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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不久以前，李海海军上将还一直担任驻维希大使。他和贝当元帅过从甚密。他一直在运用他的影响，不让维希法国成为德国的盟国，或者，在我们不得不向驻在奥兰或达喀尔，在叙利亚或马达加斯加的维希部队开火的时候，不让维希政府向我们宣战。在上面谈到的这些场合，我都认为，法国不会向我们宣战，并且事先就说出了我这种看法，这是有案可查的；但是使我产生这种看法的原因之一，便是美国人对全体法国人的巨大影响，而在美国参战后，这种影响自然就变得更为巨大了。李海海军上将是罗斯福总统的密友，最近被任命为总统的私人参谋长。必须要从这样一个情况出发，来看待美国总统和国务院对维希和它的一切所作所为所抱的态度。……
我现在要详细地谈一谈法国人的一种特殊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其实是国破家亡的大多数法国人所共有的。我绝不是在替法国人的这种心理状态作辩护，更不是在赞扬它。但是如果不想了解别人心里所想的是什么，或是不想了解使他们所以作出反应的秘密动机，那将是极为愚蠢的。大智大慧的全能的上帝认为，绝不能把法国人捏成和英国人一个模样。
在法国这个经历过许多巨大变迁——君主制、国民议会制、督政制、执政制、帝国制、君主制、帝国制，最后是共和制——的国家里，已经产生了一种以法治（droitadministratif）为基础的原则，许多法国军官和官员在革命和变革时期所采取的行动，无疑都是遵循着这项原则的。它是一种极端守法的思想习惯，它是从民族自卫，以免陷于绝对无政府状态的危险这样一种潜在的意识产生出来的。例如，任何军官，只要他是服从他的合法上司或他认为是他的合法上司的命令而行事的，他以后就绝不会因此而受到处分。因此，在法国军官们的思想里，问题主要是看是否有一个直接的、不间断的合法的指挥体系，有许多法国人把这看得比道义、国家或国际关系等方面需要考虑的问题还要重要。因此，有许多法国人虽然钦佩戴高乐将军并且羡慕他目前的地位，但依然认为他是对法兰西国家政权进行反叛的人；而这些战败的人们却认为，代表这个国家的就是他们的那位凡尔登的英雄和法兰西唯一的希望，那位英名远扬、年高德重的贝当元帅——一个老朽的失败主义者。
不错，在我们看来这一切也许都很滑稽。但是在这件事上有一点对我们说来是很重要，那就是，正是遵照贝当元帅所发布的或者据称是他所发布的命令和指示，驻在西北非的法军才不再继续对英军和美军射击，而调转枪口向德军和意军开枪。我很抱歉，不得不提到这点，但是对一个士兵说来，一个人是对他还是对他的敌人开枪，却是非同小可；就连这位士兵的妻子或父亲想必也抱有同感。……
这一切都是以这位元帅的神圣的名义来做的，当这位元帅在电话里有气无力地发布与此相反的命令或者褫夺达尔朗的国籍时，那位海军上将却心安理得地认为——且不论这是事实还是虚构——这位元帅是在入侵的德国鬼子的压力下才这样做的，而他，达尔朗，依然是在实现这位元帅的真正意愿。说实话，要是达尔朗海军上将不得不枪毙贝当元帅的话，他一定也是以贝当元帅的名义来枪毙他的。……
但是，我不得不说，我个人认为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艾森豪威尔将军所做的是正确的；即使他所做的并不十分正确的话，我也极不愿在有那么多生命和那么重大的问题取决于此的时候，去阻挡或制止他。我绝不用美国人或任何人来作我的挡箭牌。
我所感受的压力，使我在演说的最后说了几句愤愤不平的话。
说实话，我认为，如果有人在非洲这么大的事件里（不论是西非的还是东非的），除了艾森豪威尔将军与达尔朗海军上将所达成的协议以外，竟找不到任何其他能引起他的兴趣的事情的话，那么此人就是一个具有偏见和不知该对谁效忠才好的可怜虫。争夺突尼斯顶端地带的战事现在已进入了高潮，大战即将来临。在昔兰尼加边境上，不久也将要有另一次较量。这两回战事差不多都将完全由我国的士兵来进行。英国的第一集团军和第八集团军将全力以赴。我念念不忘这些将士们和他们的胜负，我希望下院也和我抱有同感。……
我要求下院给予那些怀有恶意、力图散播这种既可耻又没有根据的怀疑的少数的心怀叵测的好事之徒以应有的斥责，从而使我们大家团结一心，坚决而顺利地克服困难。
我生平作过好几百次演说，但从没有像这次演说这样，感到听众的意见转变得这么明显了。这回演说并非是为了博得掌声，而仅是为了要获得结果。下院被说服了，在这次秘密会议以后议会再也不反对了，因而使得敌对的报纸哑口无言，也使全国放了心。同时，因为在充满了失望或失败的好几个月以后打了一次胜仗，所以也使人们越发感到欢欣鼓舞。
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他战后所写的那本书中，从他本人的角度，实事求是地以军人的风度证实了我前面所说的情况：
法国陆军的军官们为什么不喜欢戴高乐，这原是可理解的。当法国在1940年投降的时候，法国陆军的在职军官接受了法国政府的意见和命令，放下了武器。在他们看来，倘若戴高乐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话，那么所有服从法国政府命令的军官们就都是贪生怕死之徒了。倘若戴高乐算是一个忠贞的法国人的话，那他们就必然得自认为懦夫。这些军官们自然不愿意自认是懦夫；与此相反，他们自认为是执行一个文官政府所发出命令的忠贞的法国人，因此他们必然要公开和私下里把戴高乐看成是一个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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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底，北非政局迅速恶化，不仅在达尔朗、诺盖、布瓦松以及其他这些最近起义的人们中间，为了反对吉罗和争权夺势以及博得青睐而产生了剧烈的倾轧，而且在那些在11月8日协助盟军登陆的人们中间，还有那群人数不多但却十分活跃的热烈拥护戴高乐的人们中间，不满情绪也溢于言表。
此外，还有人提倡把此刻隐居在丹吉尔的巴黎伯爵抬出来，让他出任一个与维希对立的北非临时战时政府的首脑。达尔朗之得以成为民政首脑和吉罗之得以成为驻北非的法国武装部队司令，是根据那份拼凑而成的协议，现在这份协议已摇摇欲坠了。
12月19日，戴高乐的第一名使者，弗朗索瓦·达斯蒂埃·德拉维热里将军以私人身份抵达阿尔及尔，为他的领袖来了解情况。他是在11月8日阿尔及尔起义中是个首要人物的亨利的兄弟，亨利这时已参与了企图使巴黎伯爵执政的保皇党阴谋。这位戴高乐分子的访问是试探性的。他在12月20日和21日这两天与吉罗和艾森豪威尔进行了会谈，他正式向他们提出，自由法国部队愿意和他们进行军事上的合作，但并未作出任何决定。达斯蒂埃·德拉维热里将军的访问实际上只起了促使戴高乐分子更加反对达尔朗的作用。就在这些会谈进行期间，在阿尔及尔的保皇党分子决定迫使达尔朗退位，并把政权交给一个清一色由保皇党人组成的政府。直到如今，我们还不清楚他们当时究竟得到多少人的支持。
12月24日下午，达尔朗由他的别墅驱车前往设在夏宫的办公室。他在办公室门口遭到了一个名叫博尼埃·德拉夏佩尔的年方二十的青年的狙击。这位海军上将不到一小时便死在附近一家医院的手术台上。据某些传说，这个年轻的刺客与亨利·达斯蒂埃有关系，经人百般怂恿，他才立下雄心大志，决意要从万恶不赦的领导手中把法兰西拯救出来。除了拥护达斯蒂埃的一小伙他的密友以外，在阿尔及尔没有任何人公开支持这一行动。根据吉罗将军的命令，他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而且，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在12月26日拂晓后不久就被行刑队枪决了。
在听到达尔朗被刺的消息之后，艾森豪威尔将军立即由突尼斯前线赶回阿尔及尔。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任命吉罗将军来补缺以外别无他法。我们绝不能让后方的民政发生混乱，因此美方当局间接但断然地施加了压力，以便使吉罗得以被任命为北非政权最高的但是是暂时的首脑。
不论达尔朗被暗杀这件事是多么罪大恶极，它却使盟国不必再因为与他合作而感到为难，同时，它又使盟国得以坐享在盟军登陆的紧要关头他所能给他们的所有方便。他的职权顺利地转交给在11和12两月里按照美方当局的意向所成立的那个组织。吉罗补了达尔朗的缺。这样一来，障碍便告扫除，使当时集结在北非和西北非的法军，和戴高乐所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得以携手合作，从而使不在德国统治下的世界各地的所有法国人得告团结一致。戴高乐在接获达尔朗被刺的消息后，便首先主动提出这样的建议。当这消息传到伦敦时，他正要启程前往华盛顿，与总统进行拖延已久的首次会晤。他当时立即起草了一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