扣押了执失思力等于明确向突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尽管放马过来吧，我等着你呢。
不过说狠话容易，但你得有实质的行动啊。突厥那边百万雄兵或许是没有，但十多万那是大大的有，而且说到就到。怎么办？
兵临城下，应对方法有哪些？《三国演义》里司马懿老人家曾经总结过一段非常精辟的话：“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不能走当降，不能降当死耳。”古往今来，确实也就是这些办法了。
其实司马老头还忘了一个办法——自己在诸葛亮身上吃到的空城计，不属于上述五条之一。
可这次李世民并没有选择上述办法中的任何一种。
话说当时东突厥军正在长安城外渭水便桥的北岸扎营，准备不日攻城。
李世民亲自带着中书令等6名高级官员骑着马直接前往渭水南岸，与颉利可汗隔水对话，斥责他的背信弃义。
东突厥军队万没有想到唐朝皇帝居然几乎是单人匹马的前来，加上素闻大唐秦王威名远播，武功赫赫，其中不少将士还曾经在与唐朝军队的正面交锋中吃过一些苦头。慑于此，他们居然都纷纷下马遥拜皇帝（群酋见帝，皆惊，下马拜）。不一会儿，唐军大部队抵达桥边，旌旗招展，铠甲明亮耀眼，遮蔽原野。唐军虽然人数众多，却丝毫不显杂乱。他们列队整齐，军容严整，唯唐皇马首是瞻。
久经沙场的颉利可汗深知这种沉默军队的战斗力，他们只待主上一声命令，便会倾尽全力向目标发起攻击，那种爆发力和战斗指数是难以抵御的。加之一直不见忽悠特使执失思力回来，看来如意算盘已落了空，对方应该是有备而来，当下心理上就气短起来，胆怯之心渐起。
李世民见对方不再强势，也不进逼。他命令部队后退列阵，自己则单独留下和颉利可汗交涉。交涉的结果是：颉利可汗向唐朝请求和解，李世民同意和谈。
第二天，双方在渭河便桥上杀白马立誓结盟（白马：我好苦啊，人类一立什么狗屁誓言便要杀我，我何无辜！），唐政府拿出大批金银财宝，作为犒劳，东突厥军队撤回。
身为一国之君，孤身在阵前与好勇斗狠的游牧民族首领会谈，危险系数非常之高。李世民敢这么做，既是多年征战练就的勇敢和气质，也是基于对形势的充分考量。他对劝阻自己的尚书左仆射萧蠫是这么分析的：
一、东突厥之所以敢倾巢而出，是认为我们内部刚刚发生变乱，无暇也无力抵抗他们。
二、如果我们示弱，紧闭城门，东突厥军队就会在城郊大肆抢略，京城附近的局面将无法收拾，我军士气也势必受到极大的影响。
所以我选择单人前往，给他一个措手不及。再加上我背后有强大的军容、严正的军纪的部队，他们一定会认为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这些都是他们始料不及的，一定会自乱阵脚。再说，他们深入我们国境，军需供给上根本无法做到长期有效支撑，只能是希望捞一票就闪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要让对方发觉他们的如意算盘落空，就可以掌握主动权。
而事实上颉利可汗退兵的真正原因，正如李世民上面所分析的那样。当然，还有就是唐政府给的金银财宝也基本满足了他的胃口。至于到底给了多少，史书很忠实地执行了“为尊者讳”的原则，没有提及。但是，后来的记载还是隐约向我们透露了大致的情况：李世民在日后提及渭水之盟时，一直认为是“渭水之辱”。由此可见，这次的经济代价是相当惨痛的。
九月，颉利可汗赠送唐政府马三千匹、羊一万只，李世民下诏不接受，只要求颉利归还之前所掳掠的唐朝军民。
怪了，要回俘虏是理所当然，但送上门的东西却为什么不接受呢？
第十五章 第一个威胁与应对
前面说到，李世民婉拒了颉利可汗赠送的马三千匹、羊一万只。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突厥说是赠送，每次都要派一大堆使者到长安，牲口送完了，这些人却赖着不走。胡吃海喝，寻衅滋事是常事，还时不时地搞点杀人群殴的恶性事件，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按理说，应该严格法办。可这伙人是外交使节啊，享受外交豁免权，倘若依法办了他们，肯定会招来东突厥的质问，搞不好还给他们制造了南下掳掠的借口。所以从隋到唐，中央政府对这种进贡或是贸易一直都是严格管制的。
没费一兵一卒就使得东突厥退兵，应该说是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结果。但是对于马背上打下江山的李世民来说，无疑是被人堵着家门狠狠地讹了一把。以他的经历和性格绝不会就此罢休。
送走了东突厥这伙瘟神，唐朝便开始着手训练军队。从禁卫军到普通军队，每天都要严格按照要求进行各项军事训练。为了保证训练的效果，同时充分调动大家伙的工作热情，军方还制定了具体的奖励措施：凡训练成绩优异者，当场发给奖赏，他们的上级也将在绩效考核中得到好评。重奖之下，必有勇夫，更何况这奖赏可不是空头支票，而是实实在在、马上兑现的。于是，全军上下立时凝成一股绳，干劲甭提有多高了。很快，唐朝军队的战斗力就得到了迅速提升。
说到军队，先说军制。唐初基本继承了从西魏、北周延续到隋朝的传统——府兵制。
府兵制，简单说来，就是兵农合一，分工专业。具体做法是：各地设折冲府，负责军人的生活和训练，负责人官名原为统军，后改为折冲都尉。军府辖区内一人当兵，全家都编入军籍，不再作为一般老百姓对待。征发时依照家庭经济条件先富后贫、身体条件先强后弱、家中人口数量先众后寡的三大原则进行。服役期间，府兵本身免除课役，但费用、军装、随身携带的轻武器（如弓箭、刀之类）和赴役途中所需的粮食，都要自己准备。每一火（一火10人）还得准备供运输的马（或驴）6匹，即所谓“六驮马”。府兵出则为兵，入则为民。遇有征伐，命将出师，事毕解散，兵散入府，将归于朝，简单的说，就是大家伙继续原先的生活，该干嘛干嘛去。总体而言，就是有若干人家，别的什么都不用做，税也不用交，按规定当兵吃饷给朝廷卖命就是他们的职业。
府兵制的优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可以保证足够的兵力来源；二、防止军事将领个人势力的坐大；三、在先富后贫，先强后弱的征发原则下，使军人的素质和装备水平维持在一个相当的水平；四、从西魏一直到唐朝，各政权的根据地都在关中地区，此地民风彪悍，吃苦耐劳，无论是实现从农到兵的转换还是在长期内保持战斗力都不会有大的影响。
任何政策都是有优点和缺点的，府兵制下最大的问题就是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彼此缺乏磨合。好在唐初的各将领都是身经百战，经验丰富，武力和统帅能力都很强，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官兵之间因不熟悉所产生的对战斗力的消弱。
光是军队能打还不行。兵法云：人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保障也很重要。而好的后勤补给必须建立在政治安定、经济富足的前提下。为此，李世民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首先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秩序，尊卑高低得有个说法。对于朝臣，李世民依照个人功劳大小和重要性进行封赏和官职任命，不管是老部下还是从原先东宫和齐王府归附过来的人，一律遵循这一原则安排工作和职务。李渊在位时为巩固老李家的地位，大量地封皇室成员为王。李世民继位后，为了强化激励机制，对这些王爷除了确实立过功劳的仍然保留王爵，其他的一概降为公爵。对于这一任人原则，李世民还特意进行了说明。这一说明即使在现代看来也是相当先进的：“帝王行为公正才能使人民真心臣服。我们吃的用的都是来自民间，设置官位和履行职责都是为了百姓，所以应当选择贤能，不能以资历作为任人的标准。只有这样做，才能建立起良好的用人机制！”
接着，对历史遗留问题进行定性，发布了《大唐第二代领导及群臣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文件，封已经死去的前太子李建成为息王，谥隐，前齐王李元吉为海陵王，谥剌。从我国谥法的角度来说，李建成这个谥号基本是给了个中等偏上的评价，基本面还是可以的；李元吉的谥就比较惨，说他不听人劝，还忘记别人对他的爱护，不肯悔改。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的身份毕竟还是亲王。两人的尸体也被按照亲王的礼仪重新厚葬，由李世民同志牵头，联合原先两人的旧部一起送葬。皇帝带头哭丧，那下面的虾米们还不得更加卖力地哭啊，葬礼上那说是哭声雷动也不为过，估计这些人哭亲爹亲妈也就不过如此。这些虽说只是收买人心的手段，但对于安定人心、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作用还是相当明显的。
准备工作完毕，就要开始干活了。李世民下令在京城建立弘文馆（大唐中央研究院），选拔饱学之士担任弘文馆学士（研究院院士）。设立弘文馆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研究制定各种规章制度、法律条文；二是研究历史上各朝代的兴亡得失，为君王执政提供参考和借鉴，以保老李家子孙后代皇福永享，寿与天齐。
弘文馆设立后，李世民每天开完早会就会溜达到弘文馆来，与智囊们就各类专题展开讨论、交流意见，将那些切实可行的意见付诸实施。
都说法律是国家意志的根本体现，李世民虽说是“封建主义势力总头目”，但也很清楚维护法律权威的重要性。下面的两个故事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要说当了皇帝，尤其是从乱世中走出来的皇帝，对贪官污吏那是特别的恨。为了杀鸡儆猴，以正视听，李世民想了一个不太光明的引蛇出洞的主意——他安排自己的侍从扮作普通百姓，向官员们行贿。结果一个城门官没经得住诱惑，收了一匹绸缎。听了侍从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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