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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对我们的主张已经长期操心考虑过了，这时只不过是处理一下眼前的战时安排而已。一切较大的问题双方都打算留待以后再说，当时我们所希望的是战争胜利之后能有一个和平会谈。
这之后沉默了一阵。铅笔划过的纸条放在桌子中央。最后我说：“似乎我们在处理这些与千百万人生死攸关的问题上，用这种草率态度，这不至于被人说是玩世不恭吗？让咱们把字条烧掉算了。”“不，你保存着。”斯大林说。
我也提起了德国总问题，会上同意由我们的两位外长以及哈里曼先生对此进行深入研究。我告诉斯大林，在我们今后进行讨论时，美国人会把他们的1945年太平洋作战计划向他作略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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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给罗斯福发去一封联名信，介绍第一次会谈的情况。
1944年10月10日
我们同意不在我们的讨论中涉及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问题，这些问题须待我们三方会见时再予提出。我们必须考虑采取最好的途径来取得一个对包括匈牙利和土耳其在内的巴尔干各国的一致政策。我们已作出安排让哈里曼先生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一切拟处理重大事务的会议，并安排迪恩将军出席一切有关军事问题的会议。我们已对我们的高级军官和迪恩将军之间在军事方面的技术性接触作了安排，并对我们两人和两位外长今后可能有必要同哈里曼先生一起商谈的会议都作出了安排。我们会亲自把我们取得的进展情况详细告知你。
借此向你致以衷心祝愿，并对美军的英勇善战以及艾森豪威尔将军在西线指挥作战表示祝贺。
我接着私下向总统作了报告。
1944年10月11日
我们感到这里有一种特别诚意的气氛，我们两人已向你发出了联名信。你完全可以相信我们在处理一切事情时不会使你受到约束。我们为艾夫里尔所作的安排，我认为是会使他感到满意的，而不会有碍于必要的私人接触，因为这是我们取得成效所必须的。关于这些情况，我会向你如实报告。
2．绝对有必要的是：在巴尔干半岛各国的问题上，我们要尽量取得一个共同的观点，这样我们才可能防止一些国家发生内战，避免在内战发生时也许你和我同情这一边，而约大叔同情另一边。我会不断把这一切告知你，所有英国和俄国之间取得的初步协议，如果未经同你进一步讨论并和你协调一致，任何事情都不会确定下来。在这种基础上，我相信你对我们试同俄国人作开诚布公的会谈不致有什么介意。
3．我尚未接到你的说明，不知道对你们的太平洋作战计划有哪些部分我们可以向斯大林及其军官们提及。我希望对这点心中有数，否则在与他交谈中我可能会越出你认为可以说的界限。同时我会十分谨慎。我们没有谈及敦巴顿橡胶树园会议，除了按你的希望说会议的事先放一边。然而斯大林在今天的午宴上对会议及会上已取得极大程度的一致意见表示赞赏。斯大林还在这个午宴上严厉谴责日本是一个侵略国。
根据我们会谈的情况，我对他在击败德国后将立即对日本宣战这一点很少怀疑。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艾夫里尔和迪恩应当都能够不仅要求斯大林做某些事情，而且最少还能扼要地告诉他有关你自己想做的以及我们想协助你做的那一类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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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晚上斯大林来到英国大使馆参加宴会。这是英国大使首次成功地做出这样的安排。一切戒备都由警察担任。我的一位客人维辛斯基先生在走过那些在阶梯上的俄国秘密警察的武装卫兵时说：“显然，红军又取得了另一个胜利，把英国大使馆都占领了。”我们在一种无拘束的气氛中进行了全面的讨论，直至凌晨二三点钟。除开其他问题外我们还讨论了下一届的英国大选。斯大林说他深信大选的结果是保守党得胜。在政治舞台上，真是知己不易，知人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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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把若干问题电告哈里·霍普金斯。
首相致哈里·霍普金斯先生 1944年10月12日
这里的一切都十分友好，然而巴尔干半岛各国却处于可悲的混乱状态之中。铁托得到我们的保护在维斯岛住了三四个月，突然潜逃，不留地址，可又在他的洞穴留下守卫，让人以为他还在那里。随后他跑到莫斯科来了，就在这里商谈，昨天莫洛托夫先生已向艾登先生承认这个事实。俄国人把这种无礼举动说成是由于铁托的多疑的农民教养所致，并说他们没有通知我们是出于尊重他要求保密。保加利亚人对待我们很不好，逮捕了我们一些还留在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军官。我看到一篇关于他们如何残酷对待那些成了俘虏的美国军官的描述。俄国的态度是，他们当然愿意向保加利亚指出许多不当之处，但只不过是以一种慈父的口吻说说——“这个事伤我的心比伤你的还多。”他们现在对匈牙利深表关切，他们错误地提及：这个国家是他们的邻居。他们要求对罗马尼亚负有完全责任，但对希腊准备采取公允的态度。所有这些问题正在由艾登先生与莫洛托夫尽力磋商解决之中。
2．在我们的严厉要挟之下，我们规劝米科莱契克和波兰人接受我们从俄国人那里硬争来的邀请。我们希望他们明天就到达这里。
3．我们常常和艾夫里尔见面，明天晚上他准备举行一个宴会，按德黑兰方式行事，即那里只有几个不露面的人物。他正在参加军事讨论和关于德国前途问题的谈判，当然波兰对话一开始他也会参加。我们目前对巴尔干半岛各国既然有这么多的有争执的问题，所以我们宁可把事情在稍为深入一点的两人之间会谈，这样比起大型会议更能坦率地交换意见。我在一两天内会把有关的一切电告总统。是否烦您把这情况转告他？我很乐意听取他的意见。
总统给我们送来了令人鼓舞的讯息。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及斯大林元帅 1944年10月12日
感谢你们10月10日发来的联名信。
我无比欣慰地得悉你们双方正在就国际政策问题取得一致意见，鉴于我们当前与今后必须共同努力阻止世界战争，我们对这些国际政策都是关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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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第一次会谈之后，我对我们与俄国在整个东欧的关系作了回顾。为了澄清我的主张，我就这个问题向斯大林草拟了一封信，夹附一份备忘录，申明我们对那个在桌面上被接受的百分比的理解。后来因为考虑到事情已经办得满不错了，不要再去管它，所以我没有把这封信发出去。我把这封信印出来仅仅是把它作为我的思想的一个真实的记录而已。
莫斯科 1944年10月11日
我认为英国和俄国必须在巴尔干半岛各国的问题上有一个共同的、使美国也可以接受的政策，这一点十分重要。英国和俄国订有二十年的盟约这个事实，对于我们广泛协作和易于信任地一起共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认为我们在这里所能做的事情，不外是为我们三方共同聚集在胜利的桌面上采取最后决定而作准备。尽管如此，我仍然希望我们能够取得互相谅解，并且在有些情况下达成协议，这样将有助于我们处理紧急的意外事情，并为世界持久和平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我所写下来的百分比只不过是这么一种办法，即借此在我们的思想上看清我们彼此之间的接近程度如何，进而抉择必要的步骤以便我们取得全面协议。正如我说过的，倘若这些东西一摆出去让各国外交部和外交家一推敲，就会被认为是草率的，甚至是不合情理的。因此这些东西绝不能作为任何公开文件的基础，尤其当前更是如此。然而这些东西可以作为处理我们一些事情的指导方针。一旦我们把这些事情处理得妥善，我们也许可能制止一些有关的小国家发生内战、流血事件和争执。我们的大原则就是让各国建立符合本国人民意愿的政府形式。我们绝不打算把君主政体或者共和体制强加给任何巴尔干国家。我们毕竟已同希腊国王和南斯拉夫国王建立了一定的信任关系。他们向我们要求保护以免遭受纳粹敌人的危害，我们认为一旦正常的稳定状态得到恢复，敌人一经赶走，这些国家的人民就应当有一个自由的公平的选择机会。也许甚至需要在大选期间在那里派驻三大国的监督人员，以便监督人民确有一个真正的自由选择。这一点是有些好的先例的。
尽管如此，除了体制问题之外，在所有这些国家之中还存在着极权主义式的政府与我们称为由普选制约的自由事业两者之间的意识形态问题。你们自己宣布反对试图以武力或共产主义宣传来改变各巴尔干国家现有的制度，我们对于这一点深感欣慰。让他们在未来的岁月里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吧。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的唯一的事，就是任何形式的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这些东西给劳苦的民众带来的既不是你们的制度所提供的保障，也不是我们的制度所提供的保障，相反地，这些东西将导致在国内建立暴政，在国外进行侵略。原则上我觉得英国和俄国应该对这些国家的国内政府感到放心，一旦他们和我们自己所经历过来的这场可怕的血洗成为过去，社会安宁重新恢复之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