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使我们所有的朋友感到痛心，也使一切仇敌感到快慰！我赞成这样的自由，在像我们正在经历着的这样危急的时刻，任何其他国家都不会、也不敢运用这种自由。但是，事情不应就此打住；我现在向下议院呼吁，肯定不要就此打住。
过去两个星期在昔兰尼加和埃及方面的军事失利，不仅改变了那个战场的局势，而且也完全改变了整个地中海的局势。我们损失了五万多人，其中大部分已成了俘虏；也损失了大量的物资，而且，尽管仔细安排了破坏，许多物资储备还是落入敌人手中。隆美尔穿过沙漠推进了大约四百哩，现在正迫近富饶的尼罗河三角洲。这些事件在土耳其、西班牙、法国和法属北非所产生的恶劣影响，现在尚无法估计。我们在此刻所面临的处境是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丧失希望与前景的处境，这是从法国沦陷以来最不利的时刻。如果有任何想要从灾难中获取暴利的人，他们认为可以用更暗淡的笔调来描绘当前的处境，他们当然有自由这样做。
这幅凄惨画面的令人痛心的特色是其突然性。有着二万五千名守军的托卜鲁克仅仅在一天的工夫就陷落了，这是极端出乎意料的。不但下议院和一般公众想不到，就是战时内阁、三军参谋长与陆军总参谋部也料想不到的。奥金莱克将军和中东战区最高指挥部也未曾料及。在托卜鲁克被攻占的前夜，我们收到奥金莱克的电报说，他已调遣了他认为最适宜的守军，防御情况良好，而且军队的物资供应足敷九十天之用。我们希望能够守住这个非常巩固的边防阵地。这是从塞卢姆到哈尔法亚，从卡普措到马达累纳堡一带，由德国人加以修建而由我们自己加以改进的阵地。我们新修筑的铁路，从这处阵地向后伸展，成为直角；而且，正如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再像新的利比亚战役的早期阶段那样，背海而侧面受敌。奥金莱克将军希望守住这些阵地，等待我们在途中的强大增援的到来，其中一部分已经到达了；这样，他就有可能，争取主动，发动反击。……
当21日，星期天的早晨，我到总统的办公室去，我极为震惊地看到托卜鲁克已经陷落的报告。我认为这个消息难以置信，但是，几分钟以后，从伦敦转来的我自己的电报也到了。我希望下议院将会了解，这对我说来是多么痛苦的事啊！
更其糟糕的是，我正担负重要使命到我们一个伟大盟国的时候。某些人轻易地臆断说，由于政府在遭受挫败时保持着冷静而镇定的情绪，因此政府成员对公众的不幸，不会像独立的评论家们那样感到痛切。恰恰相反，我怀疑是否有人会比中枢负责处理国事的那些人更加悲伤、痛苦。在后来的那些天里，读到关于英国和下议院情绪的歪曲报导时，我的悲痛更加剧了。下议院无法想象它的议事录如何在大洋的彼岸发表出来的。问题在〔这儿〕提出，个别议员或不代表有组织政治力量的独立议员所作的评论，往往逐字逐句地电传过来，而且往往被当真看作是下议院的意见。议会走廊的闲谈，吸烟室里的回响，以及舰队街的街谈巷议，凡此种种都组成了严肃的论文，似乎在说英国政治生活的全部基础已经摇摇欲坠了。预料和推测遍地皆是。于是，我读到像这样的通栏大标题：“下院要求丘吉尔回国面听指责”、“丘吉尔回国将面临严重政治危机”等等。这样一种气氛当然是有损于一个正在从事于就决定战争大局有关的国家大事进行谈判的英国代表的。这些从英国传来的谣言之所以未能损害我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由于我们美国朋友不是可共安乐而不可共患难的朋友。他们从来不认为这次大战为期甚短而且易于应付，或者，战争的进程中不会充满着可悲的不幸。反之，我承认，我认为在这一特殊情况之下，所有上层人员中的友谊关系是更加巩固了。
可是，我还是得说一下，我不信哪一个负有重要使命的本国公职人员，在他离国期间会像我在美国访问时那样厉害地遭到祖国人们的嘲弄——我可以相信，这不是故意的；而且，只有我对英国广大民众不可动摇的信念支持着我度过那些困难的日子。我当然对我的主人解释说，那些在议会里滔滔不绝的人绝不能代表下议院，正如一小撮新闻记者，他们把传播英美关系中，还得加上英澳关系中有害的流言蜚语当作职业，这种人绝不能代表可尊敬的新闻专业人员一样。我还解释说，当我回国时，所有这些将由下议院全体表示一个负责的、适当的而审慎的意见，以作为证明。而这就是我今天所要求的。
霍尔—贝利沙先生谈到英国坦克的失利和我们装甲装备的劣势。由于战前在陆军部的记载，他不能理直气壮地发言，而我却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坦克的设计是英国人想出来的。据戴高乐将军著作所述，像现在那样使用装甲部队，主要是法国人的创造。后来，德国人把这些设想改变成符合他们所需要的。在战前的三四年中，他们照例全力以赴，忙于设计和制造坦克，并且研究和实习装甲战争。人们会想到，即使当时的陆军大臣没有经费来大规模制造坦克，他无论如何也可以制造各种实体模型，并且千方百计地进行实验，选择工厂，供应各种钻模和仪表，这样，在大战开始的时候，他就能大规模地生产坦克和防坦克武器。
当我可以称之为贝利沙时期结束之时，我们只有二百五十辆装甲车，其中甚至很少几辆可以携带一门两磅弹炮。这些车辆大部分已在法国被德军缴获，或摧毁了。……
我愿意接受，也必须接受，高贵的勋爵〔温特顿伯爵〕所说的对每件已发生事件的“宪法上的责任”；我认为，我在执行这些责任中，对技术上处理我军和敌军作战的事务不曾进行干预。但是，在战役开始之前，我一再催促奥金莱克将军亲自担任指挥，因为，我深信在未来一两个月内，在广大中东地区不会发生可与现在这次西部沙漠战斗相比更重要的战斗了；而且，我认为他是适于担任这项职务的人。他对我提出各种充分理由，认为无须这样做；这次战役就由里奇将军指挥了。正如我在星期二告诉下议院的那样，奥金莱克将军在6月25日已接替里奇将军，亲自担任指挥了。我们立刻批准了他的决定，但我必须坦白承认，就被更迭的军官而言，这件事不是我所根据来作出最后判断的原因。我不能随便拿这次战役中发生的事件来作出判断。我爱我们的海陆空军指挥官，感觉到在他们和所有责难者之间，政府好似一个坚强的中立者。他们应有公正的机会，并且要有不止一次的机会。人们免不了要犯错误，而从其中接受教训。人们也许会交厄运，然而，运气会有所改变。但是，无论如何你不应当让将领们去冒险，除非他们觉得有一个坚强的政府在支持他们。除非他们对国内发生的情况觉得无后顾之忧，除非他们感觉能集中精力来注视敌人，否则他们是绝不会冒险的。我还可以加上一点，除非政府官员感觉在他们的后面有一种忠诚而团结的多数在支持他们，你也无法使政府冒险。请看看现在有人要求我们所做的事吧，请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试图照办而失败了，他们对我们将进行怎样的攻击吧！在战争时期，如果你愿意服务，你就必须忠诚。……
我愿说几句“关于表示极大的忠诚和敬意”的话——正如他们在外交文件中所说的那样——我希望我也能获得最充分的辩论自由。这一届议会有特殊的责任。当各种罪恶开始在世界上出现之时，它就主持事务了。我蒙受下议院极多的帮助，而且也希望，下议院可以胜利地看到各种罪恶的消失。
只有在必须经历的漫长阶段中，下议院对它自己选出的责任执政政府提供一种牢固的基础，这一目的才能达到。下议院必须成为国家中的持续稳定的因素，而不要成为新闻界中那些心怀不满的一部分人企图挑起一个又一个危机的工具。如果民主和议会制度将在这次战争中获得胜利，那么，绝对需要的就是，依据民主和议会制度的政府能够有所作为，而且敢于有所作为，王室的臣仆们能够不为吹毛求疵的谴责和狺狺的咆哮所困窘，而敌人的宣传也无需由我们加以助长，我们的声誉也不会在世界上遭到贬低和损伤。反之，在重要的时机，下议院全体议员的意志应当明白表达出来。重要的是，不仅那些说话的人，而且那些观察、听讲和判断的人也应当被视为世界事务中的一种因素。总之，我们正在为我们的生存而战，为比生命本身更宝贵的事业而战。我们无权设想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只有我们克尽职责，胜利才是必然的。严肃而建设性的批评，或者在秘密会议中的批评，均有很大的优点；但是，下议院的责任在于支持政府，或者更换政府。如果下议院不能更换政府，就应当支持它。在战时，没有什么中间方案可以执行。5月份这两天的辩论已在国外造成有害的影响。仅仅是敌对的演说传至国外，我们的敌人就会对此大加利用。
经常关于战争问题的辩论之后，接着就是表决，或者为表决提供机会；我因此深信，下议院中绝大多数的意见不仅要在表决中确切地明白地表示出来，而且，在以后的时日里也当如此；而那些力量较弱的弟兄们，如果我可以这样称呼他们的话，将不容许篡夺或垄断下议院的特权和高贵的权威。
下议院的大多数必须克尽职责。我所要求的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作出决定。
报纸中现在有一种煽动性的论调，在议会的一些敌对的演说中也找到了共鸣，那就是要免去我全面指挥与监督战争的职权。我不想在今天详细进行辩解，因为，在近日辩论中已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在目前的安排下，三军参谋长几乎不间断地举行会议，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