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顿）战区，希腊军队攻入阿尔巴尼亚，于11月22日进占科尔察。在平都斯山脉北部的中心战区，意大利的一个山地师全军覆没。在沿海地区，意军刚一开始时长驱直入，但又匆忙从卡拉马斯河撤退。在帕帕戈斯将军的统率下，希腊军队在山地战中显示了高超的战术，他们出奇制胜，从两翼包抄敌人。到年末，他们英勇善战的结果，迫使意军沿整个战线从阿尔巴尼亚边境后撤三十哩。意大利的二十七个师被希腊的十六个师围困在阿尔巴尼亚达数月之久。希腊出色的抗战，大大地鼓舞了其他巴尔干国家，而墨索里尼的威望则一落千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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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内维尔·张伯伦先生在他的故乡汉普夏郡逝世。我曾得到英王的许可，把内阁的文件送到他家里去，他在临死的前几天，一直是不顾重病，非常关心国事。他临终时显得十分安详。我想，他死时必须感到心中非常宽慰，知道他的国家至少已摆脱了困境。
11月12日，当议会刚一召开时，我就致辞称赞他的为人和事迹。
我们在临终之际，都要对我们自己的言行反复省察。上天没有赋予人类在很大的程度上预见或预言事态演变的能力，这对人类来说是幸事，不然，生活就难以忍受。在一个时期，人们似乎做得对，在另一个时期，似乎又做错了。然后，过了几年，经过较长时间的深刻观察，以往一切，又事过境迁，显得迥然不同。事物有新的准绳。有另外的价值尺度。历史，带着一盏闪烁的灯，沿着过往的陈迹踉跄前进，试图重现它的情景，再响起它的回声，用黯淡的光激发昔日的感情。这一切有什么价值呢？一个人的唯一的向导就是他的良心；他追忆往事时，唯一的盾牌是他的行为正直和诚实。踏上人生的旅程而不举起这面盾牌，那是非常孟浪的，因为我们时常由于希望破灭和计划落空而受到嘲弄；但是，只要我们举起这面盾牌，就不管命运怎样捉弄我们，我们都可永远在光荣的行列中前进。
不管历史对这些惊心动魄的岁月可能说些什么或不说什么，但是，我们确信，内维尔·张伯伦曾经十分诚实地按照他的智慧，最大限度地运用他那巨大的能力和权力，竭力从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涂炭生灵的可怕的战争中把世界拯救出来。……希特勒先生大言不惭，故作姿态，胡说他只希望和平。这些狂言呓语，在内维尔·张伯伦肃穆的墓前值得一提吗？漫长艰苦而又凶险莫测的岁月摆在我们的面前，但我们至少是团结起来，怀着纯洁的心向前走去了。……
他同他已故的父亲和哥哥奥斯汀一样，都是下院知名的议员；我们，各政党的成员，今晨一个不缺地聚集在这里，追悼一位配得上狄斯累利所称的“英国的财富”的人，我们都觉得，这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国家都是一种光荣。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最光辉的时刻……第二十八章 租借法案
第二十八章 租借法案
罗斯福再次当选总统——英国在美国的军火合同——洛西恩勋爵到迪奇利来见我——1939年11月，“现金购货，运输自理”——在晦暗不明的战争中英国损失的美元——1940年5月，一个新时代——我草拟1940年12月8日致总统的信——大不列颠和美国的共同利益——需要预先规划——英国自6月以来的恢复——即将于1941年到来的大西洋上的危机——我们船舶的损失——英、德战舰的力量——日本的威胁——大西洋上的生命线——美国对爱尔兰的影响——我要求每月多供给两千架飞机——陆军的装备——怎样支付账款——向美国呼吁——总统的发明：“租借法案”——他12月17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消去美元的符号”——向国会提出“租借法案”——菲利浦·洛西恩忽然逝世——我挑选哈利法克斯勋爵为他的继任人——我赞赏哈利法克斯勋爵——艾登先生像重归故里似的回到外交部——马杰森上尉出任陆军大臣——等待“租借法案”通过——致总统的新年贺电。
这时，在一片刀枪交响和大炮轰鸣声中，在我们面前浮现一件另外一种决定世界命运的大事。美国于11月5日举行总统选举。尽管这四年一度的竞选你争我夺，激烈进行，尽管两个大党在国内问题上有着重大的分歧，但是，共和与民主两党的领袖人物都一样，非常重视这“崇高的事业”。11月2日，罗斯福先生在克利夫兰说：“我们的政策，是向那些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对面仍在抵抗侵略的国家提供一切可能的物质援助。”同一天，他的竞选对手温得尔·威尔基先生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宣称：“我们大家——共和党人、民主党人和独立党人——都赞成支援英勇的英国人民。我们必须向他们提供我国工业的产品。”
这扩大的爱国主义保障了美国联邦的安全和我们的生存，但是，我仍然是非常不安地等待着竞选的结果。没有任何一个新上台的人能够具有或在短期内取得富兰克林·罗斯福那样的知识和经验。谁也没有他那样的指挥才能。我个人和他的关系，是经我极其小心谨慎地建立起来的，而且似已达到了推心置腹、亲密无间的程度，在我的全部思想中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因素。要结束这种慢慢建立起来的友谊，要中断我们正在进行的种种商谈，去同一个在思想状况和个性上都陌生的人重新谈起，这对于我不是一件令人快意的事。自从敦刻尔克之后，我还没有感到过这样的焦灼不安。当我得到罗斯福总统再度当选的消息后，我的欣慰之情真是难以形容。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0年11月6日
我认为，在选举进行之际，我身为外国人，对美国政治发表任何意见都是不合适的，但是，现在，我相信你不会责备我，如果我说我曾经祝愿你取得成功，并且现在为你取得了成功感到庆幸。这并不是说，在我们两国都有义务来挽救的岌岌可危的世界大局上，除了你充分公正而自由地运用你的智谋以外，我还有其他的希求。我们正面临显然是一场旷日持久、日益扩大的战争的阴暗局面，我盼望能够本着我在战争爆发出掌海军部时就在我们两人之间成长起来的互相信赖和以诚相见的精神同你交换意见。事情正在发展，只要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还有说英语的人，就不会对这些事情置若罔闻，在我因美国人民再次把这副艰巨的重担托付给你而深感欣慰的时候，必须在此表明我这一坚定的信念：我们循着智慧的光辉航行，必将平安地到达目的地。
真奇怪，我一直没有收到这份电报的复电。它很可能是被压在一大堆贺电里，由于公务紧急就搁在一边了。
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向美国提出军火定单，虽同美国陆军部、海军部和空军部磋商，但并不通过他们的手。由于我们在各方面的需要量日益增加，因而时常在许多地方发生定货重叠的现象，尽管大家都怀着一片好心，但仍有可能在较低级的官员中引起摩擦。斯退丁纽斯写道，“只有政府对一切防务用的物资采取单一的、统一的采购政策，才能完成我们当前的这项艰巨任务”。①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将统筹安排所有在美国的军火定单。总统在重新当选后的第三天就公开宣布按“根据实际经验得来的办法”来分配美国的军火产品。军火一出厂，就大致把其中的一半分给美国军队，另一半则分给英国和加拿大军队。战时物资优先分配局批准了英国的要求，答应在我们在美国定购的一万一千架飞机以外，再供应一万二千架。但是这笔钱怎么偿付呢？
①斯退丁纽斯：《租借法案》，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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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中旬，洛西恩勋爵从华盛顿乘飞机回国，同我在迪奇利一起盘桓了两天。人们劝我不要老是到契克斯去度周末，特别是在月圆的时候，恐怕敌人特别注意我的行踪。罗纳德·特里先生和他的夫人曾多次在他们牛津附近的又宽敞又精致的住宅里盛情接待我和我的僚属。迪奇利和布伦宁相距仅四五哩。我就在这样舒适的环境里接见了洛西恩大使。我觉得洛西恩完全变了。在我认识他的这些岁月里，他给我的印象是学识渊博，一派贵族气概，超然于世俗之上。他讲究风度，有主见，落落寡合，举止端庄，批评严苛，但他的态度却很轻松和活泼，始终是一位很好的伙伴。现在，在我们一起遭受严重的打击之下，我发现，他变成了一个十分踏实、凡事深思的人了。他对美国的态度了如指掌。他在主持“驱逐舰与海空军基地交换”的谈判中，曾博得华盛顿的好感和信任。他和总统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友谊，在回国之前一直和总统保持密切联系。他现在把全部心思都用来考虑“美元问题”；这的确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在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受中立法的约束，使总统不得不在1939年9月3日颁布禁运令，禁止把武器运往任何交战国家。十日之后，他召开国会，举行特别会议，考虑撤销禁令，因为这项禁令表面上似乎很公允，实际上却剥夺了英国和法国在运输军火和供应品方面拥有制海权的优越条件。经过好几个星期的讨论和争执，直到1939年11月底才撤销中立法，而代之以“现金购货，运输自理”的新原则。这样，在美国方面，仍然保持着一副严守中立的样子，因为美国人既可以把武器自由地卖给盟国，也可以自由地卖给德国。然而，事实上，我们的海军力量阻止了德国的一切海上运输，而英国和法国则只要他们有“现金购货”，就可以自由自在地“运输”。在这项新的法令通过后的第三天，以才能出众的阿瑟·珀维斯先生为首的采购委员会就开始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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