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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一个话题始终是一个谜团——在抗战时期，我国是否曾派出特工人员打入日本本土活动？
日本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于盟国方面的谍报渗透警戒森严。军统大特务沈醉回忆，“七七”事变后，戴笠曾部署沈醉带领一个潜伏组潜入日本人集中居住的虹口租界地区。潜伏组共14人，为了便于掩护，沈让家在上海的组员们全家一起搬进虹口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侦察、刺探日本人的军事情报，指示轰炸目标，并试图组织针对日军的暗杀和破坏活动。但是因为他们仓促上马，很难打入敌人内部，只能在咖啡馆、酒吧偷听一些日本浪人或汉奸的谈话，从中获得一点有用的情报。总的来说，除了引导炮兵摧毁日军一座弹药库外收效不大。很快在日军组织的大搜捕中，这个小组就无法立足，被迫全员撤出。
在中国的日本租界活动尚且如此艰难，何况打入日本本土呢？
尽管如此，说起来，国民党方面曾策反多名汪伪汉奸，包括脚踩两条船的周佛海等，利用其访日机会获取情报，而共产党方面的尾崎秀实担任着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秘书。应该说，中国在抗战时期确实把谍报活动扩展到了日本本土。但是，周佛海等对日本来说只能算是过客，而尾崎秀实虽然为中国提供情报，实际上却隶属于共产国际，不能算是中国间谍。
那么，中国在抗战期间，是否真的曾在日本派有自己的特工人员呢？似乎至今尚未见到有特别可靠的证据。
然而，近来萨在日本发现的一批档案材料却显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方面的确曾在日本本土发展出了自己的谍报组织，而且其覆盖范围极广，甚至连偏远的北海道都有人员分布，并给日方带来了相当大的打击和恐慌。
第一个让萨注意到中国间谍组织在日本本土活动这个课题的，是在日本政府的报告中。
在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定期向各级机关发行被称作《周报》的政府报告，并在其中向日本公务人员布置相关工作和解释近期工作要点。
日本政府1942年7月5日发行的《周报》第301期中，除了日常工作之外，特设了两个专题：其一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紧急建造战时标准运输船的相关事务；其二为防范盟军方面的谍报渗透。在第二项专题下，《スパイ事件の実例（间谍活动的实例）》中提到，在一起破获的案件中，中国间谍试图使用燃烧弹和高性能炸药对日本本土实施“恐怖袭击”，并将组织这一行动的中国特工人员称为“重庆谋略团”。
由于《周报》属于公报性质，对于“重庆谋略团”的情况语焉不详，只是表明这些中国特工人员就在日本本土，并要求日本公务人员遇到中国特工发起袭击这样的事件要“職場を厳守せよ（坚守岗位）”。
究竟这些日本政府公报中提到的中国特工是何许人也？007只存在于电影之中，大多数特工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一生都会隐藏在黑暗之中，只有偶然的机会，才会让你看到他们的影子。尽管详情还不得而知，但这些曾经活跃在敌后最深处，却无声消失的身影，的确引来了老萨特别的兴趣。
有没有可能找到更翔实的资料呢？
虽然日本战时的档案已经公开，但由于部分档案在美军轰炸东京、广岛等地时被毁，而日本方面在战争结束时也曾大量销毁档案材料，所以，寻找这样的信息机会似乎颇为渺茫。
不过，其中还是有机会的，如果肯下工夫，也许能有所收获。
老萨查找有关此事的史料，采用了简单的情报学逻辑——
第一，日本政府方面在《周报》第301期中提到这一事件，因此，破获中国特工组织这一案件，应该发生在1942年7月之前。
第二，《周报》中对这一事件语焉不详，最初我推测可能是保密。但是细想又觉得不大可能，因为举了这个例子又没有说清，怎能让看到《周报》的人理解这一案件呢？所以，有很大可能是这一案件已有公开报道，普通日本人知道此案的情况。
萨另外推测，关于此案的报道应该就在《周报》出版之前，因为《周报》中提到的其他几个案件，都是在这个时间前后公开的。
根据这一逻辑，萨开始了一次颇不容易的查找，这个神秘的中国特工案却始终一无所获。难道几十年前的中国谍报员，还想继续保持沉默？
等我真的找到了关于他们的资料，才恍然大悟——1942年7月之前的公开文档中看不到这起案件的消息，或许因为那之前只有日本的公务人员被传达了相关情况，而正是因为《周报》中提到了此案，日本的报刊才得到授权公开这起案件！
本来已经准备放弃，在一家旧书店翻看古旧书籍的时候，偶然看到一本1942年7月出版的旧杂志。抱着随意的态度打开，却忽然看到了这样一个题目——《重庆侧谋略团事件》。
这本杂志就是发行于1942年7月15日的日本《写真周刊》第二百二十九号，在该期杂志中“大日本防谍周”（1942年7月13日—7月19日）活动的专辑中，于第13页有一篇专文，谈日军破获的一起中国特工组织在日本本土的活动。
“写真”即日语照片之意。日本在战前既有大量图文杂志，但大多印刷精美，有大量彩图插页，属于贵族刊物，随着中国对日持久战的展开，日本的经济也受到沉重打击，民生资源日益匮乏。而军国主义政府又急需一种面向大众的刊物，来达到其宣传目的。《写真周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这本杂志是由日本情报局编辑，内阁印刷局监制的，创刊于1938年，具有强烈的官方色彩。内容主要是通过图文宣传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政策，炫耀其武功等。但是，正是由于其特殊身份，既有充足的情报源，审查部门又不敢对其过于放肆，不经意间，也会透露出一些本来被日军封锁的消息。
这篇文章本来应该早一些完成，但是通过在日本国家电视台NHK工作的朋友，萨试图获得一些更丰富的资料，对方也同意给我提供其珍藏的历史影片。但是，可能由于没有说清，对方提供的材料多少有些文不对题，但依然颇为吸引人——那是一部日本摄影师在上海拍摄的日伪军警与中国特工（也包括在沪的盟国谍报组织）交手的纪录片，虽然立场相反，但其镜头却记录了一些相当珍贵的历史瞬间。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每一个镜头的背后不是导演，而是——牺牲。
可惜的是，以老萨糟糕的历史功底，还无法查清这部纪录片中日方的几次行动中，和日伪军警斗智斗法的中方特工人员的身份，只能判断出几乎所有行动，都涉及“检举”——即叛徒的出卖。
让我们回到《写真周刊》的这篇文章。
根据《重庆侧谋略团事件》一文可以看出，这个最终被日本军警侦破的中国特工组织颇具规模，其公开身份主要是伪满洲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和在日的华侨。且把这篇文章翻译如下——
该间谍团的主要负责人，是潜伏在东京市内，以留日学生身份在某大学文科学院就读的商林森（化名）。在他的领导下，则为东京、京都、广岛、九州、北海道各区负责人。该谍报团存在的目的是在帝国各大重要城市设立地下组织，为（中国的）对日抗战服务。
该组织的结构图，如附图所示。他们在帝国本土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为爆破、放火等特工行动，第二为开展宣传活动。
由于我军警防范监视甚严，为了能够实施爆破、放火等行动，商林森在组织中设置了一个专门的技术小组，由三名部下项德秀、同容良、刘希远（均为化名）组成，设法就地研制制作爆破信管和高性能炸药。其攻击目标，锁定为我国实施战争至为重要的本土军事设施，以及资源储藏仓库。其研发过程颇为顺利。
根据另一份日方文献《昭和十六年度外务警察概况》记载，这支正式名称为“在日中华抗战立国团”的地下组织被破获后，曾有成员述称于“七七”事变之后“激于义愤”，在了解到某日本政府大员前来视察消息时，与同学设法于关西地区寻机破坏其铁路道岔转向功能，造成其列车相撞倾覆事件。
这似乎确有其事。1937年7月29日夜二时三十分，从东京发车的“特急富士号”列车于冈山车站莫名其妙被另一辆列车追尾，原因不明。“特急富士号”尾部加挂的“要员展望车”被撞毁，只是由于停车时专车人员均已下车没有造成伤亡，而追尾的“广岛23号”列车车内人员死伤甚多。
不过，由于供述的所谓同谋同学据称已回国无法调查，基于技术分析日警方上层认定这是一起铁路设施技术故障造成的事故，地下组织成员的供述是为了扩大影响。即便真有此事，也属个人行为。实际上，尽管该组织的武装破坏行动不但有技术上的准备，而且已经通过对日方军事和资源设施的调查做出了实施攻击的计划书。但是，直到被破获，该组织并没有真正在日本本土发起大规模的袭击行动。
实际上，根据历史记载，曾有多个中国地下组织试图在日本发起袭击。例如，中共党史记载，1938年，中共曾设法在日本重建抗战前被破坏的东京支部（主要负责人汪叔子，东北讲武堂出身），也曾试图建立一支称为“别动队”的武装力量，下设执行刺杀任务的铁血青年团和执行破坏任务的袭击破坏队。其暗杀目标包括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荒木贞夫、米内光政等，也包括在日的伪满要员；其破坏目标为日本的军工厂和京滨工业中心地带。
但是，这些袭击大多停留在纸面上，原因何在呢？
推测其原因大致有三：第一，这些中国地下组织的主要成员均为在日留学生，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回国，在日学生不过数百人，伪满建立后，也不过增加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