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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是一个计划者的梦想。新的作战计划局是负责计划的唯一部门，同时又具有指挥和控制的全权，这样它就会自由地工作，不会像三军参谋长在管理他们所指挥的军队中那样，纠缠于日常事务。这些五花八门的业务仍然由三军参谋长以及参谋人员（用个人力量或集体力量）负责处理，而最高统帅部则关起门来制订它的战略和计划。我不相信，这样一种双重的制度能够成功；我满怀热情对掌玺大臣的建议发表了意见。我断定他的这些建议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际上也行不通。在我看来，指挥作战的指导原则是，作战计划应由有职有权执行这个计划的人们来制订。在我们通过艰苦的经验发展起来的制度下，参谋长委员会和它的附属机构完全适应拟定三军计划的需要，在这些机构中凡是负责执行的人都在一起共同拟订将由他们付诸实施的计划。设立一个同负责作战的参谋部相脱离的作战计划局，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因为这要造成两个对立的机构，一个负责任，一个不负责任，可是在名义上却有同等的地位。这会使大臣们时常有必要无视这两个机构之一所提出的意见。这也会立时引起直接和严重的摩擦。一位海军将领被派到作战计划局来，是否就有权告诉海军大臣如何调动舰队，或者一位有“同等才干”的空军将领被派到作战计划局来，是否就有权含蓄地批评空军参谋长呢？这一制度的内在危险和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假如没有责任来实行计划的话，任何聪明人都能为赢得作战的胜利而订出一些计划。只要计划参谋人员在地位上确实隶属于负有执行责任的三军首脑，便应当鼓励他们的这种聪明才智。然而，我不准备要一个有名无实的智囊团随便研究我们的机密，我也不准备在为数已经够多的各种委员会和报告之外再增加这个智囊团以及他们的报告。根据处理这些事务的长期经验，我知道，一位国防大臣必须同负责的顾问一起工作，并且通过他们进行工作，这些负责的顾问就是那些执行决议并对其结果负责的军事长官们。在这次或上次大战中，从未出现过像现在这样的一个时期，首相和三军参谋长间的关系如此良好和融洽，对于所采取的决议有完全一致的看法。那么我何必要从那些我认为是现在三军中最优秀的职业顾问身上撤回信任，以便至少将部分信任给予那些不但责任较少，而且能力较低的军官们呢？认为有大量“同等才干”的军官可以担当我所选任的负有三军参谋长重任的那样军官，那是幻想。
我用这些论点和类似的论点，同掌玺大臣争辩，并力图使他接受我的观点。这一场严肃的争辩占去了9月份大部分时间。但我并没有能够说服得了他；9月21日，他通知我说，他感到他有责任辞去他在政府中举足轻重的职位。他说，他从印度返国以来便不再感到我需要他的帮助了；他自己觉得在许多问题上，他日益不能了解我的意图，而作为下议院的议长，他对这些问题应该是十分了然的。他深深地担心战争的局势，而且，鉴于近数月来局势的发展，以及战时内阁全体人员所担负的重大责任，他很想了解我对于未来有什么看法。对此，我答复道：
亲爱的克里普斯 1942年9月22日
接读来函，感到惊异，也多少有些痛心。从七个月前你最初任职以来，我确实不知道我们的关系有什么变化。在8月初我出发旅行时，我认为我们是十分融洽的。从那时起七个星期过去了，在这个时期中我离开了几乎一个月，后来你也离开了一个多星期。除了内阁会议（在过去二十四小时中举行过三次会议，历时六小时半）以外，我一直想尽可能看看我的主要同僚们。我时常觉得我们的谈话是愉快而又使人兴奋的。我希望，你在愿意时随时来看看我。
承你送给我论及现行的全部制度和方法的又一份备忘录，这些制度和方法（是好是坏姑且不论）是我用以履行我领导政府和进行战争的任务时所用的工具；我从这份备忘录中可以看到，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你所写的那些问题都具有论争意义的了。我对于这些问题也有我自己的信念，这是我长期经验和负有重要责任的结果。别的人肯定是不一样的。
我不愿在这里进行辩论，辩论起来将没完没了；但我确信，假如你同第一海务大臣的合作，像我在这次战争繁忙紧迫的事务中同他的合作一样紧密，你就不会低估他的智慧、知识和思想的缜密了。我的确不能不说，你对我们赖以生存下来的海军部的功绩，是不怎么宽大为怀的。
你问我对前途的看法如何。我对将来是抱有希望，而且我确信，也是充满坚定不移的精神的。大规模的战役就要到来，这是完全符合你自己的观念，而且也是我们一致同意了的。我们必须坚忍不拔地忍耐战役的推迟，等待成果。我自己感到等待比作战难受得多，因此我完全了解你所说的不安心情。
你的真诚的
温斯顿·丘吉尔虽然写了这封信，但我意识到，他对我已不会再有充分的信心，也不能长久地作为战时内阁的一个同僚分担责任了。
我很清楚，如果他因此辞去政府中的职务，尖锐的政争必然随之发生；虽然我决意面对这个政争，但我希望在非洲的事情悬而未决之际不要发生。战时内阁中几位同僚鉴于大战越来越接近于决定性的时刻，劝他考虑一下在这个关头提出辞职是否会妨碍公共利益。虽然很明显，假如我们在北非即将发生的战斗中获得胜利，我的地位会无比地增强，他的地位会相应地削弱，但是他的爱国心控制住了他的行为。
我亲爱的首相 1942年10月3日
依照昨天会见你时我许下的诺言，我现在写这封信给你，谈谈我在战时内阁中的职位问题，这是我们在最近几天中讨论过的一个问题。
关于我对作战的主要指挥问题提出的那些改革方案，你并未将我说服，使我相信它们是不必要的。我深信，假如我们要使我们的战争潜力得到充分发挥，那一类改革是必不可少的。
倘若不是因为你和其他同僚促使我注意的特殊情况，上述信念将会使我要求你把我的辞呈转呈国王陛下。
不过，由于你的说明，我已充分了解此时正是我们国家和政府的极为紧张的时期。考虑到这种情况，很明显，在这些特殊危急的日子里，凡是有可能透露作战的重要指挥方面出现不团结或分歧的事情，能避免的应该尽量避免。否则它会妨碍我们的士气，或者会增加我们的国际困难。
在我看来，这些临时的考虑可能要否定我所建议的改革的必要性；因此我决定，为了使即将进行的战斗顺利地进行，关于我在战时内阁的职位问题，我有责任推迟采取进一步行动，直至这些战役至少顺利进行之时。
时机一到，我将再度提出这个问题。
我深信，无庸赘言，在此期间，我将尽力帮助你，并将在任何可能的地方，任何可能的时候，尽力支持你。
又及：我已把这封信请安东尼·艾登和克莱门特·艾德礼阅过，并把我的总的行动方针告诉了战时内阁其他阁员。
我亲爱的斯塔福德·克里普斯1942年10月3日
你已决定把你的辞呈保留到我们全体所同意的那些大规模战役（用你的话来说）至少顺利地进行之时，我肯定这是对的。讨论你辞去政府职务的问题，在目前不会不妨碍公共利益和英美军队的安全。要我参加讨论而不说一些使敌人得出推断的话，那是很困难的。另一方面，你有充分的权利在后一阶段使我们的分歧得出一个结果。同时，我感激你保证在这期间给我一切可能的帮助，我当然也将充分报答你的帮助和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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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没有完全离开政府。虽然他不愿再承担战时内阁阁员本身资格所赋予的全部责任，但我却极愿在政府范围内找寻其他职位，以便继续利用他的才干和精力。在11月非洲战事顺利发动时，我劝他担任飞机生产大臣的职务，他在这项工作中，办事能力和效率日益增高，他任职到这次大战结束。在这三个艰苦的年头中，他作为飞机生产大臣，忠诚而卓有成效地努力奉公，我愿借此机会向他表示感激。在本书别的地方，我曾说过，不经管具体部门工作的大臣常有这样的情况：议论别人工作时洋洋得意。
对于像他那样一个富有才智但缺乏行政经验的人来说，他的高超的理想、他的理论分析的能力以及这种活动的方式，具有有力的但却是危险的号召力。从他的伟大才智来看，需要给他一项更实际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