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有他们眼下占领或休息的地方，而另一方则控制所有其余的地方。我在波尔战争中已经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在那里，除了我们兵营和宿营地火力网范围以内的弹丸之地以外，我们一寸地盘也没有，而波尔人则到处驰骋，爱到哪里就到哪里。
这时，敌人从西方调来的兵力日益增加，到7月中旬，他们已经用两个师再加上另两个师的部分兵力恢复了他们的边界线。在8月初，我们的掩护部队由第七装甲师中的支援部队接替，包括第三科尔斯特里姆警卫队、第六十来福枪旅的第一团、第二来福枪旅、第十一轻骑兵团、第六皇家坦克营的一个分队和皇家骑炮兵的两个机械化炮兵中队，其中一个中队配备了反坦克炮。这一支小小的军队分布在一条长达六十哩的战线上，继续打击敌人，取得愈来愈大的战果。在战争的头三个月，意大利公布的伤亡人数几乎达到三千五百名，其中有七百人成了我们的战俘，我们方面的损失只有一百五十余人。这样，在意大利对大英帝国宣战的第一阶段，战事一开始就有利于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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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韦维尔将军为首的中东司令部建议，在马特鲁港的要塞阵地附近等待意大利的袭击。在我们能集结一个兵团以前，这似乎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于是我提出了下列任务：第一，尽量集结最大的兵力来对付意大利侵略者。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要在其他许多地方甘冒风险。我对于军事当局容许兵力分散感到痛心。当然应该在喀土穆和青尼罗河加强兵力，防御意大利占领下的阿比西尼亚边境，但是，把二万五千人——包括南非联邦旅和两旅精锐的西非军队——闲置在肯尼亚，意义安在呢？1907年末，我曾在塔纳河以北的某些地方旅行过。这是一片风景宜人的原野，但是食物不足。认为意大利打算用一万五千到两万名远征军携带着大炮和现代化的装备，跋涉四五百哩到达内罗毕，这种想法看来可笑。在肯尼亚前线的后面有乌干达的宽轨铁路。我们已经控制了大海，并且可以借海运和铁路来往调动军队，这种便利不是敌人借陆路运输所能比拟的。鉴于我们在交通上所占的优势，尽量靠近内罗毕和宽轨铁路与意大利远征军作战，对我们是有利的。
因此，那里并不需要大量的军队。更需要这些军队的地方是埃及三角洲。我的意见得到某些实现，不过是和处处设防这一模糊的观念进行了一番长期的剧烈斗争之后才取得的。
我曾竭力设法从新加坡抽调军队，并且将已经开到新加坡的澳大利亚师首先调到印度受训，然后再派往西非沙漠地带。巴勒斯坦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我们有许多精锐的部队散布在巴勒斯坦：一个澳大利亚师，一个新西兰旅和我们自己精锐的义勇骑兵师，全部配备或即将配备装甲车辆；还有近卫骑兵，他们仍旧骑马，不过渴望拥有现代化武器；此外，还有大批行政人员。我打算把特拉维夫的犹太人武装起来，只要他们有适当的武器就会对一切进犯者作顽强的斗争。在这一点上，我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阻力。我心中系念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与虚弱的意大利人和严重的空中威胁进行斗争，保证地中海的自由通航，从而使马耳他岛能固若金汤。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要使军用运输船队，特别是运输坦克和大炮的船只，可以取道地中海，而不必绕航好望角。看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值得冒许多风险。把一个师从英国绕道好望角送到埃及，这一师人在三个月内都无法在任何地方参加战争，但是，这三个月的时间是很宝贵的，何况我们拥有的师数也很少。最后，还有我们这个岛，目前正处在直接入侵的威胁之下。我们究竟能从我们的本土和总根据地抽调多少兵力去保卫中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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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在我的电报和备忘录中所表明的，从1940年7月开始，我就越来越系念中东的局势。那条沿海岸的长长的公路一直压在我的心头。我一再想用轻装而强有力的军队从海上登陆，去把它切断。不过，那时我们当然没有适当的坦克登陆艇，然而我们应当能够设计一种供这一军事行动需要的工具。如果把这一行动与一场大战结合起来，当可分散敌人前线的兵力，对我们十分有利。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0年7月10日
请将下列事项提交参谋长委员会：
是否作好计划，从利比亚调派大军前往埃及边境，切断敌人基本上赖以运输各种供应品的沿海汽车路？仅用空袭或从海上轰击是不够的。不过，假如我们用几个精锐的旅在敌人的交通线上占据几个城镇或其他适当的据点，加上海军的支持，便可使敌人长期受到骚扰，要调很多部队来应付，他们一来，我们就走，再去袭击另外的地点。当然，这样一种行动，只有等到大部分敌军已开过了截击点以后，才能奏效。
也许沙漠本身就能为敌人提供自由运输供应品的便利。我怀疑是否真是如此，如果是这样的话，意大利人又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修筑这条长长的公路呢？
至于何以未能制订一个妥善的计划，我至今仍然不明白。
事实上，我们在中东或突尼斯的将领们从来未被说服去作此尝试，但是在1943年，巴顿将军在攻占西西里的战斗中，曾经成功地作了几次这种性质的迂回运动，并且得到明确的效果。直到1944年，我才终于能够在安齐奥①作一次这样的试验。当然，这一次的规模大得多；尽管登陆成功，却没有达到我们所预期的决定性的效果。不过那是另一回事了。
①1944年，盟军企图突破意大利的坚强防线，占领罗马，曾在第勒尼安海岸安齐奥以北五十哩处登陆。——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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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希望某些对战争富有经验而且对这一战场深深关怀的大臣们积极谈论中东的战局。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1940年7月10日
我想，最好成立一个小型的大臣级常设委员会，包括陆军大臣［艾登先生］、印度事务大臣［艾默里先生］和殖民地事务大臣［劳埃德勋爵］，共同商讨中东战事的指挥（在这方面他们三人都有重大关系），并且告诉我，作为国防大臣应向内阁提出何种建议。请就此进行适当的安排。陆军大臣已同意担任主席。
艾登先生向该委员会报告了中东缺乏军队、装备和物资的情况，帝国参谋总长也同样感到不安。该委员会催促，将现在已经进驻埃及但实力远远不足的装甲师充分装备起来，并建议，一旦可以从国内抽调兵力，就尽早派去第二个装甲师。参谋长委员会同意这一结论，帝国总参谋长认为必须在国内危险逐渐减少而国外危险逐渐增加的情况下选定抽调兵力的时机。7月31日，艾登先生认为我们在几个星期内可以从国内抽调一部分坦克，如果打算在9月底运达中东，就必须取道地中海运送这些坦克和其他装备。尽管德国进攻我本土的形势日益紧张，我仍然完全同意了所有这样的想法，而且我也屡次向内阁提出了这一极其令人作难的抉择。
我对中东其他方面的事务也甚为关切。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0年7月23日
一万人的南非联邦旅在何处？它何以不参加中东的战争？
今天，我们已经同意，再以“旋风”式和其他新飞机增援南非空军。中东战役的配合情况如何？我最近命令成立的大臣级中东委员会作了些什么？目前既然打算在地中海进行大规模的海战，就更有必要用各种方法加紧和协同对意军在阿比西尼亚的阵地的进攻。务必将有关该地局势的报告送来，使我能在星期四早晨加以考虑。
我觉得迫切需要与韦维尔将军本人就利比亚沙漠地带急待解决的重大事项进行讨论。我以前还没有会见过这位杰出的、负有这么重大责任的军官，我要求陆军大臣，遇有适当的机会，就请他回国，作一星期的商讨。他于8月8日到达，与参谋人员反复进行了讨论，并同我和艾登先生作了几次长谈。那时中东司令部的工作异乎寻常地掺杂着许多极其复杂的军事、政治、外交和行政等问题。我和我的同僚在一年多的时间内经历了重重波折才领会到：要处理好供应的问题，就必须在一位总司令、一位国务大臣和一位殖民地行政长官之间分清他们各自在中东有哪些责任。我对韦维尔将军使用他拥有和支配的物资的大权虽不完全同意，但是，我认为最好还是由他来掌握。我仰慕他的优秀品质，而且大家对他的信心也使我感动。
这几次商谈，不论是在口头上或在书面上都是严肃的。我像往常一样，把我的主张白纸黑字地用书面记下来。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韦维尔将军 1940年8月10日
我非常感激你就埃及和索马里的形势向我作了详细的解说。我们还须对肯尼亚和阿比西尼亚的情况进行商讨。我已提到你在肯尼亚拥有的那支很强大的军队，即：由六千白种南非人所组成的联邦旅，他们可能是目前仅有的适于在辽阔的原野上作战的优秀部队；还有人数肯定不少于两千的东非移民部队，他们已完全适应了那个地方的水土；历经重重困难从西海岸运来的两个西非旅也有六千人；另外至少还有两个英王的非洲来福枪旅；总共至少有两万人，或者还更多些。
在中东的命运和其他许多事情的结果都将取决于亚历山大或苏伊士运河的战争的时候，为什么把他们都闲置在肯尼亚，在那里等着意大利从阿比西尼亚穿过重重困难的道路向南侵犯，或者让我们的军队也准备穿过那样困难的道路进攻阿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