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漫长的抵抗- 第51部分

与中国人的光复之喜相对的，便是日本人的黯然失色。而中村就是这时候见到的王明贵将军。

中村回忆：“八月底，作为被拘留日本人的代表，我们被命令到齐齐哈尔公会堂报到。军政府向我们传达施政方针。做演讲的是王明贵参谋长（注：王明贵实为卫戍副司令）。他本人精通日语，但这一天的演讲却是通过翻译的，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讲述了日本人的未来道路。他的出现，对我来说是件令人恐惧的事情。从（伪满）建国以来一直颇为平静的大兴安岭，从昭和十六年（1941年）之后大为改变，再三在满铁林管区内出没，令我等陷于惊恐之洪炉的，就是这位被称为王匪的首领啊。就是他用乱战法破坏了大东亚战争安稳的后方基地……和他居然在齐齐哈尔见面了……”（《啊，满洲》第888页）

其中，可以看得出中村的百感交集。

然而，也许中村的百感交集还有另一个原因。萨在采访居住于大阪的日本“归国者”（即战后滞留中国，后经两国政府协调返回日本的原开拓团成员）古川修时，听他讲起，1945年冬天，因为日本开拓团成员在战后还打下了一架苏联飞机，引起苏军愤怒，切断了从哈尔滨向南的道路，造成正在南下逃难中的北满日本开拓团成员大批徘徊于延寿、方正等地，由于无衣无食，那年冬天仅仅方正周围，因为冻饿而死的日本人就有五千多人。

古川修所在的开拓团原址在扎兰屯附近，撤退到齐齐哈尔后也被迫滞留于此，由于在开战之后开拓团成员中的男性青壮年大多被补充进关东军作战，这批人多是老弱妇孺，而且路上被苏军乱兵洗劫一空。但是，他们这批到达齐齐哈尔的日本人比在延寿、方正的要幸运得多。

由于饥寒交迫，他们硬着头皮去找当地的政府机关帮助。当时苏军军纪不佳，日本开拓团内部甚至做好了牺牲多少女人来求得粮食的准备。可是，接待他们的一个“八路副司令”说“女人和孩子没有什么罪，不打仗了往后好好过日子吧”。不但拨了一批粮食给他们，还让人送给他们六百件棉袄。

当时滞留齐齐哈尔的日本人大约两千户，六百件棉袄解决了很大问题。在中国生活了40年，早已经不把自己当日本人的古川操着浓重的东北口音说：“一家子轮流着穿，还是咱们中国人仁义。”

某次回国，偶然听抗联后人说起，王明贵将军在齐齐哈尔任上，曾遇到两个日本和尚来求助，请求援助快冻死的开拓团“妇女子”，他看着也觉得可怜，就发了一批棉衣给他们，有意思的是王明贵将军生前回忆这件事，还忆起出库时要在衣服上作标记，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印章，结果，每件衣服的里面都盖了“王明贵”的章。

当时听了觉得似曾相识，过后才想起会不会和古川修说的是一回事儿呢？返回日本以后去访问古川家，只见到了他的弟弟启一先生，也是从中国回来的“归国者”，但比他哥哥回国要早得多。启一先生在日本战败时只有六岁，所以，实在回忆不起来那位“八路副司令”的身份了，只说那是一个“仁将”。

无法证实之下老萨忽然灵机一动——当时老百姓是分不清抗联和八路的，但是至少说明这个副司令是中国人。齐齐哈尔当时有几个中国副司令呢？

打电话到北京去问抗联问题专家史义军先生，史先生说：“那还能有谁？就一个中国副司令啊，就是王明贵啊。”

看来，就是他了。

忽然想起，有朋友提到王明贵将军在谈到不喜欢记者总采访抗联的败仗时，开口便是：“我是一个军人……”

在王明贵将军心中，只怕，军人就是为打胜仗而生的。

而在齐齐哈尔面对饥寒交迫的日本妇孺，这位将军为何会说出“女人和孩子没有什么罪，不打仗了往后好好过日子吧”这样的话呢？

中国的武道中有云：仁者无敌。

中村贞成写文章的时候，是到了上世纪60年代，他在齐齐哈尔应该也是知道这批棉衣的事情的，“匪贼”和“仁将”的形象放在一起，难怪他会如此纠结了。

十九、六颗头颅背后的鄂伦春伪军起义

日前，在日本有一个老兵的后代出卖一批在东北期间拍摄的老照片，其中一张因为其血腥和残忍吸引了萨的注意。这张照片中，在一块日军放置的告示牌上方，码放了一排中国人的人头。

这背后隐藏的是怎样的一个事件呢？这名日本士兵曾在黑龙江铁力县驻扎过，给这张照片的标注中说明是“满洲国军内讧中被杀的匪贼”。如此模糊的描述不能说明真实发生的事件。这些牺牲者，究竟是抗联的战士，还是义勇军【wＷw。ＷＲsＨu。cＯm】的残部，还是绿林好汉？或者真的是日伪军的内讧？铁力，曾经是义勇军和抗联都征战过的地区。

出身北海道的菅原朝喜，曾是“满蒙开拓青年义勇队铁力大训练所”的训练生，在他《幻之乐土，追忆铁力北斗义勇队开拓团》一书中回忆道：1932年“日军追击马占山到铁力时，恰逢雨期，道路泥泞难行，松本联队的追击队伍孤军无援，死者甚众，无奈撤退并作‘讨匪行’。我在铁力时，在五大营附近的十五中队（铁力干馏厂西南）至桃山一带的荒草中常常可以看到为战死的士兵树立的墓碑”。东北抗日联军的赵尚志、李兆麟、许亨植、张光迪、隋德胜、于天放、郭铁坚等都曾在此地活动。1938年曾有一日军小队六十余人去山上讨伐抗联，全部被歼，只有一只信鸽飞回。

但是，这名日军驻扎铁力的时间在1940年到1941年，因此，这次惨案发生的时间，应比前面描述的战斗要晚。

幸好，这张照片上可以轻易看到遇害者的名字，以此为依据，我们可以堪破这起发生在70年前的事件真相。

原来，这是一次以伪满军中鄂伦春族官兵为主发动的一次失败的兵变，照片上就是兵变后由于未能按照计划找到抗联的队伍，遭日军杀害的牺牲者。

1940年，在铁力县桃山“套子里”（现桃山先锋村）驻扎着由鄂伦春人组成的伪满山林警察队“索利连”，他们由于遭到日伪的欺压而多有不满，同时，东北抗日联军的战斗和宣传，也对他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时，曾当过伪警长的史文德因为消极应对日方要求，桀骜不驯而被日本人开除，为生活计，他组织了几个人在凌云山东伐木放排。但木排又被韩家开拓团的日本人没收，史文德被逼上梁山，于是暗中联合索利连中的旧友，计划发动起义，投奔抗联朴吉松的队伍。

朴吉松，抗联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当地被称作“朴高丽”，1918年8月出生于吉林省汪清县永昌洞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3年，加入青年团，投身于抗日救国活动。1935年，因叛徒告密他被捕入狱，后因年龄小，被敌人释放。出狱后，他参加了抗联队伍，先后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组织科长、政治部主任及支队长等职，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10月，朴吉松带领抗联战士袭击了铁力二屯伪自卫团。1939年11月，他同三十多名抗联战士在铁骊城北的密林中与二百多名日本讨伐队相遇，经过几天周旋，将敌人引进了深山老林，敌人除一部分逃窜外，大部分被歼灭在密林中。在铁力当地极有威望，后担任抗日联军第三军第十二支队长。史文德等发动起义的时候，他的部队正在铁力南方活动。1943年1月4日，朴吉松率部队袭击了庆城伪警察署，在返回密营途中，与庆城日本讨伐队遭遇，战斗中为掩护部队转移，身负重伤，被敌人抓获。当年8月12日，他在北安伪满监狱中被杀害，年仅25岁。

3月28日，史文德招集索利连苏风山、赵明山、张海山、汤希山、许秉新、施广富、闫××等几个枪法极好的“炮手”，以捆木排为由住在其当所长的好友刘玉璞的南关门咀子警防所里，趁其不备抢走了所里枪支，上山去寻找抗联队伍。伪警察企图拦阻但不是他们的对手，其哨兵当场被击毙。

因事先联系安排不周，他们未能及时与抗联接上头，而索利连其他的官兵也受到日伪军控制，大部未能跟进。起义的十几名鄂伦春官兵只好在史文德率领下在凌云山附近活动。

在这张照片发现之前，汤希山、许秉新和施广富的名字都不能在我方档案中找到正确记载。而他们以后的行动，也几乎没有记录。

但是，从日方这张照片中，可以看到他们的所谓“罪状”。我们才知道，这支试图投奔抗联的武装，竟然在短短一个月中，给日军造成了不少麻烦。他们抢夺了伪政府的粮食和马匹，还曾经解救被抓的劳工。

史文德夺枪投抗联之事很快被铁力警务科知道，日本特务股长中西正枝暴跳如雷但鉴于此前与抗联的战斗教训，又不敢轻易上山讨伐。

此时，铁力县的铁杆汉奸李秉恒、陈国英献上一条毒计，他们骗来了索利连的队长陈山关进监狱，其余官兵软禁，一边供酒供肉供大烟拉拢，一边劝诱其协助袭击史文德等。陈国英向陈山的弟弟陈有说：“你们私通抗联的事日本人已经知道了，所以把你们押了起来，说不准还会送到哈尔滨判刑。是我在日本人面前说情，给你们找了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你们如此这般这般地上山把史文德这伙人干掉，就能用他们的脑袋换下你们自己的脑袋。”

陈有等人上当，带人上山找到了史文德，表示愿意入伙。史文德等未加怀疑，与他们住在一起。查明史文德等并未与抗联取得联系，孤立无援，日伪军在陈山、陈有带路下对隐藏在凌云山南20公里的史文德营地发动了袭击。4月30日，毫无戒备的史文德等人遭到日伪军围击，除警觉的苏凤山一人带伤突围外，其余八人全部遇害。敌军将八颗血淋淋的人头装进麻袋，用马驮回街里警察署。鬼子在伪县公署前的广场上（现邮局址）开群众大会，把人头先装进大筐箩游街又装进木笼，悬于警察署西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