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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登先生在1月25日赴巴黎与法国进行磋商。这时他对前途的信心一定已经减弱了。现在一切都以接近意大利是否成功而定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给美国总统的复信中曾着重地加以说明。法国政府极力向艾登先生表示，西班牙问题必须列为全面解决对意关系问题的一部分；对于这一点，艾登无须多说就完全同意。2月10日，首相和外交大臣接见格伦迪伯爵。当时格伦迪宣称意大利原则上准备开始谈判。
2月15日，消息传来说，奥地利总理许施尼格被迫接受德国的条件，任命纳粹主要人物赛斯——英夸特为内政部长和公安部长，参加奥地利内阁。这一严重事件，并没有消除张伯伦先生和艾登先生之间的紧张关系。2月18日，他们再度和格伦迪伯爵会面。这是他们两人在公务上最后一次合作。
意大利大使既拒绝讨论意大利对奥地利的立场，也拒绝考虑英国所提的撤退在西班牙的志愿军，或所谓志愿军（就是指意大利的五个师的正规军）的计划。格伦迪要求在罗马举行一般性的会谈。首相早有此意，而外交大臣则强烈反对这一步骤。
此后就是冗长的磋商和内阁里的会议。关于这些，现在已经公布的唯一权威记述，就是《张伯伦先生传》这本书。据法伊林教授说，首相“让内阁知道，到现在，不是艾登辞职就是他自己辞职”。法伊林从获准利用的若干日记和私人函件中引述首相下面所说的话：“我认为必须把话说明白，我不能接受任何意义相反的决定。”法伊林写道：“内阁一致同意首相的意见，虽然有一些保留。”我们不知道这些话是在什么时候怎样在冗长的会议上提出的，但在最后，艾登先生终于很简单地提出了辞职。理由是他不能同意在这个阶段中和在这些情况下举行罗马会谈。他的同僚们对他提出辞职都感到十分诧异，法伊林先生说他们“大为震动”。他们不知道外交大臣和首相之间的分歧已经到了非破裂不可的程度。显然，如果他们知道这件事会牵涉到艾登先生的辞职，那就将成为一个会引起更大和更广泛的争论的新问题。然而，他们专门讨论了这件引起争议的事情的是非曲直。那一整天的其余时间则用来极力使外交大臣改变初衷。张伯伦先生对内阁的苦恼也很难过。“看到我的同僚这样地感到吃惊，我提议休会，明天再继续举行。”但艾登认为再找什么表白的话也没有用。到20日的午夜，他的辞职最后决定下来。首相说，“依我看，他是很光荣的。”哈利法克斯立即被任命为外交大臣。①
①法伊林，前引书，第338页。
外面当然事先也知道内阁发生了严重分歧，虽则原因还不清楚。我早已听到一些消息，但很小心没有告诉艾登先生。
我希望他在充分确立他的理由之前，无论如何不要辞职，以便他在议会的许多朋友有机会把问题揭露出来。但这时的政府是那么强大和高高在上，所以这场斗争只好在内阁密室中，主要在两个人之间去解决了。
2月20日深夜，我坐在恰特韦尔庄园我的那间老房间里（像我现在常常坐在那里一样）。我接到一个电话，告诉我说，艾登已经辞职了。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心顿时沉了下来。一时间，我被失望的暗潮所淹没。在我漫长的一生中，经过多少盛衰荣辱。在不久就到来的战争期中，甚至战时最黑暗的日子里，我的睡眠从来没有成过问题。在1940年的危机中，那时我身负许多重任，以及在后来五年中，常常遇到令人焦灼和极其棘手的事情，但在一天的工作做完之后，还是能够一躺下就睡着——当然，要是有紧急的事情就叫我起来。我总是睡得很香，醒来神志清爽，没有什么感触，胃口很好，把早上送上来的早点盒里的东西，不管什么就狼吞虎咽地吃掉。
但现在，在1938年2月20日之夜，也只有在这一夜，我睡不着了。从半夜直到天明，我躺在床上，心里又难过又担忧。
眼前是一个坚强的年青人，他巍然屹立，顶住那股长长的、忧郁的、慢吞吞地流过来的潮流。那是一股毫无主见、动不动就屈服的潮流，也是估计错误、冲击微弱的潮流。如果让我来处理他的事，在许多方面一定会和他不同；但这个时候，在我看来，他代表英国民族的全部希望；而这一个伟大古老的英国民族，曾对人类有过许多贡献，今后仍将有所贡献。现在这个人却离开他的职位了。我凝视着阳光慢慢地穿过窗户，在我的内心中看到了站在我前面的“死神”的影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风云紧急……第十五章 强夺奥地利
第十五章 强夺奥地利
1938年2月
“奥托计划”——希特勒取得最高统率权——奥总理奉召去贝希特斯加登——他面临严峻的考验——许施尼格的失败——2月2日希特勒的国会演说——关于艾登先生辞职事件的辩论——希特勒与墨索里尼沆瀣一气——奥地利公民投票——入侵奥地利——希特勒受恩于墨索里尼——胜利进军维也纳和它的背景——欢送里宾特洛甫的午宴——3月12日的辩论——维也纳陷落的后果——捷克斯洛伐克的危险——张伯伦先生和苏联的提议——侧面打击——与德·瓦勒拉先生的谈判——放弃爱尔兰各港——英国的重大损失——爱尔兰的中立——我的无效抗议。
在现代，国家战败以后，往往仍保持国家的结构、国家的本体，以及他们的档案机密。在这一次，战争一直打到底，我们获得了许多材料，知道了敌人的内幕。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相当准确地把我们那时的情报和行动加以核实。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希特勒在1936年7月怎样下令德国参谋部草拟一旦时机成熟占领奥国的军事计划。这个作战计划，命名为“奥托计划”。经过一年之后，到1937年6月24日，他又发出一个特别的指令，把这个计划具体化。11月5日他向他的军事将领披露他的未来计划。德国必须有更多的“生存空间”。最好能在东欧——波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来取得。
为了取得这些地方，不免要引起一场大战，附带还要消灭现在住在这个区域内的居民。德国势必对付两个“可恨的敌人”——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是“不会容忍站在欧洲中心的德国巨人”的。为了利用德国在军火生产方面所占的优势，为了利用由纳粹党鼓动起来并以纳粹党为代表的爱国热情，德国必须一遇可乘之机就发动战争，要在这两个明摆着的敌人还没有准备好以前就先行下手。
纽赖特、弗里奇，甚至布洛姆堡，这些受德国外交部、参谋部和军官团的观点影响的人，听到这个政策就大为震恐。他们认为要冒的风险太大了。他们承认，由于元首的果敢，已使德国在军备的任何方面都确实走在各协约国的前面。德国的陆军正在逐月成熟，而法国内部的腐败和英国的缺乏坚决意志，都是有可能起充分作用的有利因素。一切都在顺利地进行着，再过两年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必须要有建立完善的作战机构的时间；元首只须不时作一番和解性的演说，就可以使无用的颓废堕落的民主国家饶舌一番了，但希特勒并不确信这一点。他的天才告诉他，胜利不是通过绝对有把握的道路来取得的，风险是必须冒的，突然的跃进是必须的。过去的成功，第一次是重整军备，第二次是恢复征兵，第三次是重占莱茵兰，第四次是同墨索里尼意大利的接近，这都使他大获成功，得意洋洋。如果要等到万事俱备，也许就会贻误时机，为时过晚了。历史学家和别的人，那些不必考虑每天怎样过和怎样去行动的人，也许可以很容易地说，如果希特勒继续扩充实力两三年之后才动手，他或者早已掌握全世界的整个命运了。不过后来的事实并非如此。在人类生命或国家生活中，并不存在十拿九稳这回事。希特勒决定赶快进行，要在他的全盛时期发动战争。
布洛姆堡因为不相匹配的婚姻事件，使他在军官团的势力有所削弱，首先被免职了；然后，在1938年2月4日，希特勒又解除了弗里奇的职务，亲自掌握武装部队的最高指挥权。元首不仅对国家的政策，也对军事机构掌握了直接支配权。因为一个人好歹是有天赋的和权力很大的，对别人又能施加那么可怕的惩罚，他总要尽可能在极其广大的领域内来充分发挥他个人的意志。他这时的权力与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和耶拿战争以后的权力颇为相似；当然他没有拿破仑驰骋战场亲自指挥，获得重大战役胜利的光荣。他的光荣是由政治和外交方面的胜利而得来的；他周围的人和追随者们都知道，这种胜利完全出于他一人，出于他的判断能力和敢作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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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之渴望吞并奥地利共和国，除了在《我的奋斗》中明白说过他决心把所有条顿种族纳入帝国里面这个理由之外，他还有两个理由。如果奥地利归德国所有，就是既打开了捷克的门户，也获得了通往西南欧的更为宽广的道路。自从1934年7月多尔富斯总理被奥地利纳粹党暗杀以来，用金钱、阴谋、暴力来进行颠覆独立的奥地利政府的活动，始终没有停止。奥地利境内的纳粹运动，随着希特勒在别处取得的成功，无论在德国国内或对协约国方面取得的成功而日益壮大起来，但它必须逐步前进。在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