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线也遭到破坏。 然后他们遭到的德国人的报复也是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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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们每杀死一个德国兵，盖世太保就枪杀５０个法国人作为报复。 有时候，德国人几乎是随意抓人杀死了事，作为对抵抗行动的惩罚。
二、迎接巴黎解放
在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２年之间，萨特真正有成效的工作还是写作。 历史并没有给他提供拿武器的机会，他还是用他那只笔来进行战斗，而且他用笔比起拿武器来，总还是显得要得心应手一些。 在这期间，他写了两个剧本，其中大量运用借古讽今的手法，或者描写古希腊篡权统治的暴政，抒发心中的忿恨；或者让剧中人大谈占领军、通敌分子和抵抗战士。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了《存在与虚无》的写作。１９４３年，萨特完成了他的剧作《苍蝇》。
剧作取材于古希腊的悲剧故事，但主题却有十分鲜明的当代性。 它告诉人们在选择了容忍犯罪之后，不应该总是生活在内疚之中，而应该勇敢地担当起自己自由的权利。 剧中的阿耳戈斯是一个充满血腥的罪恶国家，王后的奸夫埃斯托斯杀死了国王阿伽门农，并篡夺了王位。阿伽门农是当年希腊军队中的一员猛将，英勇善战，为希腊立过汗马功劳。他随希腊舰队凯旋而归，来治理阿耳戈斯。 那时阿耳戈斯还只是外省的一座小城市。 市民们早就看出了王后与埃癸斯托斯的奸情，但他们始终保持沉默。 善良的阿伽门农禁止死刑，而他们却需要刺激，想目睹一次暴死，所以他们明知道阿伽门农面临着血光之灾，那时只要有一个人出来说一句话，就足够挽救他们敬爱的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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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命，使国家免于伤风败俗的罪恶，但他们却依然什么也没有说。 在阿伽门农被害的那天上午，阿耳戈斯人听见国王在宫里痛苦地嚎叫，他们仍然一声不吭，整整一个上午，他们都躲在自己的屋里，屏声静气地听着国王惨叫。 第二天他们又像往常那样，继续寻欢作乐。 从此之后，这个城市到处都是血污，腥味扑鼻，墙上、神像上到处是洗不尽的血污，成群的苍蝇笼罩着这个城市，嗡嗡乱飞，每一只都有蜻蜓那么大。 阿耳戈斯的人民因为容忍了血腥的犯罪，并欢迎一个罪犯作为自己的国王，从此也陷入全国性的内疚与忏悔之中。在国王遇难时，他的儿子俄瑞斯忒斯被偷偷地送出城外，因而幸免于难。当他回来时，他已经长成一个健壮的青年。他和他的姐姐一起杀死了王后和篡位的国王，为父亲报了仇，为国家雪了耻。 但他拒绝坐上王位，而是骄傲地离开了阿耳戈斯。 临行前，他对蜂拥而来，想要打死他、撕碎他的人群说，他愿意为他们承担这个国家的罪恶和悔恨：
“你们的过错，你们的悔恨，你们夜间的苦恼，还有埃癸斯托斯的罪行，这一切都是属于我的，我把这一切都承担下来。别再害怕你们的那些鬼魂了，它们都是我名下的鬼魂了。 你们看，忠于你们的苍蝇都离开了你们，冲着我而来。但不要害怕，阿耳戈斯人：我不会血淋淋地坐在被我所杀的人的王位上的。一位神祇曾想把这王位让给我，我一口拒绝了。我想当一位既无土地也无臣民的国王。永别了，我的人民，设法好好生活下去，这儿一切都有待于开始……”
１９４３年春天，《苍蝇》正式在法国上演，并受到巴黎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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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欢迎，第一轮演出就连续演了２５场。 当然，评论家们都对这个剧的政治含义只能含糊其词。除了写剧本，萨特还参加了法国知识界的地下反抗组织，并接受共产党的邀请，参加了他们控制的全国作家委员会，并为地下报纸《法兰西文学报》撰稿。 这年夏天，萨特那本厚达７００多页的巨著《存在与虚无》出版。 在当时这本书并没有引起什么重视，但仅仅在两年以后，它就被视为存在主义的重要哲学著作，受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当代任何一部哲学著作。 它被隆重地再版，战后许多世界级的大哲学家，如罗素，卢卡奇等，都对这本书发表了评论。１９４４年，整个战局发生了转机。 德国人在美英军队的打击下，不得不撤非洲，处于战略守势。 盟军空军已经掌握了制空权，在莱茵河地区和汉堡进行大规模轰炸。 在东线，苏联军队发动了规模巨大的反击；在法国，“抵抗运动”十分活跃，德国人的汽车被炸，铁路不断遭到破坏。 萨特、西蒙。波伏娃与一伙新老朋友经常聚在一起，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交流对时局的看法。 那时，他们已经结识了《局外人》和《西绪福斯神话》的作者加缪、画家毕加索夫妇、精神病医生雅克。 拉康等一大批知识界的名流。 大家在一起自然是无话不谈。 他们认为，战争的胜利已指日可待，战争结束后将是他们这些人战斗的开始。 他们不可能去帮助建立一个与他们信仰格格不入的法国，但也不想再去推行那些已经明显过时的思想观念。 有一点大家是非常一致的，就是战后法国不应该是１９３９年前的法国的重现。他们感到未来世界的统治权将会转移到美国和苏联人手里，他们也意识到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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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未来的历史中将发挥出重要的作用。但他们还是不知道，今后是应该远离政治呢，还是在适当的时候参加共产党？
尽管这伙知识分子对未来充满了幻想，但他们眼前的处境却仍然十分严峻。 萨特担任了一家新的评论性刊物的主持人工作，还为一套哲学丛书担任编辑。 西蒙。 波伏娃、加缪、梅洛—庞蒂都是其中的骨干力量。 德国占领军不断张贴处决“恐怖分子”的照片和名单，逮捕随时都可能发生。 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的朋友中就经常有人被捕，其中包括奥尔加。 这些被捕者不一定参加了抵抗组织，往往只是与抵抗组织成员有交往，就被捕了，有的还被杀害。 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曾经为了营救其中的人而四处奔波。 所以，每当萨特参加什么秘密会议回来晚了，西蒙。 波伏娃都会提心吊胆。１９４４年６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成功。 在巴黎郊区，开始出现英美飞机，每夜对重要目标进行轰炸。 随着盟军的向巴黎的推进，德国占领者在巴黎对抵抗运动的镇压也日益疯狂。 由于全国作家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被捕了，而且他传出话来，说他已经供出了一些人的名字，所以加缪主张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暂时避一避。 他俩先在一个朋友家住了几天，然后到巴黎以北４０英里的一家乡村旅馆里租了间房住下来。这时英国广播公司发布了轰炸德国重要城市汉堡的消息——战火已经燃到德国人的后院了。整个巴黎都爆发了破坏活动。溃退中的德国人对“可疑分子”的镇压也决不手软，他们随时处决抓到的抵抗战士，把那些他们认为十分顽固的人吊死在大街两边的阳台上，在法国南部，他们将上千名法国人活活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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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１１日，美国军队推进到离巴黎只有５０多公里的夏尔特尔郊区。 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决定回巴黎去。 到巴黎的铁路随时都可能被切断，公路又尽是溃退的德国军队，他们只好骑自行车走小路回巴黎。 在半道上，他们乘了一段路的火车，正巧遇上了空袭，车头部分有好些人员伤亡，他们碰巧在列车后部，只是一场虚惊。 他们在巴黎一家较为僻静的旅馆住下来，与加缪取得了联系。 加缪告诉他们，抵抗运动领导人已经形成决议，巴黎应该自我解放。８月１８日，西蒙。 波伏娃看到德国军队沿街撤退。 第二天，巴黎的警察局、市政厅、火车站和大多数公共建筑物都落到了起义者手中。 在纳夫大桥上，法国一支小分队向德国护航队开了火。但德国人仍然控制着这个城市，第二天早晨，字旗还在塞纳河上空飘扬。萨特在全国作家委员会总部，加A缪和他的小组接管了通敌分子们丢弃的印刷机和编辑室，《战斗报》和《解放报》开始在街头出售。 街头上流言纷纷，有人说为了保全城市，德国人已同意撤离，有人说德国人在巴黎圣母院和大部分城市建筑下面装了炸药，要炸毁整个城市。一个星期过去了，德国人没有离开巴黎。从８月２２日起，萨特在新办的《战斗报》发表连续述评，描述和评论巴黎的局势，其中包括起义的总体情况，人们的希望、担心，并提醒人们防止过度行为。 在９月４日的文章中，萨特描述了人们欢迎菲利普。 勒克莱将军的第１０师浩浩荡荡开进巴黎的盛况。萨特在文章中评论说，“从来没有一次起义以这种形式亲近一支军队，从来没有人见过为游击战和狙击战而武装起来的平民战斗者在行进中受到与正规部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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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军官同样的喝采。 人们向他们所有的人欢呼，多半理解了这种爱国的和革命的行动的双重性质，感受到了包含在这非凡的典礼中的全部指望，但也觉察到了，关键不仅是把德国人赶出法国，而且是开始为新秩序作更艰难和更持久的奋斗。“
（转见《心心相印》第１４５——１４６页）
三、这是我们的时代
萨特说对了，建设法国战后新秩序果然是一场更艰难、更持久的奋斗。 市政厅的屋顶上，还有一些死硬的维希分子向广场上的数千群众开枪。 他们与德国人不一样，他们既不能撤退也不能投降，于是宁愿在这种自杀式的行动中送命。 但这都不是重要的，真正的艰难在于战后法国的各派政治力量之间难以实现平衡。 全国抵抗委员会的领袖戴高乐，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数百万党员的共产党，还有曾经默认德国人的统治而被戴高乐视为敌人的法国大资产阶级，现在戴高乐又需要他们来稳定法国，各派关于新法国的设想大相径庭，彼此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