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学角度看，告密在当时是一种几乎没有成本和风险但回报却很高的交易行为，但凡是理性的自然人，有几个不愿意的？
于是告密者从全国各地涌向洛阳，官差们天天风风火火地砸门抓捕嫌疑犯，一时间人人自危，个个失色。
机遇总是与危险并存，危机四伏之时往往也孕育着成功的种子。这不，就有那么几位牛人，抓住了机会，成功上位。
没错，这些就是被称为“酷吏”的几位“成功”人士。
其中最有名者当属来俊臣无疑，不过要说这股潮流的倡导者却非胡人索元礼莫属。
索元礼虽为胡人，却深谙汉人心理。在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后，他顺利得到了太后的召见。
双方的对话，史料上语焉不详，并且说法不一，有说“告事”者，也有说“告急变”者。不管内容如何，他获得太后的赏识倒不是因为告密的内容，而是他的谈吐和反应。太后发现这正是自己所寻觅的“特殊人才”，于是很快索元礼便从平头百姓一个变成了从五品的游击将军。
名为将军，但索元礼并不负责军事，主要工作是坐堂审案。审判的对象，大多因告密而被捕，其中不乏诬告或栽赃。因为只有告密者的一面之词，给审判工作带来了较大的难度。
搁一般人，这或许是个问题，但谁让碰上的是索元礼呢？人家可是有本事的！
如若犯人不招，他就会拍案而起，说出四个字。
不要误会，这四个字可不是电视剧中常见的“大刑伺候”，而是“取铁笼来！”
这个铁笼是索元礼的独家非制式武器。直观地说就是一个笼子，上面开口，仅能容得下人的头颅。被告被关进笼子后，若还不知“悔改”，行刑者便在人头与笼子的缝隙处打入木楔，不断挤压被告的头部，令其痛苦难当，主动招供。当然也有骨头硬的便会被活活挤得脑浆迸裂而死。
除夺命铁笼外，索元礼还有其他发明，例如“晒翅”，即把人固定在木架上，手脚单独系在可以活动的横木上，转动横木使人持续承受痛苦。
索元礼不仅勇于创新，效率更是惊人。据说凡是被带到索元礼跟前的被告，不交代出十个以上的“同谋”是根本无法活着离开的。
考虑到刑讯逼供中意外死亡率持续攀高，为提高工作效率，减少死亡率，索元礼不断寻求工作方法的改进。经他手的不少人为求尽快解脱，便随便招供，邻居亲戚同事同学但凡认识的都有可能被牵连进来，新被告又会咬出更多的“同伙”，这使得索元礼基本上可以保证从一个人身上获得数百人的“重大发现”。
如此高的破案效率和震慑力，让武太后越发相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索元礼也数次受到太后的特别接见，是当时炙手可热的人物。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后浪更是推前浪。后浪中的佼佼者当数周兴和来俊臣。
为博“业绩”，周兴和来俊臣在诬告——抓捕——审讯的流水线工艺上做了不少改进。除了各式刑具外，被告们还会看到数以百计的原告，愤怒声讨之阵势浩大会让他们的心理防线几近崩溃，审讯工作也就轻松了许多。
事实上，那些原告都是来俊臣等人豢养的地痞无赖。得到指令，无赖们便会在同一时间从不同地点向各级官府告密。这种大规模的有组织集体行动让被告们的辩白显得苍白无力，于是上至太后下至普通百姓都会一致裁定被告罪名成立。众口铄金么！
武太后掌权期间，刑罚的种类也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酷吏大潮中一波又一波地涌现。除去上面所说的心理战和人海战，还有其他较为出名的刑罚：
“驴驹拔撅”，即绑住被告的腰部，将其固定在柱子上，脖子戴着长枷，行刑者用大力往前方拉拽长枷，以颈椎牵引和木枷与皮肉的摩擦所产生的疼痛来取胜。
“仙人献果”，即被告长枷套脖，双膝跪地以手捧枷，行刑者则不断往长枷上堆放砖头。
其他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儿的，如往倒挂的人脖子上系石头，往鼻子里灌醋等等。
后来，来俊臣等人发现其实审讯可以更文明的，例如审讯前先安排被告参观刑具陈列室，并辅以详细的使用说明。这一招很管用，往往还没等动刑，已有人两腿发软，急忙承认了“罪行”，只求速死。
关于周兴和来俊臣的故事很多也很精彩，“请君入瓮”这个典故便是二位紧密合作的产物。
不过下面要说的却几乎与审讯无关，主要是讲来俊臣的工作结晶——《罗织经》。
《罗织经》是他与别人的合著。传统观念都认为《罗织经》通篇充满了邪恶，是个不折不扣的坏玩意。
确实，从书名来看似乎就是教人如何罗织罪名，而事实上，书里的内容远比这些精彩。
《罗织经》共两千多字，分为十二卷，其中主要是第十一卷《刑罚》和第十二卷《瓜蔓》较为邪恶，讲的是刑讯逼供和顺藤摸瓜。
其他十卷很少提及审讯与刑罚，主要讲如何为人处世（含上下级相处技巧）与价值观取向问题。整书虽是由文言文写成，但因表述清晰、逻辑性强，很是浅显易懂。尽管不是一部劝人为善的布道书，却也算是传统中国社会科学之总结。
为什么这么说？看看下面的摘录就明白了。
人者多欲，其性尚私。成事享其功，败事委其过。且圣人不能逾者，概人之本然也（卷一阅人）。
人主莫喜强臣，臣下戒怀妄念。臣强则死，念妄则亡。周公尚畏焉，况他人乎？（卷二事上）
为上者疑，为下者惧。上下背德，祸必兴焉。（卷二事上）
甘居人下者鲜，御之失谋，非犯则篡耳。（卷三治下）
权者，人莫离也。取之非易，守之犹艰；智不足弗得，谋有失竟患，死生事也。（卷四控权）
人皆有敌也。敌者，利害相冲，死生弗容；未察之无以辨友，非制之无以成业。此大害也，必绝之。（卷五制敌）
世之道，人不自害而人害也；人之道，人不自恕己而自恕也。（卷七保身）
奸不自招，忠不自辩；奸者祸国，忠者祸身。无智无以成奸，其智阴也；有善无以为奸，其知存也。（卷八察奸）
……
这些虽不是出自“子”的口，也没有谈什么崇高的理想抱负，但即使是今天，在社会上混得开的，又有几个是与之相违背的呢？
来俊臣注定要遗臭万年，只可惜了《罗织经》，一份中国社会人际关系学，一份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
之所以重用酷吏，并非武太后不识人，也不是被谗言蒙蔽了双眼。只因为她以一个外姓女人的身份独掌李唐王朝的大权，反对之声随处可闻。为了巩固统治，酷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然，一旦政权相对稳定，酷吏则不可避免地要退居台下。索元礼在呼风唤雨一段时间后，因民愤太大，被登基后的武则天下令处斩，成了女皇笼络民心的牺牲品。值得一提的是索元礼在接受审讯时概不认罪，于是审讯官员微微一笑道：“取索大人的铁笼来！”话音刚落，索元礼当即瘫倒在地，并对所有罪名供认不讳。周兴则在老同事来俊臣一句“请君入瓮”后乖乖服软，被处以流放之刑（结果途中就被仇家所杀）。一度席卷全国的告密之风，随着武太后掌权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变得越来越不受待见，逐渐在事实上消亡了。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第十九章 女主当国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武太后接到雍州的特别报告：一位名叫唐同泰的百姓在洛水（河南省的一条河流）河中捞起一块石板，石板上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个大字（目前史学界普遍认为是武承嗣的安排）。
天降祥瑞使她喜出望外，“圣母”可不就是指自己么？
为表示感谢，唐同泰被授予游击将军的官职，石板也被命名为“宝图”。
为表现对上天的敬意，她还昭告天下，自己将择黄道吉日前往洛水拜祭神明。全国的都督、刺史以及所有皇亲国戚都要陪同前往。同时为顺应天意，她还特意给自己加了个尊号——“圣母神皇”。
接到到神都集中的诏书后，众亲王几乎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一个想法：“莫非是要把我们一网打尽？”
大祸临头的感觉很容易滋生铤而走险的心思，官拜博州（山东聊城）刺史的琅琊王李冲和他的父亲、豫州（河南汝南）刺史越王李贞先后起兵，以解救被软禁的皇帝李旦之名发动兵变。可惜养尊处优多年后，他们已经丧失了先辈那金戈铁马的英雄气概，也没有统一的行动与指挥，各自为战，根本无法对抗占据绝对优势的政府军。起兵仅七天李冲就被斩首在博州城下，李贞也在抵抗了十七天后自杀身亡。剩下的亲王们再无人敢以卵击石，只能乖乖等待太后的处置。
然而这才刚是开始。随着武太后对李氏皇族不信任感的进一步加深，太平公主和她的夫婿成了政治斗争的下一个牺牲品。
李冲起兵之时，济州刺史薛顗曾积极招兵买马，意图响应这一“义举”。可惜李冲实在失败得太快，薛顗根本没来得及出手，于是他只好偃旗息鼓，继续夹着尾巴做他的刺史。
但很快事情还是败露。薛刺史被斩首示众。同时受到牵连还有他的弟弟薛绪。
人说婚姻有七年之痒，不过太平公主婚后的第七年却没有痒，只有痛：她的丈夫薛绍正是薛顗和薛绪的弟弟！
薛绍究竟是不是薛顗的同谋，史料记载不一，有说薛绍确实参与了，也有说薛绍是被人诬陷。就薛绍自身而言，他的家族是唐朝的名门，与李唐王室渊源很深；另一方面，他又是武太后最疼爱的女儿的丈夫，自然也不会不受重视。反与不反仅在一念之间，现在我们只能说anything ispossible了。
然而，对于武太后而言，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可能也决不能放过，不管你薛绍有无冤屈，先处理了再说。考虑到薛绍是驸马，特别予以优待：杖责一百棍，囚于监狱，食物饮水一概不予提供。可怜大唐最尊贵的驸马竟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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