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言官的那几年，真是张佩纶的光辉岁月，他年纪轻轻，声名鹊起，清流领袖李鸿藻，“浊流”大佬李鸿章，均对他青眼有加，他在民间，亦有很好的市场，试举一个小细节，他爱穿的竹布长衫，都成了时人的流行装扮，整个一闪闪发光的优质偶像。
多少年后，傅雷在评论张爱玲的文章里，冷峻得不近情理地说道：中国从来不缺少奇迹，只是大多没有好下场。张爱玲是否被他说中很难说，但张佩纶，似乎正中这个咒语。
就在他形势一片大好之际，若我们肯很负责地替他看一下牌，就会发现他看似稳健的晋升路线，其实有着天大的漏洞。
针砭时弊，或者抨击同僚，言他人所未言，一旦对上上面的心思，常常是一条晋升的终南捷径，在明清两代有许多人是这么上来的。但是，走这条路的，大多都是白手起家的新人，真正成熟的官员，都会慎用这一招，原因很简单，这是一条孤注一掷铤而走险的路线，一时得意之后，留下风险多多。
官场上枝蔓纵横，牵一发而动全身，天知道那些倒霉蛋身后都有哪些大佬，而且，死灰真的就不会复燃吗？即使那些与张佩纶没有瓜葛的人，纯粹的旁观者，对于他的凛利，也未必就有好感。
官场规则，倾轧皆在暗处，即使迫不得已，杀人见了血，也都是经过精确计算，确定所得大于付出的。谁会像张佩纶这样，抡着把大刀就上了场，一路砍瓜切菜似的杀将过来？纵然挣下些身家，也像透支来的。
张佩纶的所得无非是两项，一是升官，二是扬名，第一项并不可观，第二项说起来就比较复杂，他的好身手，确实赢得一片喝彩，但是从他日后倒霉时的孤立无援看，这些喝彩值不了几个钱，其中有些喝彩，甚至有别有用心之嫌。
比如他说翁同龢的侄子评上先进，容易给别人以口实，翁同龢不怒反赞，在日记里写道：“张侍讲原折甚切实，真讲官也。”根据我对翁同龢有限的了解，实在难以相信他有这番心胸，只有冒着小人之心的风险猜测，一定是那折子写得他驳无可驳，强词夺理于事无补，不如干脆做大度状，把损失降低到最小。这是一个目的主义者的选择。
这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过程主义者，一种是目的主义者。项羽是过程主义者，最后的关头，大势已去，他反要打足精神秀一下身手，对于观众，是炫技，对于自己，是过瘾，至于这场拼杀能不能改变结局，则不在他的考虑之内，他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刘邦则是一个目的主义者，可以把孩子推下车，任老爸落在敌人手里，骂他流氓，他笑嘻嘻地浑不在意，只要结果是正数，他可以杀掉自己欣赏的人，却赏给讨厌的人（比如雍齿）一顶大大的乌纱帽。
对于目的主义者来说，过程中的不爽、不适、不舒服，在它发生的那一刻，就要当成过去式，“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并不是宰相喜欢在肚子里撑条船，而是，不掌握这项高难度技术，怎么可能做到宰相？尽管过程主义者做人的身段更好看，但成功，却总是朝着目的主义者走去。
那么，张佩纶是一个过程主义者吗？有人不这么认为，清代官场小说《孽海花》里，这样描述以张佩纶为原型的庄仑樵：他寒窗苦读，一路披荆斩棘，终于被授了翰林侍讲学士。然而清代的京官，薪水不高，若非身居要津，却也寒酸可怜，这位庄翰林就穷得连饭都要吃不上了。他心中郁闷，心想“那些京里的尚侍、外省的督抚，有多大能耐呢？不过头儿尖些、手儿长些、心儿黑些，便一个个高车大马，鼎烹肉食起来！我那（哪）一点儿不如人？就穷到如此！”又听说“浙、闽总督纳贿卖缺”“贵州巡抚侵占饷项”“还有最赫赫有名的直隶总督李公许多骄奢罔上的款项”，便夹着—股愤气，写了奏折。次日消息见报，轰动满京城。
“谁知仑樵自那日上折得了个采，自然愈加高兴。横竖没事，今日参督抚，明日参藩臬，这回劾六部，那回劾九卿，笔下又来得，说的话锋利无比，动人听闻……上头竟说一句听一句起来，半年间那一个笔头上，不知被他拔掉了多少红顶儿。满朝人人侧目，个个惊心，他到处屁也不敢放一个……人家愈怕，仑樵却愈得意，米也不愁没了，钱也不愁少了，车马衣服也华丽了，房屋也换了高大的了，正是堂上一呼，堂下百诺……”
照这说法，张佩纶的激烈、锋利，不怕把天下人全得罪光的那股狠劲，不过是为了脱贫致富奔小康，不但有目的，这目的还不怎么上得了台面。能把宏大光明的表象捅一个窟窿，窥见里面那点子见不得光的东西，向来是我爱干的事，但是，我看了又看，还是不能说服自己毫无负担地幸灾乐祸，因为，我不能相信，张佩纶是为了那点蝇头小利，走上这么一条决绝之路的。
他毕竟不是雪窗萤火的穷书生，一头撞进官场上来，他爹做过俺们安徽的按察使，虽然在他七岁那年就已去世，但是有这样一份家底，他对官场上的规矩，不会那么不明白。
问题是，明白之后，又怎样？有的人是顺水推舟，为我所用，你看同样是官宦子弟出身的吴三桂和袁世凯，运作起来那叫一个轻车熟路啊，但还有一种人，明白之后，仍执迷不悟，在独木桥上孑然而行，越走越远，那就是张佩纶这样的人。
“非如此不可！”这是贝多芬某个乐章的主题，也可以概括张佩纶那绝不妥协的个性。他自幼习学的儒家道德，在某些人眼中，可能只是科场上的题目，或者取悦大众的说辞，张佩纶却奉之为信仰，在这面信仰的大旗下，他只能前进，无法后退，“非如此不可！”这是他的进行曲。
史学家中，亦有人认为，张佩纶是一种大狡猾，是想把那份“忠直”打造成一面特别结实的金字招牌，一旦成了，就像武林高手练就某项独门绝技一般，再也没有谁能将他撼动。
这当然是有可能的，靠名声混官混饭，在明清两朝也甚是流行。张佩纶是清流中人，还是中坚力量，“社会良心”的名声出去了。反对他们，就是反对正义；反之，援助他们，则是表现正义的最佳方式。一个道德人士纵然一时落魄，一旦改朝换代，新主人为显示对于道德的重视，也会将被贬之人重新启用，眼下受苦便可视为一份收益长久的投资；二来就是在当时，也会有民间的道德爱好者给予赞助，比如当时有位因骂慈禧而扬名的安维峻，这边刚被革职发配，那边资助者就纷至沓来，其中竟有大名鼎鼎的大刀王五。
因此，做清流，未必就是一桩不划算的买卖。
2。李鸿章喜欢什么样的人
既有清流，就有“浊流”，虽然清流自认为二者的分野在于道德多寡，但浊流也许认为，干实事就没法把自己摘干净，在他们眼中，清流似乎更会撇清。
李鸿章对于那些年轻的言官颇不以为然，曾说“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
他这段话与英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安吉尔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处：涉及爱国主义问题时，人们的行为是非理性的，而且是不负责的，他们在处理自己的私人事务时绝不会如此。
把两人的说法汇总一下，可以这样总结，那些激进少年，看上去慷慨激昂，其实是把“国家大事”当成“公共事务”，既不理性又不负责，而这种态度的本质，是为有利于自己的“私人事务”—“藉此以出露头角”。
李鸿章对那些指手画脚的人的反感，由此可见。但是，他喜欢张佩纶。
李鸿章为啥喜欢张佩纶？说法有很多种，有人认为李鸿章也存了点儿利用之心，试图通过他，架立起与清流之间的桥梁；也有人说是李鸿章念旧情，当年在安徽打太平军时，他跟张佩纶老爸张印塘共过事；也有的说，他就是爱才，张佩纶的才华打动了他。
这些原因可能都有，但在当时，符合以上条件的，未必找不出第二个，可是，还有谁，让李鸿章有这么‘w…r…w…h…u。c…o…m‘一份不加掩饰的厚爱与激赏呢？
当年张佩纶母亲去世，循例丁忧，李鸿章特地写信给他安排差事，后来张为庶母迁葬，李鸿章一出手就赞助纹银千两，《红楼梦》里，二十两银子够一个庄户人家过一年，算算这些银子，够过小半生了。李鸿章不但在经济上帮助他，还在精神上关心他，两信来往不断，实在是热络得紧。
李鸿章对张佩纶不错，张佩纶作为清流，好像也不拒绝和这位浊流大佬搅和一下。据说他搏击满朝，唯独对李鸿章手下留情，后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就觉得这个张佩纶，也没有那么简单。
但我还是觉得很简单，他们超越各自门派，互相欣赏不可以吗？
他俩的个性差别很大，张佩纶是个过程主义者，李鸿章正好相反，他是一个目的主义者，只为结果负责，这两种追求看上去水火不容，但他们却有相似的一点，那就是，不管站在哪个门派下，他们都不失为一个实在人。有许多对峙，原本可以不那么剑拔弩张的，只是因为没有耐心听对方讲话，不能相信对方的诚意，怀疑那些俨然的大道理背后，藏着不可告人的想法，每一个字句的意义，都是垃圾。
看张佩纶和李鸿章交往始末，会发现他们都对对方够实在，张佩纶曾在信中对李鸿章说，做清流须清到底，犹公之谈洋务，各有门面也。他下定决心“清到底”是其一，另外，他不把这种“清”拔高为自己的道德修养，而是实话实说，就是个“门面”，这种诚实，也应该为老江湖李鸿章所欣赏。
李鸿章更是实在得出了名，朝廷派他办洋务，曾国藩问及思路，他得意扬扬地回答，无他，打痞腔耳。曾国藩是个正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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