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必要的书籍数量增加到使人眼花缭乱的程度。”
“在我古怪的昨天，”我说，“有一种普遍的迷信，认为从每个下午到第二天早晨之间总要发生许多事情，不了解它们仿佛是不光彩的。地球上充斥集体的幽灵，加拿大、巴西、比属刚果和欧洲共同市场。那些柏拉图式实体以前的历史几乎谁都不知道，但是人人都能如数家珍地说出最近一次教育家代表大会，迫在眉睫的两国断交由秘书的秘书起草的、一律谨慎而含混的总统文告。
“这些文件的目的是让人看了忘掉，因为不出几小时就有别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把它们抹掉。在各行各业中间，政治家的工作无疑是最显眼的。大使或者部长仿佛是残疾人，到东到西都有招摇的长车队，由摩托车手和随行人员包围，有急切的摄影记者等候。我母亲常说，这些人像是断了腿的。印在纸上的图像和文字比事物本身更真实。唯有出版的东西才是真的。存在是被感知，这是我们独特的世界观的原则、手段和目的。在我经历的昨天，人们很天真；制造商说商品好，并且一再重复，他们便信以为真。抢劫是经常发生的事，尽管谁都知道有了钱并不带来幸福和安宁。”
“钱？”他接口说。“贫穷是难以忍受的，富有是庸俗的最不舒服的形式，现在谁都不受贫富之罪了。人人各司其事。”
“像犹太教博士一样，”我说。
他仿佛没有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自顾自接着说下去。
“城市也没有了。我曾好奇地去勘察勃兰卡湾，从那里的废墟来看，湮没的东西不多。既没有财产，遗产也就不存在。一个人活到一百岁，已经成熟时，便准备面对自己，面对孤独。他已经生了一个儿子。”
“一个儿子？”我问道。
“对，只生一个。鼓励人类繁殖是不恰当的。有人认为神才具有宇宙意识，但谁都不能肯定神是否存在。我听说目前在讨论全世界的人逐渐或同时自杀的利弊。不过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正题。”
我同意了。
“满了百岁之后，人就能摆脱爱情和友谊。病痛和不由自主的死亡对他已不是威胁。他从事一门技艺，研究哲学、数学，或者独自下棋。他愿意时可以自杀。人既然是自己生命的主宰，当然也可以主宰自己的死亡。”
“这是引语吗？”我问他。
“当然。我们只剩下引语。语言本身就是系统的引语。”
“我那个时代的壮举，宇宙航行又怎么样？”我说。
“我们几世纪前就已放弃了那种航行。宇宙航行固然奇妙，但我们无从逃避此时此地。”
他微微一笑补充说：
“此外，任何旅行都属于宇宙范畴。从一个星球到另一个星球，和从这里到对面的农场并没有不同。你进入这个房间时也是一种宇宙航行。”
“确实如此，”我回说。“人们还谈到化学物质和动物。”
那人转过身去，望着窗外。外面的平原一片白雪，在月光下静悄悄的。
我鼓起勇气又问：
“还有博物馆和图书馆吗？”
“没有。除了写挽歌以外，我们要忘记昨天。纪念活动，一百周年，去世的人的塑像都没有了。各人需要的科学文学艺术都得由自己创造。”
“在那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必须成为他自己的萧伯纳、耶稣基督和阿基米德。”
他点头同意。我又问：
“政府呢？”
“根据传统，政府逐渐废弃不用。政府举行选举，宣布战争，征收税款，充公财产，下令逮捕，实行新闻检查，但是世界上谁都不听它的。新闻界不再发表政府要人的文章和相片。他们不得不寻找诚实的职业；有些成了优秀的丑角演员，有些成了好郎中。当然，现实比我说的要复杂。”
他声调一变说：
“我盖了这座房子，同别的房子一模一样。我制作了这些家具和器皿。我耕种田地，别人我没有见过，可能种得比我好。我给你看些东西。”
我跟他走进隔壁一个房间。他点燃一盏也是挂在天花板下的灯。角落里有一架只剩几根弦的竖琴。墙上挂着长方形的画布，色调以黄为主。
“这是我的作品，”他宣布说。
我察看那些画布，在最小的一幅前站停，画布上的图形大概是日落景色，意境无限深远。
“你喜欢的话可以拿去，作为一个未来的朋友的纪念，”他平静地说。
我向他道了谢，但是别的画布使我觉得别扭。我不能说它们是空白的，但和空白相差无几。
“你用老眼光是看不出上面的颜色的。”
他细长的手指拨弄竖琴琴弦，我几乎听不出什么声音。
那时候传来了敲门声。
一个高大的妇女和三四个男人进了屋。可以说他们是兄弟，或者年龄相仿，我的主人先对那妇女说话：
“我料到你今晚准来。你见过尼尔斯没有？”
“有时见见面。你还老画画。”
“但愿比你父亲画得好一些。”
手稿、图画、家具、器皿；家里什么都不留下。
那个女人和男人们一起搬运。我没有气力，帮不了他们的忙，觉得惭愧。谁都没有关门，我们搬了东西出去。我发现屋顶是双坡的。
走了十五分钟后，我们朝左拐弯。远处有一座塔形建筑，圆拱顶。
“那是火葬场，”不知谁说道。“里面有死亡室。据说发明者是个慈善家，名字大概是阿道夫·希特勒。”
守门人的身材并不叫我吃惊，他为我们打开铁栅栏。
我的主人嘟哝了几句话。他进去之前举手告别。
“雪还没有停，”那个妇女说。
我的坐落在墨西哥街的办公室里保存着那幅几千年后某个人画的画布，画布和颜料是当今世界通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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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韦利诺·阿雷东多
事情发生在蒙得维的亚，时间是1897年。
每星期六，几个朋友总是占着环球咖啡馆靠墙的那张桌子，正像那些正派的穷人一样，他们知道家里太寒碜，不能招待客人，但又想逃避自己的环境。他们都是蒙得维的亚人；一开始他们就觉得很难和阿雷东多搞熟，阿雷东多是从内地来的，不愿推心置腹，也不多问多说。他年纪二十出头；瘦削黝黑，身材要算矮的，动作有点笨拙。他的眼睛似乎睡迷迷的，但咄咄逼人，除此之外相貌十分平凡。他是布宜诺斯艾利斯街一家杂货店的店员，空余时间在学法律。当别人谴责战争，说战争替国家带来灾难，并且和大多数人一样说总统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拖延战争时，阿雷东多一声不吭。当别人取笑他，说他吝啬时，他也不言语。
白山之役后不久，阿雷东多对伙伴们说他有事去梅塞德斯，要离开一个时期。这个消息没有使谁感到不安。有人提醒他，对阿帕里西奥·萨拉维亚的高乔兵要多加小心啊雷东多笑笑回说他不怕白党。提醒他的人支持白党，不再说什么。
他同女朋友克拉拉告别时难分难舍。他说的还是那些话，不同的是，他说此去很忙，不会有空给她来信。克拉拉本来不喜欢写信，对这也没有意见。他们两人感情很好。
阿雷东多住在郊区。有个黑白混血女人伺候他，大战时期①，那女人的父母是阿雷东多家的奴隶，因此沿用了主人的姓。那女人十分可靠；阿雷东多吩咐她，不管有谁找他，就说他在乡下。他已经领了杂货店最后一个月的工资。
①指乌拉圭总统里韦拉反对阿根廷独裁者罗萨斯的1839至1852年间的战争。
他搬到后面泥地院子的一个房间。这个措施毫无用处，不过帮助他开始了他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幽禁生活。
他恢复了午睡的习惯，躺在狭窄的铁床上有点悲哀地望着空空的搁板。他把书全卖了，连法学入门的书也没有保留。他只剩一部《圣经》，以前从未看过，这次也不会看完。
他一页一页地翻阅，有时很感兴趣，有时又觉得腻烦，他强迫自己背出《出埃及记》的某些章节和《传道书》的结尾部分。他不想弄懂所看的东西。他是自由思想者，但每晚睡觉前必定要念祈祷文，来蒙得维的亚之前，他向母亲保证这样做，违反当儿子的诺言可能会给他带来厄运。
他知道他的目标是8月25日上午。他知道还要熬过的日子的确切数目。目标一旦实现，时间也就停止，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以后发生的事就无关重要了。他像期待幸福或者解脱那样期待着那一天。他拨停了钟，以免老是去看，但每晚听到黑暗中传来的午夜钟声时，他撕掉一张日历，心想：又少了一天。
最初，他想建立一种生活规律。他喝马黛茶，抽自己卷的烟，阅读浏览一定页数的书，当克莱门蒂娜给他端饭来时试图同她聊天，晚上熄灯之前复诵和润色某一篇演说。克莱门蒂娜上了年纪，同她攀谈不很容易，因为她的回忆停留在乡间和乡间的日常生活。
他有一个棋盘，自己胡下，从没有下完一盘。棋子缺一个车，他就用一颗子弹或者铜板代替。
为了打发时间，阿雷东多每天早晨用抹布和扫帚打扫房间，消灭蜘蛛。混血女人不喜欢看他干这种低三下四的琐事，这是她分内的活，再说阿雷东多也干不好。
他很想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但已经养成了天亮就起身的习惯，改不过来了。
他十分想念朋友们，由于他以前落落寡合，朋友们却不记挂他，不免使他伤心。一天下午，有个朋友来找他，没进门厅就给回绝了。混血女人不认识那人；阿雷东多怎么也想不起是谁。以前他很喜欢读报，现在当天的大小事情一概不知，使他难受。他不是善于沉思冥想的人。
白天黑夜对他说来没有差别，星期天却不好打发。
7月中旬，他发现把时间划分成小块是个错误，不管怎么样，时间不分昼夜，总在流逝。于是他海阔天空，任凭自己的想像驰骋，他想如今在流血的乌拉圭广袤的上地，他放过风筝的圣伊雷内沟堑纵横的田野，一头现在多半已死掉的两色矮马，赶牲口的人驱赶牲口时升腾的尘土，每个月从弗赖本托斯运来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