970年到1978年之间私家车的数量翻了两番。因为买汽油可以从政府那里领补助，伊朗成了世界上开车最便宜的地方。大布里士（Tabriz）的大街由低矮的砖头、水泥和灰泥块凌乱地砌成，热气腾腾，空气中弥漫着烟雾和喇叭声。这里的环岛是个谜，谁也闹不清楚到底该从那边绕。这里司机的驾驶技术都很恐怖，这种情况下交通事故还那么少，真的很让人惊叹。人行道上忙忙碌碌地走着没刮胡子的男人，他们穿着松松垮垮的长裤和棉质长袖衫或尼龙衬衫，脖子前面敞着扣——在这儿扎领带会被人耻笑；女人则披着一袭宽大的黑色长袍，看着就像修女。
旅行指南上说整个大布里士唯一能兑换旅行支票的地方是梅利银行分行。我一边走一边看地图，顶着车流在一个单行道上骑了一会儿之后，终于找到了这家银行。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关门了，也许是因为职员都着急回家，换钱很迅速，一眨眼的功夫就完成了。
米罗就没有那么好运了。电子邮件比打电话便宜省事得多，但这老兄拒绝碰计算机，所以我们只好在恼人的酷热中，在混乱不堪的交通里噩梦一般地流窜了三个小时，希望能找地方买张电话卡。每次当我们汗流浃背地停下来问路时，总有一大群人围观，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但米罗——此时他已经如愿以偿地穿上了短裤——却如入无人之境，甚至很享受这种感觉。每次问路得到的回答都不一样，围观的人好像都不记得附近有卖电话卡的，最后我终于说服他放弃努力，干脆找个旅馆打个电话。
他的短裤终于发挥了作用，我们先后找了两家旅馆，老板都拒绝让他进入——在伊朗这个国家，米罗的做法就等于穿着三角裤在大庭广众招摇过市。对于伊朗人而言，他就是个无礼或滑稽的冒失鬼。但对于我来说，地缝才是最好的庇护所。
*
米罗还在呼呼大睡，散落四处的大鹅卵石在清晨的阳光中投下长长的阴影。我必须得叫醒他了，我已经忍无可忍。我需要目标、动力和截止时间。为了好好利用清晨的凉爽，我甚至会用闹钟。我喜欢一切都有计划。对我而言，自由只是意味着我可以自己设定截止日期，而不用听从别人，但不是随心所欲，一切都得按照时间表运行，没有时间表我就感觉像没穿衣服一样。
双手冰凉，我们开始收拾行囊，五条大狗在附近的山脊上发出轻蔑的叫声，这更令我们加快了速度。这会儿，为了一杯咖啡和巴赫，我完全可以笑着干掉一个人。
在斜射的阳光和长长的阴影里沿着陡峭的山路爬了一个小时之后，我终于暖和起来了。我们在警察哨所附近的山口上停下来吃早餐。我打开一罐金枪鱼罐头，抹在面包上——自从不久前小刀丢了之后，这件事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这块奶酪很便宜。”米罗一边自鸣得意地嘟囔道，一边从十天前在土耳其买的一块令人毫无食欲的浅黄色砖头上切出一片。“一公斤才50万里拉！”他对自己花一美元买来的伊朗地图自豪不已，而我的是一张大得多的地形图，花了六英镑从基德明斯特（Kidderinster）的书店买来的，它不仅勾画了这个国家的轮廓，而且还以绿、黄、白、灰和淡紫等细腻的色块标明了不同的板块，我不仅可以从中更多了解伊朗的地理特征，而且这幅图本身就是个漂亮的玩意儿。
米罗告诉我，我买那本旅游指南简直是在浪费钱。
上帝！这哥们儿就是那种只知道价格却永远不知道价值的人，我实在忍无可忍，决定反击。我提醒他说，要不是靠这张地图里的街道图，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在银行关门前赶到，也不可能在城市南边的那座山上免费住宿，说不定还要在城里的某家旅馆花上一大笔钱过夜。一本像样的旅游指南可以帮一个人省却大量时间和麻烦，甚至省下一大笔费用。
“六英镑！”他尖叫起来，像是看到了鬼。“那可是九美元呢！”
没错，这我知道。等我回了家，我就会把这张九美元的地图挂在客厅，用圆珠笔标出我的路线，然后我可以向客人们“精确地”指出我是在哪个地方遇到这个让人头疼的斯洛文尼亚人的。
他买了一些浓缩柠檬汁，在路边足足摆弄了一个世纪才把水、糖和柠檬汁按照合适的比例调配成果汁。我们寻找食物的时间似乎和骑车时间一样多，因为他通常得找到会讲英语的店铺（这很不容易），才能弄清楚哪个茄子罐头里会有肉。看热闹的人每分钟都在增加，主要是孩子。这个“穿花衣的风笛手”丝毫不以为意，竟然决定要在附近的喷泉里洗脚。我绝望地远远躲开这群傻呆呆的观众，在烤人的太阳里坐立不安地等待，鼻孔里冒着烟，心里想着，看来伊朗乡下人平时实在缺少娱乐啊。
老朽的大货车、大巴和小汽车紧紧地包围着我们，我们一边顶着风艰难而上，一面在这些黑色或蓝白色肮脏的致癌烟幕里挣扎。我开始想象自己带着健硕的体格和肺癌、喉癌凯旋而归的情景了。正在这时，一声大喊从后面传来，米罗想撒尿。他冲着大马路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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