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的深圳人，心里顿生无限感慨，也难免一丝惆怅。华灯初上之时，深圳的酒楼饭店灯红酒绿低筹交错，自己却饥肠糟糟气若游丝，即便“男儿有泪不轻弹”，也保不住伤心的泪水涌上心头。亲戚家的客厅或朋友公司的地板是不好意思再睡了，就到公园的草坪上去数星星。那滋味，可比“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数星星”差多 因为并没有什么温暖的怀抱，也没有妈妈的安慰，你得自己去考虑“明天的早餐在哪里”。
这就是深圳。这里没有包办代替，没有坐享其成，没有省心事可做，没有现成饭可吃。一切都得靠你自己去操办，去打理，去投石问路，去东奔西走。在这里一切犹豫、抱怨和窃窃私语都无济于事，只能勇往直前，哪怕是硬着头皮往前走。
但，没有人后悔。
成功者当然不后悔。不但不后悔，反倒会有几分庆幸和得意。毕竟，今日的成功，是当年的奋斗换来的。现成饭吃着没有味道，自己打下的粮食才是香喷喷的，而当年所受的磨难，如今咀嚼起来，更“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一。的确，一个人年纪轻轻的，靠着某种势力或机遇，就一帆风顺青云直上，那只能叫少年得志。只有那些在风口浪尖滚打跌爬，靠着自己的努力创下一番事业的人，才会有成就感。而且，创业越是艰难，道路越是曲折，就越能体验到成就感，也就是所谓“无限风光在险峰”吧！
这就值得骄傲，也值得庆幸。你想吧，如果当年不是“看看头上天外天，想想脚下一马平川”，一咬牙坚持了下来。怎么会有今天？所以，尽管他们当中差不多每个人都有初涉江湖的辛酸经历和闯荡特区的传奇故事，但当他们倾诉当年的孤立无援、流离失所、走投无路、四处碰壁时，你不会有“大倒苦水”的感觉。相反，你会觉得，如果他们当年竟然没有这些“不幸遭遇”和“苦难经历”，那才是大大的不幸。
尚未成功者也不后悔。事实上，许多人放弃了内地悠闲的工作，不错的职位，稳定的收入来到深圳，由于学历不高或专业不好，也许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甚至居无定所，频繁换岗，干过上十种工作，却依然不肯离开这个并不属于自己的城市。在他们看来，这个城市虽然暂时还没有给自己机会，但至少给予了希望。如果连这个城市都没有希望，别的地方只怕就更没有什么希望 更何况，安居乐业固然不错，跳来跳去也未必不好。工种换得多，见的世面也多，学的本事也多。至于居无定所嘛，也不赖，正好广交朋友么！
甚至“落荒而逃”者也不后悔。因为没有人真正会“空着手”离开深圳。深圳先行一步的改革，毕竟要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招聘应聘、竞争上岗、择业跳槽，在内地也将变成家常便饭。有深圳这碗酒垫底，就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事实上，凡是在深圳有过求职打工经历的人，身上都会发生神奇的变化，因此即便重返故土，也与前大不相同。也许，他们自己不一定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变化，但明眼人马上就能看出：他们拖沓的脚步变轻快了，迟钝的脑袋变灵活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明显地变强
的确，深圳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一般都比较强。这种能力是在股市的起落、房价的涨跌、职位的升降中形成的，也是在求职的路上形成的。在深圳，差不多每天都有老公司破产、新公司开张，也差不多每天都有人丢掉旧饭碗，找到新工作。进进出出、上上下下都是平常事。它很可能就发生在每个人自己身边，也很可能就发生在每个人自己身上。见得多了，也就看得谈了；经得多了，也就无所谓 深圳人会很平淡地告诉你他今天又在股市上赚了百十来万，或者他今天又被老板炒了，明天恐怕得到人才市场去重新登记。他在说这两件事时，口气是一样平淡的，而他朋友们的反应也会和他一样平淡。毕竟都是风口浪尖滚过来的，早就打熬出一副钢筋铁骨，没有人会大惊小怪。
获得这种心理能力当然有一个过程。1987年，深圳市开始酝酿房改时，主持这项工作的人差点成为“人民公敌”。然而，曾几何时，购买住房就和购买私家车一样，不但成了市民们踊跃的行为，而且成了一个人自信与成功的标志。是啊，拥有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住房，确实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尽管深圳人说起这件事来，脸上的表情仍是平淡的。
改革，使深圳人的心理越来越成熟。
不过，改革给深圳人带来的最大好处，还是让他们换了一种活法。
有句民谣说，我们中国人的活法，是“小时候父母管着，上学后老师管着，工作后单位管着，结婚后老婆管着”。但是，当他们千里迢迢跑到深圳来时，可就谁都管不了啦，因为他们把父母、老师、单位甚至老婆都留在了内地。一句话，他们“自由”
许多人之所以要到深圳来，要的就是这份自由。
这份自由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是基本上没有的。在那种体制下，产品也好，人才也好，都是统购统销、统分统包。一个人，什么时候该上学，什么时候该工作，什么时候男婚女嫁，什么时候生儿育女，什么时候退休养老，都是计划好了的，而且是由上级、由他人计划的，自己用不着操什么心，也没有资格操心，只能按部就班地例行公事。当然，职业的选择，工作的变动，也完全身不由己。想干的工作干不了，不想干的却不得不去干，正所谓“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人变成了齿轮和螺丝钉，被随意和被动地拧在某个部件上。
这种体制也并非没有好处。对于个人而言，它的好处是省心，坏处则是不自由，而一个人只有在自由的状态下，才有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和才能，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创造财富，同时实现自我价值。所以，人才是必须流动的。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却没有“流动”这个概念，而只有“调动”。调动和流动是不同的。调动是上级调，叫“奉调”；流动是自己流，叫“自流”。自流还算是客气的说法，不客气的说法叫“盲流”。自流已有“放任”之意，盲流就更是一个贬义词。它差不多也是“无业游民”、“闲杂人等”、“来历不明”甚至“不法分子”的同义语。尽管不少“盲流”其实是人才，他们的流动也并不盲目；也尽管那些最早跑出来闯天下的，多半富有生命活力和创造精神，而且吃苦耐劳，聪明能干。
深圳的改革为“盲流”平了反。事实上，深圳遍地是“盲流”。在深圳的400多万人口中，没有几个是“奉调”而来的。即便是那些正式办了调动手续的人，也是他们自己要来的。更多的人，则可能连调动手续都没有办，便自说自话地砸了铁饭碗到深圳打工。其中不少人要奋斗多年，才能拥有一张深圳户口，而且还可能是蓝印的。有的人，则可能今生今世与“绿卡”无缘。但深圳却一视同仁地接纳了他们。没有歧视，也没有刁难，只问你能干不能干，有没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
于是那些有能耐也经得起折腾的人便觉得在这个城市真是如鱼得水，而那些无此能力的人则只好回去继续吃他们的大锅饭。因此，深圳的人口流动性比哪一座城市都大。流动给城市带来的好处是增加了活力，给个人带来的好处则是获得了自由。人们不再被捆绑在一个单位、一种职业上。因为单位对人才的选择和人才对单位的选择是双向的，也是对等的。单位可以选择员工，员工也可以选择单位；单位可以炒员工，员工也可以炒单位。只要合同解除，也就两清，谁也不欠谁的。当然，这也要有一个过程。不管是谁，初到深圳，首先要解决的，还是生存问题。你得先有个地方住，有口饭吃。一旦站住了脚，就可以跳槽了，直到觉得满意或不想再跳为止，用不着在一棵树上吊死。
择业的自由也就是生存的自由，而生存的自由则无疑会带来身心的自由。尽管事实上深圳并非某些人理想中的“自由天堂”，但几乎每个闯深圳的人都在心理上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会有那么多人涌进深圳吧！
三 没有方言的城市
大批移民的蜂拥而来，使深圳成为一座没有方言的城市。
走进深圳，我们最直观的感受有两点。一是这个城市的人都很年轻，二是他们都说普通话。这是深圳和广东其他城市大不相同的地方，也是深圳和国内其他城市大不相同的地方。全国各城市都有自己的方言，惟独深圳是个例外。北京有北京话，上海有上海话。北京话不是河北话，上海话也不是江苏话。深圳当然有人说“白话”（广州话），或说别的方言，却没有北京、上海那种只属于自己城市的“深圳话”。深圳不但现在没有方言，而且将来也不会有方言。
因为深圳不属于某个地域，而属于全中国。
事实上，深圳一开始就没打算成为省会的缩影、州县的翻版。它是特区，是改革的试管和开放的窗口。因此，中国历史上有的，深圳不一定要有；中国现代化必须的，深圳就一定要有。同样，别的地方有的，深圳不一定会有；别的地方没有的，深圳反倒可能会有。所以，深圳没有大锅饭，倒有分红制；没有铁饭碗，倒有炒鱿鱼。当然，深圳还有种种和改革开放合拍、和国际惯例接轨的东西，却不会有与国际性和现代化无关的方言。
何况深圳又是个移民城市。移民城市并不一定就没有方言，比如北京、上海就有。因为北京和上海的移民，是渐进的、掺沙子式的。在此之前，已有本上文化存焉。移民们零零碎碎细水长流般地进入这两个城市，不知不觉地就被同化 当然，沙子掺得多了，土质也会发生变化。本土原生文化和外来移民文化相互渗透交融，就形成了北京和上海独特的文化。这也正是北京文化和上海文化虽然分别接近燕赵文化和吴越文化，却又并不等同于燕赵文化和吴越文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