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小说作法”，所以她不能满足报刊这方面的要求。她认为写小说没有什么窍门，一个是读书，吸取前人的东西，丰富知识，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知之越多越好；二是动手写，犹如《红楼梦》中惜春学画，主要靠自己慢慢画，边画边提高。
在谈到作家和作品对她的影响时，谌容说她最崇拜的是鲁迅，对他的作品和为人都十分钦佩。中国古典小说中她最喜欢《红楼梦》。她在创作上一方面借鉴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白描手法，另一方面也受外国文艺技巧的影响。她上俄语学院时，参加了那里的“文学社”，读了不少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狄更斯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家都是写人的大师，她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些表现手法。她说她写东西力争做到自由一些，不管别人说是什么方法，看需要而应用，《人到中年》用回叙，少不了一些心理刻画；《周末》是用的传统白描；《玫瑰色的晚餐》是写意识活动；不同的需要用不同的方法。她近期的小说具有鲜明的“内省”色彩，能引起人们对社会历史和人生道路的深刻思索，这种表现手法与传统的小说写法有很大不同，处处流露出作家的主观意识，通过人物内心世界反映外部世界，现实和回忆、联想和梦幻，穿插交换，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感受性，但又不是西方意识流的简单移植，而仅仅是吸收了意识流的某些表现方法。她说，时代在前进，生活的节奏变快了，小说再不宜慢吞吞地描写，那样读者就不爱看。她不希望别人把她的作品进行对比，因为她每写一篇都在进行新的探索，尽量不雷同于别人，也不雷同于自己。作家追求的是一个“新”字，脑子就用在创新上，要立意新、思想新、人物新、语言新，她感到每写一篇作品都是在爬一次坡，是很艰苦的劳动，前面充满了坎坷不平，但要有勇气继续爬上去。
谌容的创作路子是相当宽广的，她长于写农村各类干部乃至普通社员（如中篇小说《白雪》），也熟悉广大知识分子；她写了两个长篇，四个中篇，一组短篇，但她的主要兴趣是致力于长篇，她觉得短篇这种东西“可遇不可求”。从明年开始，她打算谢绝约稿，关门写长篇，完成《光明与黑暗》。
在谈到约稿这类事时，她风趣地说，有人求稿心切，让她翻一下箱底，把过去写的东西找出来发表，她说她不能那样做，那样对作者编者都不利，弄不好会砸锅。有时半夜三更，一封电报来了，不知出了什么事情，悲喜莫测，拆开一看，原来是一封催稿电报，一场好梦随着电波消失，叫人啼笑不得。
她说，写小说不是机器包饺子，构思一篇很不容易，写出来了，不满意的不愿意往外拿。她讲到这里，使我不禁想起歌德的话：“有些高明的人不会临时应差写出肤浅的东西，他们的一生要求对他们的题目安安静静地进行深入的研究。这种人往往使我们感到不耐烦，我们不能从他们手里得到马上就要用的东西。但是，只有这条路才能导致登峰造极。”（《歌德谈话录》第35—36页）
谌容深感写作是很艰苦的劳动，她在她的一篇散文《病中》（见1980年第4期《文汇增刊》）已有透露：
巴尔扎克说：“创作是累人的劳动。”没有想到竟是这样的累人。作家的脑子就是劳动的车间，你病倒了，你的车间没有停工。安装在那里的各种机床昼夜不息地旋转着。生活的素材不断地被传送带输送进来。体验、分析、加工、提炼、构思、丰富。这里没有病假、没有公休、没有节日。这里是永远的运转，甚至在梦中。
这是病态：神经衰弱，精神分裂。这又是最佳的竞技状态：文思如潮，不可遏制。
这是她的心情的真实写照。目前，她感到对她和她的创作的评价，有些过奖了，“盛名之下，其实难符。”她是理解读者和编者对她的关心的，但为了答谢读者的热忱，她只有努力创作，写出新作呈献给他们，除此而外，别无他法。
（原载《长春》1980年第11期）
《人到中年》的思想和艺术
练文修
一
作为一部中篇小说，《人到中年》的情节是很简单的：中年眼科大夫陆文婷，在一个上午连续三次手术之后，心脏病突发，濒临死亡的边沿。借用她丈夫的一个专业术语，可以说这篇小说写的就是陆文婷的“断裂”。
陆文婷为什么“断裂”？
是她原来体质太弱吗？不是。在医院里，她算是“身强力壮”的，本院的保健科甚至没有她的病历档案。是她精神比较脆弱吗？也不是。当她还是一个普通的住院医生的时候，就敢于在一次查房之后，当着眼科主任和许多大夫的面，对主治医生的诊断提出怀疑；在批判“白专道路”，点了她的名之后，她还是不动声色，回家照样钻研业务；“文化大革命”中，她冒着“包庇叛徒”的危险，在造反派闯进手术室的情况下，坚持为病人做好了手术；在她病倒的前一天，为了让她的丈夫能把八小时变成十六小时，毅然决定让她丈夫搬到研究所去住，而把两个孩子，一大堆家务，独自承担下来。无疑，陆文婷正如她丈夫所常说的，是一个“坚强的女人”。
那么，是因为丈夫不够体贴？不。傅家杰是很爱自己的妻子的。仅有的一张三屉桌，他让给陆文婷使用，自己则屈居于床边的一叠箱子上，把一本本参考书摊在床铺，研究他的金属断裂专题；有了孩子之后，他便在屋里拉起一块绿色的塑料布，把三屉桌挪到布幔后面，希望能在这瓶瓶罐罐、哭哭啼啼的世界里，为妻子另辟一块安定的绿洲，使她能像以前那样夜夜攻读；“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实验室被封闭、研究专题被取消，他便把全部的聪明才智都用在家务上，使陆文婷免去了后顾之忧；甚至在他接受了陆文婷的建议，搬到研究所去，准备开始新的生活的时候，就在第一天中午，他原先不准备回家的决心便动摇了。他想起了妻子：“今天她在病房，手术能按时完吗？一想到她疲乏不堪地走进家里，又要手忙脚乱地做饭，总觉得过意不去。他还是蹬上车回家了。”是的，傅家杰是一个好丈夫。这一点陆文婷最清楚。所以她在昏迷中想起他们的爱情的时候，还是感到了生活的美好。爱情曾为垂危中的她注入了生的活力。
“断裂”的原因既不在陆文婷自己，也不在丈夫傅家杰。那么，在谁呢？
在院长赵天辉吗？他确实沾染了一些官僚习气，但作者并没有过分责备他。陆文婷病倒之后，他多次来看陆文婷；总是忍不住要把陆文婷的病和焦成思的手术连在一起，因而心里感到不安，甚至后悔自己当时竭力推荐了她；他要眼科搞出一份中年大夫的调查材料，决心拿了它去找市委，找卫生部，见庙就烧香，见神就磕头，“求爷爷，告奶奶，也要把这张状子递上去”；而当陆文婷出院的时候，也是他亲自打电话给行政处要来了一辆小卧车。透过这些行动，我们看到了陆文婷的“断裂”对他思想的冲击，看到他还有正常的人的感情和良心。
在“马列主义老太太”秦波吗？不错，秦波那两道不信任的眼光，那些不顾别人尊严的盘问，也曾使陆文婷感到难以忍受。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作者又反复强调，陆文婷并不把这一切放在心上。对于这些难缠的高干夫人，“她接触得多了，也就习以为常”，在她和秦波谈话之后，从院长办公室出来，是“心平似镜，一如往常”，“没有把秦波的刁难，视为难以忍受的凌辱”。显然，和这样的高干夫人打交道，她已经不止一次了，而且，秦波也未必就是其中最难缠的一个。何况焦成思又是那天上午三个手术中的第一个手术，谈不上是陆文婷“断裂”的直接诱因。
显然，作者并不把陆文婷“断裂”的原因，归结为某个个人。有人认为，没有在这一点上树起一个直接的对立面，是不好的。其实，正因为作者排除了个人的直接责任，才能引导我们从更复杂、更深广的社会背景上，去探讨这种“断裂”的原因。这正是作者对生活认识深刻的表现。
那么，陆文婷“断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从作品的具体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陆文婷是在工作和生活的双重重压底下，在身心两方面的超负荷运转中，产生“断裂”的。虽然她对生活没有任何非分的企求，“一间小屋，足以安身；两身布衣，足以御寒；三餐粗饭，足以充饥”。只要有一张平静的书桌读一点书，能够不受干扰地开一个夜车研究一点学问，她和她的丈夫就感到这一天过得非常充实。可是，随着两个孩子的出世，连这样简单的生活要求也达不到了。她经济上是拮据的，月月入不敷出，大街两旁琳琅满目的陈列橱窗，以及人行道上农民自由出售的稀缺的农副产品，都与她无缘；甚至想买一双白球鞋给孩子也难以办到。而工作的担子又是沉重的。老的老了，走的走了，骨干作用历史地落到了她的身上，甚至为“大官儿”看病，也得由她出场了。于是，“每天中午，不论酷暑和严寒，陆文婷往返奔波在医院和家庭之间，放下手术刀拿起切菜刀，脱下白大褂系上蓝围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分秒必争的战斗。从捅开炉子，到饭菜上桌，这一切必须在五十分钟内完成。这样，圆圆才能按时上学，家杰才能蹬车赶回研究所，她也才能准时到医院，穿上白大褂坐在诊室里，迎接第一个病人。”紧张忙碌到这种地步，甚至无法为小女儿扎个小辫儿，系上蝴蝶结；甚至住在北京，却已多年没去北海；甚至天天在医院走来走去，竟没有发现医院的院子里还有鸟儿。这样的超负荷运转，即使金属也会疲劳和“断裂”，何况乎人！
这样，作品就通过陆文婷的遭遇提出了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中年人的苦恼问题，中年人所肩负的重担和他们的实际待遇之间的矛�