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即将发生一件性质异乎寻常的、后果难以预测的事件时，为什么上星期假日的旧规定竟还照常实行呢？……我以为，如果各部大臣把情报部门所收集并及时提供给他们的情报，就其影响和重要性方面任意加以挑选、粉饰和缩小，如果他们先入为主，只是重视与他们认为世界和平应该继续维持的真诚而可敬的愿望相符合的情报，那他们就是在冒最可怕的危险。
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同一的时刻发动的。年复一年，月复一月，这些事情一直在一齐向前发展。等到我们想到某种形势时，事实上，人家已经在实际上达到某种形势了。现在危机已在逼临，欧洲大部分国家已进行大规模动员。千千万万人正在准备战争。各国边界都以重兵防守，各处都感到新的攻击迫在眼前。万一真的打起仗来，我们将卷入漩涡，这还有什么疑问的呢？我们现在所过的，已经不是两三个月以前那样的日子了。我们在各方面，已承担了义务。我看，在看到了所发生的一切之后，这样做也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没有必要逐一列举我们曾直接和间接给予保证或正在给予保证的国家。在一年以前，我们在各方面还是力量强大的，我们在那时连做梦也想不到要做的事情，甚至在一个月以前也想不到要做的事情，现在我们都正在进行了。当然，如果我们很想把整个欧洲从危险的深渊的边缘拉回来，引导到法治与和平的高原上，我们就必须作出最崇高的榜样。我们不能有任何退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继续在家里过着舒服安闲的生活，甚至连“强制”一词也不愿意说出口，甚至不愿意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补充和装备我们所答应的军队呢？乌黑的苦水到处迅速泛滥。我们又怎么能够继续——让我特别坦率和真诚地说吧——还不把全国国民兵力编入军队编制呢？
几天后，我在一封给哈利法克斯勋爵的私人信中，又再一次表示对我国舰队的部署的不满：
我国舰队的部署确实令人莫名其妙。第一，4月14日，星期二的晚上，海军大臣报告本土舰队进行戒备的情况，说紧张到连高射炮手想离开炮位走到下面来一下都不成。这是由于一份令人震惊的电报所引起的结果。照我看来，这就超过戒备的要求了。可是在另一方面，地中海舰队却像我在下院所说的那样，散布在地中海各处，处于极易遭受攻击的混乱状态；而且，根据报纸所登的照片，“巴勒姆”号竟停驻在那不勒斯的码头。现在，地中海舰队已经集中，而且已经在它应该在的海面上了。因此，在地中海方面，无疑的一切已经妥善。但是，缺乏戒备的情形又移到本国海面上了。大西洋舰队除了少数几门高射炮之外，几天以来，因为大多数人都在休假，所以实际上是失去了战斗力。处在这样的时刻，谁都会想到休假至少可以错开一下。所有的扫雷艇还在重新装备，还不能活动。这种情形又怎么能够与所说的星期二那天的紧张情况相吻合呢？看来这是严重违背连续的合理的戒备的规定的。毕竟现在所处的情形与上星期的情形基本上并没有什么不同。第一海务大臣现在患着重病，所以我预料有许多事情要落在斯坦诺普的身上。
我写这封信给你，是专为了告诉你个人的，以便你可以亲自去查明事实。所以，我请你对这封信严守秘密，因为我不想拿这件事情去麻烦首相，但我认为你是应当知道这些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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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4月15日，在德国宣布对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给予保护之后，戈林与墨索里尼、齐亚诺举行会谈，目的是要对意大利人说明德国战备进行的情况。这次会谈的记录已被发现，其中有戈林这样的一段话：“不管怎么说，捷克斯洛伐克的重型武器表明，即使在慕尼黑会议之后，假使发生严重冲突，情况会是多么的危险啊！由于德国的行动，使两个轴心国家的地位有所改善。因为，除了其他原因之外，由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巨大生产力转归德国，结果使轴心国的经济潜力增加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生产力大大加强了轴心国对付西方国家的力量。还有，德国现在即使进行大规模战争，连一个师也不必用来防备这个国家。归根到底，这也是两个轴心国家可以享有好处的有利条件……德国在捷克斯洛伐克所采取的行动，应该认为是为了轴心国的利益的。德国现在可以从两翼侧面进攻这个国家（波兰），而且距波兰新工业中心只需二十五分钟的飞行即可达到。波兰这个新工业中心，因为接近边区，现在已经迁到内地，比较靠近波兰的其他工业区了。”①
①《纽伦堡文件》，第二编，第106页。
几年后，约德尔将军在一篇演说中说道：“在1938年秋和1939年春，我们兵不血刃地解决了捷克的冲突和兼并了斯洛伐克，完成了大德意志领土的恢复，使德国现在有可能根据战略上多少较为有利这个前提来考虑波兰的问题。”①在戈林访问罗马的这一天，罗斯福总统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封私函，力劝他们保证在十年之内，“或者，如果我们看得更远一些的话，甚至在二十五年之内”不再进行侵略。意大利这位领袖最初拒绝看这封信，后来加了批语：“小儿麻痹症的后果！”他没有想到他自己将来要受到更厉害得多的折磨。
①同上书，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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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过去一再保证不实行征兵，可是到了4月27日，他断然决定实行征兵了。大力促成这种姗姗来迟的觉醒的，应该归功于陆军大臣霍尔—贝利沙。他的确是准备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同首相进行了几次性质十分严重的谈话。在这种严重考验中，我看到他的某些特点。在这段时期，他没有一天敢说这一天上班不是最后一次上班。
当然，在这个阶段实行征兵，还不能立刻组成一支军队。
当时只征召二十岁的男子；他们还得接受训练；在训练之后，还得给予武装配备。不过，对于法国、波兰和其他获得我国慷慨保证的国家来说，这是最重要的象征表示。在辩论中，反对党未能履行他们的职责。自由党和工党在英国自古以来根深蒂固反对征兵的偏见面前退缩下来了。工党领袖提出如下动议：
在我们准备采取一切必要步骤来保卫国家的安全和履行国际义务的时候，本院对于政府违背诺言废弃志愿入伍的原则深表遗憾；从来志愿原则不曾使国防所需要的人力有所缺乏。本院认为现在所提出的措施，实有考虑不周之处。非但不能显著增强国防实力，反而会招致分裂，并且使全国的努力受到挫折。这进一步证明政府在这紧急时期所采取的措施不能取得全国人民和本院的信任。
自由党领袖也找出种种理由来反对这个步骤。这两个政党的领袖对于他们根据党的立场而不得不采取的这种态度，颇为苦恼。但是他们还是采取了这种立场，并且提出了一大堆理由。在表决时，他们各自根据自己政党的路线投票。投票结果，保守党以三百八十票对一百四十三票通过了他们的政策。我在发言中曾尽力劝告反对党要拥护这个必不可少的措施；可是我的努力没有产生效果。我完全了解他们的困难，尤其是在对付他们所反对的政府的时候。我必须把这件事记录下来，因为这件事使自由党和工党以后再也没有权利来批评当时的政府了。他们极其明白地表明他们对当前局势所采取的手段。不久他们就表明采取了一种更为真实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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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张伯伦先生仍然希望避免战争，可是一旦爆发战争，他显然是不害怕战争的。他的传记作者法伊林先生说，首相在日记中写道：“战争可能性越大，丘吉尔〔参加政府〕的机会就越多，反之亦然。”①这句话不免带点蔑视的口气。我除了想再度入阁当大臣之外，我心里还有许多别的思想。可是，我还是很了解首相的见解。他很明白，如果爆发战争，他就会找我帮忙，而且他也准确地相信我一定会答应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怕希特勒见我参加政府就认为是一种敌对的表示，因而会使仅存的和平机会也消失了。这是一种自然的、然而是错误的看法。虽然如此，张伯伦先生不愿因为下院某一议员加入政府致使那么严重而微妙的局面更恶化，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①法伊林，前引书，第406页。
三月间，我曾联合艾登先生和三十个保守党议员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议案。在夏季，国内掀起一阵风，要求成立联合政府。有的主张至少要我和艾登先生入阁。站在独立的立场的克里普斯爵士对这次国内危机非常担忧。他曾访问我和各位大臣，极力主张组织他所说的“举国一致政府”。我是无能为力的。但贸易大臣斯坦利先生却十分赞同。他写信给首相说，如果他的去职有助于政府的改组，他就愿意辞职。
斯坦利先生致首相 1939年6月30日在这个时候，当你不胜焦思烦虑之际写信给你，我很犹豫，但鉴于事情紧急，请你原谅。我想我们都认为，唯一可能避免今秋爆发战争的机会，就是让希特勒确实知道我们必定履行我们对波兰的义务，而他的侵略就势必引起大战。至于我们所有的人，一定都在思索：我们是不是可以采取某种行动，一方面不会具有引起对方报复的威胁性，但却具有引人注意的戏剧性。除了现在就成立一个在战争爆发时必须成立的那种政府之外，我自己也实在想不出别的更有效的办法来。组织这样的政府，就是举国一致、协力同心的戏剧性证明。我设想，这不但对于德国，而且对于美国，都会有重大的影响，而且，如果在最后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