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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讨论了我同在美国漫游的蒋介石夫人会面的问题。
她那时正在纽约，她暗示愿在那里接见我。我们的工作繁忙，而且，我在美国只能逗留几天就必须返国，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不能作这样一个长途的旅行。因此，总统邀请这位夫人午餐，以便和我在白宫见面。她带些傲慢的神气拒绝了总统的邀请。蒋夫人的意见是我应当专程到纽约朝拜她。总统因为她未采纳他的计划有些生气。保全伟大的同盟的和睦是我的强烈愿望，因而我提议我到中途见她，如果她也同样做的话。可是这一提议被认为是滑稽可笑，所以我在开罗会议以前便没有兴致也没有机会会见这位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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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总统要到一条从幽静的森林流出的小溪中钓鱼。
他被特别仔细地安置在一个小池的旁边，想方设法引那些敏捷而狡猾的鱼儿上钩。我在旁的几处地方试了一会儿。虽然没有钓着鱼，但是他很以此为乐，在这一天的其余时间内他的兴致很高。他显然具有一个钓鱼者的首要品格，不以钓鱼多少来衡量乐趣。星期一，我们必须离开这一惬意的凉爽住处，走下阿勒格尼山，前往真正暑气蒸人的华盛顿。在回程中经过弗雷德里克镇时，我要求他们让我看看巴巴拉·弗里奇的房子。我惊奇地看到，那所房子只有一层半楼房高。我想象中以为，它没有四层的话，至少也有三层，我并且精确地考虑到，这位英勇的妇人应该立在窗台后面多远才能避免由街上向上射来的排枪子弹。现在看起来，我初次见到的这个名闻遐迩的窗子离地面只不过十二尺，南部联邦军队要避免伤害她，无疑必须特别仔细。这个故事就是这样以对双方都好的结局结束了。哈里·霍普金斯庄严地背诵：
“‘如果你们决意开枪的话，
就射我这颗斑白的头颅，
但是别损伤你们的国旗，’·她·说。”
在蒋介石夫人缺席的遗憾情绪下，总统和我单独地在他的房中进了午膳，我们把当时的气氛弄得非常的欢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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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众议院议长的邀请，我于19日，星期三中午在国会讲演。自从上次我对这个尊严的国会演说以来已经十七个月了。
这次演说有记录，并向全世界转播。我在演说中试图包括各方面的形势。我在下面只引用一段简单的摘录：
在北非，我们的建树比我们的预期好些。计划得到出人意料以外的助力，因而结果是事半功倍。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感谢希特勒伍长的军事知识。如我三个月前在下院预言的，我们这次可以看看这个军事专家的本领如何了。使冯·保卢斯陆军元帅和他的部队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毁灭的无理性的顽强执拗，现在又同样地使我们的敌人在突尼斯蒙受新的灾难。……
两位独裁者的非洲远征，使他们的国家伤亡和被俘的兵士达到九十五万人。此外，近二百四十万吨的船舶沉没了，近八千架的飞机击毁了，这两个数字都不包括船舶和飞机的击伤数目在内。敌人还损失了六千二百门大炮，二千五百五十辆坦克和七万辆卡车。……在达到战争的这一里程碑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挽回了一个大陆的局势。”………
前几天，我乘车经过葛底斯堡的原野，这个地方跟你们的大多数战场一样，我知道得很清楚。它是美国内战中的一次决定性的战役。葛底斯堡战役以后，没有一个人怀疑战争的天平会向哪边倒去，可是联邦军在葛底斯堡胜利以后比过去流了更多的血。因此，我们应该鼓起勇气和振作精神，彼此极端真诚地互相协商，以便不致失去在对日本以及在欧洲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作战中已经获得的有利地位。……
这篇报告甚爱国会的欢迎，总统也在广播中听到了。当我回到白宫时，他对我似乎很满意。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命运的关键……第四十四章 战争与和平的各种问题
第四十四章 战争与和平的各种问题
参谋会议进入了深入讨论——美国人对戴高乐将军的厌恶心情——葡萄牙和大西洋中的岛屿——一个解决战后问题的机构——我们在5月22日的讨论——我关于世界最高理事会的建议——我对于欧洲的计划——关于区域理事会——和平的柱石——中立国家和同盟国家——国家武装部队和国际武装部队——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兄弟联合——会议的报告书——我向参谋长委员会的报告——对枢密院长关于英美科学研究的报告——我极力主张进攻意大利——马歇尔将军同我前往阿尔及尔
三军参谋长在接连不断地进行讨论。有时每天会议四次。
分歧的意见起初似乎不能克服，简直像无法调和似的。在此期间，美国的高级军官将会议的内容泄露给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参议员，以致在参议院引起了一次辩论。由于耐心和坚持，我们的困难逐渐地克服了。在5月20日对国会发表的一篇演说中，我把整个局势的真正前景和轻重缓急，凡能公开的都谈到了。总统和我生活在一起，我们彼此又时时见面，大家都知道我们完全一致，以及总统打算在最后阶段亲自作出决定——所有这些事实，再加上霍普金斯所进行的极有价值的工作，在参谋人员讨论的过程中始终一贯地起着一种缓和的同时也是决定的影响。经过意见分歧的严重关头以后，由于军方人员之间保持极端融洽的个人关系，因此关于进攻西西里问题达成了几乎完全一致的协议。
缅甸最近的作战情况毫无生气。华盛顿对此深感不满，我们都有同样的看法。我考虑到改组指挥部的问题，以韦维尔任印度总司令，以奥金莱克作他的副司令，以一位最优秀的而又比较年轻的军长担任东亚战场的总司令。我深信，如果我们以应有的重要性来处理这一战场的种种问题，这一方面的变更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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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戴高乐，华盛顿有一种厌恶的心情。没有一天总统不向我提到这个问题。虽然这是用一种极友好的而且常常是滑稽的态度提出的，但我认为他在此问题上感情非常强烈。几乎每天他递给我一份或更多的从国务院或美国情报机关得来的责难戴高乐的文件。这些文件断定戴高乐曾经用英国的钱引诱“黎歇留”号战舰的水兵到他个人这边来。只是由于礼貌的关系，我们的主人才不直接说出来，由于我们与美国的财政关系，这笔钱在某种意义上差不多就是美国的钱。在这个时误，我对戴高乐也非常愤怒。我感觉到，我们继续援助他可能引起英美两国政府之间的疏远，而没有任何人比戴高乐更乐于见到这种现象。我把这一切极力提请我的国内同僚们的注意。我们是否应该在这个时候同这位很难打交道的人最后断绝关系，我的心中还犹疑未决，然而，时间和耐心提供了可以容忍的解决办法。
大西洋的岛屿是另一件极端困难的问题。战时内阁愿意求助于古代的同盟条约而要求葡萄牙政府给我们种种便利，而这些便利，总统和我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敦促下已予以极大的重视。据专家估计，百万吨的船舶和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可以保全下来。我特别尊重葡萄牙的权利，但是又感到，我们是在为它的生存和独立而战，也是在为自身而战。在过了将近六个月的时间以后，而且在遭到巨大损失之后，我们才获得这项迫切需要的援助。不过，这是通过长期而友好的谈判，并在我们军事方面获得普遍成就的支援之下，才取得这种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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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在英国大使馆的午宴上，我有一篇关于战后机构的重要谈话。我曾经事先要求英国大使邀请他认为参加议论这一重大问题最必须的人物。我们邀请了副总统华莱士先生，陆军部长史汀生先生，内政部长伊克斯先生，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康纳利参议员和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先生，并将问题事先通知他们。大使馆的人员将一切经过和我应客人正式要求所作的报告都记录下来。
在一般讨论中我说，首先要做的事是必须阻止德国或日本在将来再进行侵略。为此目的，我认为美国、英国和俄国应有一个联合的组织。如果美国愿把中国包括在与这三国的联合组织之内，我是十分愿意的；但是，不管中国多么重要，它不能与其他三国相比。和平的真正责任就落在这些大国的身上。它们与某些其他国家应当共同组织一个世界最高理事会。
隶属于这种世界理事会之下的应有三个区域性的理事会，一个是欧洲的，一个是美洲大陆的，一个是太平洋的。
至于欧洲，我认为大战以后，它可以由大约十二个国家或联邦组成一个欧洲区域理事会。重建一个强大的法国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地图上英俄两国之间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这种前景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而且我说，我预料美国不可能无限期地在欧洲保持大量人员承担戒备工作。英国也不能这样做。无疑，美国必须采取某种方式来共同维持欧洲的秩序，英国显然也要参加。
我也希望，在东南欧可能有几个联邦——一个以维也纳为基础的多瑙河联邦，用以弥补由奥匈帝国的消失而出现的缺口。巴伐利亚可以参加这一集团。再一个是巴尔干联邦。
我说道，我希望看到普鲁士从德国的其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