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夫是这群拥戴规则的因循守旧者中的自由精灵。我拨通他的电话，他却没有接，邻居告诉我，他和母亲正在奥地利度假。我不知道他何时才会回来，因此只好转而西行，向荷兰走去。我当真是不顾一切地要离开德国，仅仅在一天之内就从弗洛托（Vlotho）骑到了恩斯赫德（Enschede），整整111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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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荷兰吧？”在赞德沃特（Zandvoort）海滩和一大群寻找阳光的人们晒了一天的日光浴后，克罗姆佩兹向我发出了挑战。
从荷兰的东部到西部仅仅花了我一天半的时间——去完了亚洲之后，欧洲国家真的都变成了“小人国”。卸下了篮筐之后，自行车显得格外的轻便，我们飞驶在自行车道上，穿越树林、运河和牧场。我知道她做梦都希望我说“是”，但是我却不愿意就这么轻易让步。“我觉得在荷兰骑车就有点儿像在喀喇昆仑高速路上，只不过是没有山罢了。指一座山给我看看，然后再问我。”我逗她。荷兰是很让人心情舒畅，不像德国那么叫人气恼，但是眼前这么一片整齐划一的景色中，却似乎少了一点儿精彩，少了一点儿戏剧性或是让人灵感喷发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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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哈勒姆（Haarlem）一天半后，我骑到了一个平平常常的德国小镇韦塞尔（Wesel），比预计时间整整提前了三个小时。在火车站边的一家咖啡店里，我一边吃着三明治、喝着咖啡，一边研究着《图片报》打发时间。
“嗨，花花公子！”在德国高速公路上排了半天的队之后，罗夫迟到了一个小时，就像他典型的做派一样。罗夫懊悔地对我说，要不是他违反法规，很不道德地沿着紧急停车道走完那最后二十公里，他会到得更晚，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刻地体会到，他真的生错了国家——也许根本就是生错了星球。
我们把自行车放在他的小敞篷车后面，沿着高速公路网向德国的工业中心驰去，波鸿足球俱乐部队和卡尔斯鲁厄即将在这里展开一场激战。
在拥挤的现代体育馆外面砸吧了两瓶啤酒和鲁尔斯球场的德国香肠之后，我们挤进了最后排，这里已经被最能大呼小叫的波鸿队的支持者所占据。德国的足球迷和英国足球迷很像，胜利的欢歌声像波浪般此起彼伏，我感觉自己就像是站在纽伦堡的集会上。
晚上在罗夫的公寓里，我们观看了电视上播出的当天的足球精彩片段。周围又脏又乱，不由让人想起几个更糟糕的亚洲旅馆。我们漫无目的地回忆起结伴穿越伊朗和俾路支的那几个星期。
“我们俩的搭档还真不赖！”罗夫说，“要不是你，我还在俾路支的某个角落里逍遥自在哪；要不是我，现在你早就绕了地球两圈了。”
要不是罗夫，我也许根本就无法骑车穿越俾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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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始至终沉默寡言、独来独往的哈摩尼卡最终燃起了对美丽、富裕的年轻寡妇的爱慕之情，他和之后被杀身亡的兄弟一起报复了女人的丈夫。在影片的结尾，他深沉地策马奔入夕阳，去埋葬刚刚离去的伙伴的尸体。当一生沉迷的事物突然结束的时候，这巨大的空洞又该如何填补呢？影片留下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我也得寻找自己的解决答案。向西骑行，穿过比利时和法国，走进夕阳，走进那未知的未来，在那里我将再一次和一个地址、一个社会保险号连接在一起，依然还得埋葬那个夭亡的梦境。
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来没见过这个酒吧老板，当他为我倒上矿泉水的时候，我依然丝毫想不起他的脸。他的声音清亮而稳健，但是15个月足以让一个人的喉咙痛或者喉炎恢复正常，也足以让一个人完全忘却某个人脸上的细节。他既没有提屋外的自行车，也没有试图和我搭话。但是，我已经断定，这个人肯定不是那个在遥远的六月那天，在我深陷在绝望的流沙中苦苦挣扎时扔给我救命绳索的人。
多遗憾啊！我一路骑来，就是为了握一握他的手，感谢他改变了我的生活。
过去的15个月究竟算是成功还是失败，我一时之间还无法确定，我若有所思地喝着矿泉水，想着所谓的“完美瞬间”，似乎可以被定义为对天堂的惊鸿一瞥。虽然这样的经历本来就是稀有而稍纵即逝的，但有关它的回忆却可以延续一生。巴基斯坦铁路、阿姆利则、南迦帕尔巴特峰、戈壁滩、高的微笑……这些记忆将会像灯塔一样，照亮我的生命。它们就是我的坐标，会像幻灯片一样在我的脑海中放映，在我陷于遗忘的危机时提醒我，我是谁。这次旅行所提供的“完美瞬间”比我在任何“正常”情况下的15个月所能期待的都要多，但是在离海参崴相对而言微不足道的1200英里的地方，这种供给却被迫中断了，我的激情也随之熄灭。
虽然满意，但我或许还能有更好的表现。
也许我不应该对自己太苛刻了。我在北京遇到的一个新西兰女士对我说，我是“一个难以置信的男人”，虽然高无法用我能理解的语言来表达她的心情，但她的眼睛和笑容已经说明了一切。
“一个难以置信的男人”。也许我真的可以再做得好些，但是作为一份期中考试的成绩单，已经算是不错了。遥想15个月之前，我坐在同样的这张桌子边，无可奈何地思考着立刻回家将带给我的耻辱感，现在我完全应该为自己骑行了16500英里抵达北京的经历心安理得。
终点越来越近。在过去的15个月中，我的生命是充实的，我也走过了很多条高速公路。更重要的是，我做到了，以我的方式。
我没有坐飞机，我骑车了。
后记
雨中行（II）
清晨5：20，闹钟不受欢迎地响起，我翻过身，伸出胳膊把收音机打开。我直起身子坐在枕头上，一边听着电台5点半播出的新闻和体育简讯，一边把整杯水一饮而尽。这是十年以来雨水最多的一个七月，全国的人口已经暴涨到了六千万，对街边的垃圾箱视而不见、随地乱丢垃圾的倾向越来越严重，已经成了一个备受诟病的现象。
我很不情愿地下了床，穿上衣服，走到楼下的厨房里。水壶里的水开了，我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小心翼翼地闻了闻，然后加上牛奶。那个纸盒子标注的保质期已经过了两天，但是自从吃了巴基斯坦的食物依然幸存至今，我感觉食物中毒这种问题对我来说已经是小儿科了。
我把咖啡拿到一楼壁龛的书桌上，然后打开电脑，这地方已经被我改造成了书房。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完全沉浸于其中，灵活的手指在键盘上不断地敲击着，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眼前的屏幕上。我在重新体验印度主干道上的历险，一面参考着当初的日记，一边从记忆里拽出重要的事件、有意义的邂逅以及情感历程。有的时候我觉得写一本书就好像是从一大块上好的陶土开始，然后尝试着把它变实用的东西。
快到七点了，我蹬上自行车，向空荡荡的大街骑去，很快便出了比尤德利。这是一个晴朗的清晨，咖啡因、新鲜的牛奶和空气让我精神振奋。我思考着有关神和命运的问题，困惑于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看环岛上的指示牌。
我在伍斯特路右转弯，沿林肯道一路往下骑。小路在高高的篱笆墙、农场建筑和孤零零的农庄院落之间蜿蜒曲折，穿过起伏绵延的树林、玉米地和牛羊成群、骏马飞驰的草场，这单行的小路如此安宁祥和，让我乐在其中，我分明可以闻到四周围茂盛的绿色植物所散发出来的清香。
我骑完了半个地球，横跨18000英里，并和这个星球上最危险的司机交过手却毫发未损，然而在回家后的几个星期里居然连着出了两起事故。这难道是命运、天意或是神的安排？或者仅仅是运气不佳而已？第一次事故是在离家一英里的地方，一个老太太开着车在大雨中超过了我，并从侧面猛地撞到了我的右小腿，我的胳膊则撞掉了她的后视镜。所幸，唯一留下的疼痛就是淤血的地方，不过第二次车祸的后果就严重多了。在十二月的一个夜晚，一辆四十吨的载重拖车在笔直的公路上撞到了我自行车的尾部，虽然我打着车后灯而且穿着反光背心，然而司机显然是没有看到我。这次撞击把我生生地甩了出去，幸好路旁的灌木丛阻挡了我的下坠，及时提供了一个软垫。如果我被甩到了候车亭、灯柱、商店的玻璃窗上，甚至是人行道上，那遭受的创伤就会远远超过左肩的三处骨折、左手腕骨折和右手大拇指基部的骨折了。虽然由于挡泥板和后面的货架没扣紧，报废了，好在自行车还算是幸存了下来。
这两次车祸中的任何一次，在印度公路上发生的几率本该高上千万倍。是否有人一直跟我说过这样的话？比如说，危险总是会在最出乎意料的时间和地点伏击你？我们永远是命悬一线的，既然明天也许永远无法到来，最好还是好好地珍惜今天。在我被撞飞到空中之前的几秒钟里，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撞击的声音，还有金属和金属相互摩擦发出的让人厌恶的声音。直到几个月之后，车轮压到松动的井盖上发出的金属撞击声或者自行车后面齿轮错位发出的嘎吱声依然会令我惊出一身冷汗。
那位经常在这条小路上遛狗的友善的中年妇女迎面走来，与我互道了“早安”，两个生命在瞬间相交，接着又继续走向各自的目标，渐行渐远。不知她是否想过，我这么行色匆匆的是从哪里来，又准备往哪里去？如果我被迫停下来，比如补个车胎什么的，她是否会询问我“你打哪儿来？请问尊姓大名？你拿多少工资？”
回忆使我的脸上浮出笑容。
带着锻炼后的充沛精力、热量和幸福感，我抵达了工作的地方——这里离我家整整52分钟，12。6英里。当我把拖车挂到货车上时，我才意识到，早餐忘记吃了。
*
荣归故里的英雄所得到的迎接喜忧参半。
我的朋友和家人中的大多数人都曾经远行过，而且也看过我发来的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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