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残暴政权就驱赶他们向前进。
希特勒现在可以随意出击了。他所采用的一系列步骤，并未遇到欧洲两个自由的民主国家的有效抵抗；在美国方面，除了高瞻远瞩的总统以外，也只是逐渐引起人们注意罢了。在1935年，有获胜希望的和平努力，到现在却几乎完全失败了。
墨索里尼已在阿比西尼亚获胜，他公然对抗国际联盟，尤其是对抗英国，结果获得成功。他现在痛恨我们，和我们疏远，而与希特勒携手。柏林——罗马轴心已经形成。现在正如事实所表明的，防止战争，或者用类似战争的实力试探来延缓战争，现在已经没有多大成功希望了。对于英法两国来说，现在除了等待挑战到来之外，只有尽可能作好准备。
也许还有时间来建立一种“集体安全”，这种集体安全的基础应该是有关各国准备使用武力来执行国际联盟决议的明显决心。各民主国家及其附属国，无论就其目前的实力或潜力而论，都比独裁国家强得多，但是它们的地位和它们的敌人相比，已比十二个月以前削弱了一半以上。被惰性和怯懦所束缚的善良动机，无论如何敌不过武装的和坚决的邪恶。对和平的真诚热爱，绝不能为糊里糊涂使千百万平民卷入全面战争进行辩解。在善意但软弱的大会中的欢呼，不久就寂然无声，他们的票数不久也要作废。大难日益逼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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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曾在1935年拒绝和破坏西方国家商讨东欧洛迦诺公约的努力。现在新德国说它自己是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堡垒；
他们说，他们绝不可能同苏联合作。12月18日，希特勒在柏林对波兰大使说，“他坚决反对西方与俄国合作。”在这种情绪下，他力图阻碍和破坏法国与莫斯科达成直接协议的努力。
法苏条约是在五月签字的，但未得到任何一方批准。阻止条约的批准，就成为德国的主要目标。赖伐尔从柏林方面得到警告，说如果法国批准条约，以后就不必希望法德作进一步的接近。后来赖伐尔表示不愿坚持批准条约已很明显，但这对事实并无影响。
1936年1月，新任法国外长弗朗丹来到伦敦，参加乔治五世的葬礼。在他抵达的当晚，他在唐宁街与鲍德温先生和艾登先生共进晚餐。他们谈到如德国破坏洛迦诺条约英法两国将采取的态度。这时法国政府正准备批准法苏条约，所以希特勒很可能采取这个步骤。弗朗丹就征询法国内阁和参谋部的正式意见。据他的记载，他2月间在日内瓦通知艾登先生说，如德国破坏条约，法国的武装部队即将听受国联的指挥。他向艾登提出，希望英国将遵照洛迦诺公约的条款给予援助。
2月28日，法国国会批准《法苏条约》，次日，法国驻柏林大使奉命拜会德国政府，询问在什么基础之上可以举行法德谅解的一般谈判。希特勒答称要有几天的考虑。3月7日上午十点，德国外交部长纽赖特先生邀请英、法、比、意各国大使到威廉街，向他们宣布德国的建议：订立二十五年公约，莱茵河边界两边设非军事地带，订立限制空军的条约，以及同东西方邻国为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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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兰的“非军事地带”，是根据凡尔赛和约的第42、43、44各条成立的。这些条文，宣布德国不得在莱茵河西岸或五十公里内的东岸设防。在这个地带内，德国也不得有任何军事力量，不得在任何时间进行军事演习，或保持供军事动员之用的任何设备。在这些条文之上的，则是曾由双方自由谈判订立的洛迦诺公约。在这个条约中，缔约国个别地和集体地保证德比和德法边界的永久性。公约第二条，德国、法国和比利时保证不越过这些边界进行侵犯或攻击。如果凡尔赛和约第42或43条被侵犯，则这种破坏条约的行为就构成了“无故的侵略行为”，被侵犯的缔约国可以因为他国在非军事地带内集结军队而要求立即采取行动。这种破坏行为应该立即向国际联盟提出，而国联在确定破坏行为属实之后，必须向缔约国建议：它们必须对受侵国提供军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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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6年3月7日同一天中午，也就是希特勒提出二十五年公约后两小时，他在国会宣布他准备重行占领莱茵兰，就在他说话的同时，德国军队连续越过边界，进入该区所有的德国重要城镇。他们到处受到欢迎，但他们也深恐协约国有所行动。与此同时，为了迷惑英美舆论，希特勒宣布这次占领纯属象征性质。在伦敦的德国大使递交艾登先生一项建议，其内容与纽赖特当天早上在柏林交给洛迦诺各缔约国大使的建议相同。这个建议使大西洋两岸所有愿意上当的人就此心安理得。艾登先生对德国大使给予一个严肃的答复。自然，现在我们知道，希特勒当时这种和解性的提议，不过是他阴谋的一部分，用以遮掩他的违约行为罢了。这种违约行为的成功，对于他的威望从而对他计划的第二步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这不仅是破坏了在战争中用武力给德国规定的条约义务，并违反了在和平时期双方完全自愿签订的洛迦诺公约，而且还利用了协约国友好地在规定日期之前提早几年撤出莱茵兰的行动。消息传出，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由萨罗任总理、弗朗丹任外长的法国政府，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地加以谴责，并向它所有的盟国和国际联盟提出呼吁。这时候，法国博得“小协约国”，即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效忠。
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也同法国的体系联结起来。鉴于英国曾经提出过保障法国边界和抵抗德国侵略的保证，而且曾对法国施加压力，使法国提前撤出莱茵兰，法国尤其有权要求英国援助。如果世上有所谓破坏条约这么一回事，那么，德国的行为就是破坏条约的行为，不仅破坏了凡尔赛条约，也破坏了洛迦诺公约，因而各缔约国同样有约束力的条约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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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国来说，这是一个充满不祥之兆的冲击。萨罗和弗朗丹马上想实行全国总动员。如果他们能做得到的话，他们就动员了，这样就可以迫使所有其他的人非跟他们走不可。这对法国是一个生死关头，但他们似乎非有英国的同意就不能有所行动。这只是一种解释，但不能使人原谅。这是有关法国生死存亡的问题，任何名符其实的法国政府应该早就下定决心信赖条约义务。在这些急剧变化的年头，人选不断变动的法国政府，它的各个部长不止一次借口英国搞和平主义来为他们自己也搞和平主义辩护。情形也许确是如此，英国从来没有鼓励他们去抵抗德国的侵略。恰恰相反，如果说他们行动踌躇，他们的英国盟友却毫不踌躇地对他们加以种种劝阻。在整个星期日中，伦敦和巴黎之间频繁地通电话，对话时十分激动。英国政府劝告法国人暂时等待，以便两国在充分考虑后才采取共同行动。好一个退却的挡箭牌！
伦敦非官方的反应也很冷淡。劳合·乔治匆忙地说：“依我的判断，希特勒先生的最大罪行，不是破坏条约，因为事前有过刺激的原因。”他接着说：“我希望我们保持冷静的头脑。”所谓刺激的原因，显然指协约国的裁军还裁得不够。斯诺登勋爵则把希望寄托于希特勒所提出的互不侵犯条约上，他说希特勒过去的和平建议没有被人理睬，但各国人民将不允许这次的和平建议再被忽视。这类言论，也许表现了当时英国舆论的错误倾向，但是讲这种话的人也不见得光彩。英国内阁总想走阻力最小的路线，觉得最便当的出路莫过于敦促法国向国际联盟再度提出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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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内也有重大的分歧。总的来说，政治家希望军队动员，向希特勒提出最后通牒，而将军们正如他们德国方面的对手一样，则要求镇静、忍耐与延缓。我们现在才知道这时希特勒与德国最高军事当局之间所发生的意见冲突。如果法国政府真的动员了近一百个师的法国陆军（当时，大家还错误地以为这是欧洲最强的陆军），德国参谋部就肯定会迫使希特勒撤退进驻的军队。这对他的妄求会起抑制作用，因而也许会给他的统治以致命打击。在这里必须记住，这时候，即使单以法国一国之力，没有其他的援助，也可以把德国人逐出莱茵兰，而只要法国开始行动，并援引洛迦诺公约，就一定可以取得英国的援助。但事实上，法国迟迟不见行动，瘫痪无力，因而永远失去了本来不必经过大战就可以阻止希特勒野心的最后机会。与此相反，法国政府经英国的怂恿，把担子推到国际联盟的肩上，而国联由于前一年制裁的失败和英德海军协定，早已受到削弱，失去锐气了。
3月9日星期一，艾登先生偕哈利法克斯勋爵和拉尔弗·威格拉姆前赴巴黎。最初的计划是准备在巴黎举行国际联盟的会议的，但不久威格拉姆奉艾登之命，赴法邀请弗朗丹到伦敦来，把国联的会议改在英国举行，这样法国就会获得英国更有力的支持。对这位忠实的官员来说，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使命。3月11日他回到伦敦后便立刻来看我，并把全部情形告诉了我。弗朗丹本人于深夜抵达伦敦，在星期四早晨约八点半钟左右，他到莫佩思大厦我住的地方来看我。他告诉我说，他要求英国政府同意两国同时动员陆、海、空三军，又说他已经获得“小协约国”和其他国家的支持。他给我念一张长长的单子，上面开列他收到的各国的答复。毫无问题，上次大战中的协约国，仍然拥有强大的实力，他们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